然而，在他们童话般的爱情中也曾出现“偶然”。沈从文曾经在《水云》中深入探讨了“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作为一个任性诗情的作家，沈从文的灵感来源自然少不了爱情。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提笔含蓄，处处欲言又止。这篇文章被后世学者当作研究沈从文婚恋问题的重要依据。
他在文中细致地描写过他与一个名为“偶然”的女子的邂逅：
正像是这几句空话说中了“偶然”另外某种嗜好，“偶然”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美的有时也令人不愉快！譬如说，一个人刚好订婚，又凑巧……”我说，“啊！我知道了。你看了我写的故事一定难过起来了。不要难受，美丽总使人忧愁，可是还受用。那是我在海上受水云教育产生的幻影，并非实有其事！”“偶然”于是笑了。因为心被个故事已浸柔软，忽然明白这为古人担忧弱点已给客人发现，自然觉得不大好意思。因此不再说什么，把一双白手拉拉衣角，裹紧了膝头。那天穿的衣服，恰好是件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也许自己想起这种事，只是不经意的和我那故事巧合，也许又以为客人并不认为这是不经意，且认为是成心。所以在应对时间不免用较多微笑作为礼貌的装饰，与不安情绪的盖覆。
经后世人的几番考证，抽丝剥茧地挖出其中含义，最终确定书中的“偶然”就是女作家高青子。她是沈从文的书迷，文艺气质颇浓的一个年轻女子。按照这段记载，沈从文认识她的时候应该是在与张兆和订婚之后，两人在一次文艺沙龙中偶然邂逅，情愫萌生，引酿出一场长达数年的婚外情。
高青子的出场是蛊惑性的，服装打扮皆与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相同，类似于当下后宫戏中的后妃邀宠，爱慕中掺杂着些可爱的小心计。当她穿着“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宛然登场，举止娇羞，透露出如书中人一般的娇羞。如沈从文这般唯美诗意之人，自然是要就此沉沦。
不过，他与张兆和的婚礼还是如期而至，两人很快成婚，匆促简陋，倒也夫唱妇随，好不恬静。可是，“偶然”并未因为婚姻的来临而退场。
沈从文是个唯美的人，因此他会不顾一切地爱上高高在上的张兆和，把她供奉在神坛上，作匍匐的姿态。但是结婚之后的张兆和却成了忙于家事的糟糠妻，不异于任何一个家庭主妇，她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中渐渐地步下了神坛。平日里，她絮絮叨叨地催促沈从文添衣进餐，唠叨些家长里短，不顺心的时候，她也毫不留情，甚至指着沈从文的鼻子讽刺他不过是伪绅士做派。
距离的消失，让张兆和一下子从云端跌落，她身上的神秘魅力通通不见了。审美中带着理想主义的沈从文忽然觉得手足无措，对他来说，那种筑在琐碎与烟火上的婚姻大概是极不真实的，令他生惧。
现实的失落，或许才是出轨的催化剂。
1936年春天，在北总部胡同的“太太客厅”里，沈从文曾经向林徽因倾诉，他爱上了一个女子，并且把这种浓烈的情愫全部告诉了自己的妻子，正怀有身孕的张兆和因此一怒之下回到了娘家。
林徽因站在道德立场上劝说沈从文，让他回到妻子身边。然而，在书信中，林徽因却毫不讳言地向友人道：“这个安静、善解人意、‘多情’又‘坚毅’的人，一位小说家，又是如此一个天才。他使自己陷入这样一种情感纠葛，像任何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一样，对这种事陷入绝望。他的诗人气质造了他的反，使他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茫然不知所措，这使我想起了雪莱，也回想起志摩与他世俗苦痛的拼搏。可我又禁不住觉得好玩。他那天早晨竟是那么的迷人和讨人喜欢！而我坐在那里，又老又疲惫地跟他谈，骂他，劝他，和他讨论生活及其曲折，人类的天性、其动人之处和其中的悲剧、理想和现实！”
纯真似乎是文人的通病，比如把情史记在日记里的托尔斯泰，再如那个爱情态度天真到疯癫的徐志摩……看似坦诚的举止，一旦放入生活中，实在教人无力承受。沈从文的坦诚令张兆和受伤不轻，两人的感情也因此生出罅隙，一生未能弥补。
这段鲜为人知的外遇被发掘出土之后，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童话也被打碎。其实，沈从文与张兆和之间的生出的“偶然”又何尝不是必然。
他们俩的爱情，自始至终都是写在纸笺上的，鱼传尺素书，鸿雁通南北。爱情从书信中开始。婚后，因为时局之变，两人更是聚少离多。湘西、青岛、北平、昆明……沈从文又是一路漂泊，张兆和却屡屡因家事难以脱身。战火纷飞的年代，像他们这般分居两地的夫妻并不少见。然而，像他们这般爱写信和爱读信的夫妻可就难找几对了。
