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最可叹的是：一些青年，不务正业，一面任意享乐，一面恨天怨地。他们的钱财不足浪费，就骂“经济制度不良”。对妇女不能随意交往，就骂“社会组织不良”。终日对“资本主义”，“封建制度”等等，骂个不休。自以为苏俄是青年人的乐土，中国若变成苏俄，就可以畅其所欲，用钱而钱到，想密斯而密斯来。岂知在苏俄，更有种种限制。在苏俄全国里，决找不出一个终日油头粉面，身穿着电影明星化的洋服，手挽着爱人任性游荡的青年，在苏俄，有学识有技能或有权势的人，还须努力工作，不能任意享乐，更不用提满肚草包的人了。
不要骂“环境不良”。先要问问你本人的天良，你是不是“不良的环境中的优良分子”。不要骂别人不爱你，先要扪心自问，你是不是一个可爱的人。不要骂别人不肯用你，先要自问，你是不是有过人之才。
有好货物，不怕没有买主。有好学识，不愁没有用处。货物若不精美，还少有人肯照顾，何况没有货物。学识不优良，还少有人肯聘用，何况没有学识。在这政治未上轨道的时候，固然有些酒囊饭袋，得到高官厚禄。然而他们若没有吹牛拍马的特长，或没有能生养美人的父母，也决不能走那样的好运。要知政治入了正轨之后，还是唯有学识或有技能的人，才指有饭吃。所以最要紧的是，赶快努力蓄养充足的学识或有用的技能，将来不愁没有你的用武之地。比如你若是美玉，终能遇着卞和。
法律是平等的，是普遍的，不能因人而施，亦不可因人而免。若只能施之于贫贱的人，那就不配称为法律，只可呼之为命令。
外国的要人，以守法为荣。中国的要人，多以守法为辱。中国的要人，若不痛改这种劣根性，中国的政治，永远不能上轨道。
某年某要人，在北平大运烟土，大贩白面，大开赌局。终日门庭若市，顾客往来不绝。某要人竟敢在大庭广众之间，大言不惭地说：“我就这么办，看谁敢出一口气。”说完洋洋得意，真比征服外国，凯旋还朝，还觉得光宗耀祖。这种毁法乱纪的人，竟能高居民上，中国焉得不乱。
现今的社会，真令人莫名其妙。凡事只要加上一个好听的名目，人就立刻视为高超，并不在实质上追求。殊不知婊子改名称菩萨，她们实质还是婊子。将相姑改称圣人，他们的实质还是相姑。聪明人，因名而求其实。糊涂人，只重名而忘其实。
有人问我：“北平的各种民众团体全在哪里？”我回答说：“前几年，在天桥与‘杠房’里。你若有什么爱国爱民的表示，或有示威的运动，或用团体名义，欢迎某伟人或有何请愿的举动，用二毛钱就可雇一个，至于现在他们在哪里，我就不知道了。”
君子得势以行其道，小人得势以扬其欲。道行则国治，欲行则国乱。
我最怕听人说：“我若想发财，早