《湘行书简》、《飘零书简》、《川行书简》、《南行通信》……一封封沉甸甸的信件从各地寄到张兆和手中，她在做家事的间隙，洗濯双手，铺展开那一页页皱巴巴的纸笺。沉重的生活里，大概唯有这些文字能将她带出柴米油盐的世界，享受那份宛如少女时期的恋爱。
空间距离从来都不是他们之间的隔阂，即便天各一方，二人也能通过书信传情达意。在信中，沈从文对张兆和说：“我一离开你，就只想给你写信，也许你当时还应当再苛刻一点，残忍一点，尽挤我写几年信，你觉得更有意思！”
而张兆和曾经也在信中满足地写道：“我又欣喜你有爱写信的习惯，在这种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我应该是全北京城最富有的人了。”
不过，这份默契并未消弭他们之间的罅隙。抗战期间，大批学者南渡，沈从文那时也去云南任教，张兆和在乡间执教，依旧是两地分居。这期间，他再次遇到高青子，彼时她正好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任职。两人续写未曾了结的前缘，虽然这段感情很快因为高青子的离去而终结，对于张兆和来说，无疑是婚姻中的又一污点。
沈从文是山沟里的乡下人，阅历丰富，十几岁开始闯荡江湖，当过小兵，写过小说，本该世故老练，却满腔的天真孩子气。出身名门的张兆和反倒十分坚韧，少女时期的她被众人捧在手心，孤傲中微有些狡黠，嫁做人妇之后，却又能立即转变角色，踏踏实实地跟随一穷二白的沈从文，洗手作羹汤，灯下补旧衣，皆是任劳任怨。
据说张兆和的性格还很“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她在华北大学接受过革命教育，满腔热血地在家中宣扬革命精神。早年流亡的时候，她在给沈从文的信中就曾写过：“我还恨我们的生活不够窘迫，不能身经目击那许多变乱，彻底改造我们的生活，扫除一切虚伪的绅士小姐习性。 ”“文革”期间，59岁的张兆和下乡干活，比正值壮年的男女们还要卖力。而沈从文呢，作为一个不问国事的作家，他的梦想只是要建造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他为人最是“胆小自卑”，落笔却又极其放纵大胆，还曾经因为写过“艳情小说”而被郭沫若批评。
这样的两个人走到一起，难免会生出龃龉。沈从文与张兆和的悲剧，从来不是空间距离酿成的，心灵的距离比较严重。如张兆和曾在信中所说：“你觉得我是‘不可与谈’之人，我还有什么可说！”
沈从文的一生就是审美的一生。在生活最窘困的时候，他也要去淘古董，偷偷摸摸的，不能让张兆和知道，买完东西拿回家也要谎报价格，生怕妻子责怪。“文革”期间，他兢兢业业地研究文物，著作颇丰。
沈从文带着天真的唯美主义走过了一生，好像一个天真的孩童，即便在泥淖中打滚，瞳孔里看到的依旧是漫天星子。这样的人注定无法毕生钟情于一人，他只忠于自己的爱。当他对美的追求在张兆和身上得不到印证，那么，他只好从别处去寻。高青子的出现是“偶然”，亦是必然。她是那星河中的流星，迟早会来，然后倏然离去。
对于张兆和来说，狂风骤雨之后，旧景依旧。只是，昔日的圆满又怎能一成不变？她把对生活的坚忍态度用到了婚姻中，对丈夫的不忠并无过多干涉或指责。然而，心底的罅隙终究只有自己能看得到。
这么近，那么远
张兆和的名字多与沈从文并提，她是教师、编辑，甚至是作家，但她最更广为人知的身份还是沈从文的妻子。
近年来，有人企图以一个作家的身份来阐释张兆和，让她抛去沈从文之妻的光环，为之正名。这样的做法到头来也只是难圆其说，除却少数几篇小说散文能佐证其才女资本，张兆和的大多数文字还是见于《沈从文家书》中的柴米油盐。非得通过摆脱沈从文来让她在文学史中“独立”出来，倒显得有些刻意。
其实，无论是特洛伊的海伦，还是罗德斯岛的萨福，都自有其存在的意义。我们之所以今天还清晰地记得茅德·冈，记得她逾越时光的动人魅力，都拜赐于诗人叶芝写过的那首《当你老了》。张兆和一生亦是如此。
张兆和之于沈从文，是雕像式的存在。他写过很多人物，都是以张兆和为原型。她们无一例外地“黑而俏”，甚至名字就叫“三三”。然而，这些都只是浮华的假象，张兆和的性情和她们相去甚远。在沈从文的恋爱中，他爱上了一个女子的皮囊，爱上了她生动的音容笑貌，把她作为毕生的缪斯来供奉，然而，他却从未与她灵魂相接。
而张兆和呢，她的爱情始于书信，最终也未曾走出过书信。不管是在何种情况下，她都是沈从文唯一的倾听者。两地分居的日子里，他积蓄已久的感情都通过书信，洪流一般地注入她的生活中。
这段感情像是一个书写者和书迷的感情，掺杂着臆想和幻觉，因为距离而美丽。一旦距离消失，那些朦胧的美感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无限放大的瑕疵和格格不入的事实。
一直以来，关于沈从文和张兆和的传闻都是爱情佳话，因为文字会粉饰太平，给人一种虚假的美感。其实，作为身在其中的当局者，沈从文爱上的不过是那个被自己的文字改头换面的“三三”，他被自己的笔瞒骗。
从《沈从文家书》中可以看出，两人的书信往来是不对等的。沈从文的信都是长信，旅途中一气呵成，成摞地封入包裹，他甚至在书信中注明要如何剪裁信纸才便于阅读，那场面蔚为壮观。一页页粗纸陋笺中满载着渴盼与想念，他依旧是热恋时候的心绪，每一笔都是情书。
从一开始沈从文追求张兆和的时候，张就鲜少回信。后来有了儿女，更是抽不出多少时间来写信。《沈从文家书》中收录了不少她的回信，亦是草草。常常趁儿女酣眠，在炮声中匆匆写几笔。信中多记录着家庭里的琐碎：食物、开销、人情、衣被暖否、身体如何……对张兆和来说，这些皆是最要紧之事，言语殷切，十足的家书。
如此情书和家书的反差，恰好构成了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姻。沈从文始终用炽烈的文字来熨帖妻子的心，而张兆和则用勤勉与坚忍来撑起这个家庭。他们是彼此唯一的寄托，却一直未曾理解过对方。
文革期间，张兆和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在田野中忙得热火朝天。而沈从文在北京城里一边扫厕所，一边撰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昔日稚气而疯狂的作家，如今成了缄默不敢言的小老头儿。在文联的会议上，坐在角落里沉默不语的沈从文被邀发言，许久，他才缓缓张口：“我不会写小说了，现在我不会写小说了。从前我也不会写小说，只是写写回忆。 ”
沈从文的性格是顺从。他学历不高，未曾汲取过多少学院派的养分，他的人生哲学是天然的哲学：顺从人性，顺从自然，不掺杂质地作文、做人。然而，在那个年代，他的顺从就是反动，而当时与沈从文过从甚密的作家都被批评为“小资产阶级”。对沈从文来说，被排挤被批评或许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思想上的孤独。
他走在很多人之前，凌驾于整个时代之上，所以他是不被理解的。即便是同床共枕的张兆和也未能真正地理解他。张兆和对沈从文的懂，也只是限于生活的琐碎，知他冷暖饮食，劝他多写小说少写评论。或者，在他逝世之后，忍泪于棺木之侧，因为“他不喜欢人哭”。
在这段婚姻里，两地分居已成宿命，有时局之因，也有人为的意志在里面。两人一度同在北京，却也分居两处，沈从文每日与妻儿一同吃饭，然后再回去独居，实在令人费解。
沈从文晚年写“漫言七六老衰翁，百事齐头并进中。夜从空庭觇织女，鹊桥何日驾南东”。可见，他这一辈子都不曾享受过这“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日子。有人将之归咎于张兆和的“女神”心态，她喜欢的是写信的沈从文，而非现实中的沈从文，因而百般推辞，找借口分居。其实，只怕张兆和也被蒙蔽在这镜花水月的爱情中，一生不曾明白度过。
年轻时候，张兆和曾经与姐姐张允和谈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张允和认为，人与人之间，除了利用还有爱；而张兆和认为人间的一切关系都是利用，包括爱。
很多年以后，“黑而俏”的张兆和已经老去，双手布满皱纹，她独自摩挲着那些纸面发黄、边角起毛的旧书信。从文追求她时写的情书已经在战乱中遗失，剩下的不过是往后的来信，记录着婚姻中的一个个日子。她重读那些信，反刍这一世一同走过的道路，提笔写下：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
这段话是张兆和一生中最坦诚的独白，不仅诠释了沈从文，也诠释了自己和他们的爱情。如同廖一梅曾经在《柔软》中写过：“每个人都很孤独。在我们的一生中，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
理解有多难？是徐志摩死后陆小曼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亦是张兆和从第一封信到最后一封信的顿悟。
“作家妻子”这个头衔，向来华美而残酷，是荆棘冠冕，带刺的宝座。不管张兆和拥有多少身份，我们总是从沈从文行云流水的文章中认识这个女子的。她独享着民国最美的那支笔，也承受着世人难以理解的压力。作为一个妻子，她已然尽职尽责，作为一个作家的妻子，她的醒悟来得有些晚。
不过，所有的不理解都在他逝后泯灭，她的不完美也会被渐渐忘却，渐渐原谅。后世人看到的张兆和，依旧不朽。因为，他在书中早早为她立下了千古的牌坊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而诗人自己却老去。
参考书目：
张兆和，沈从文，沈虎雏 .从文家书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金安平 .合肥四姊妹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张允和，叶稚珊 .张家旧事 .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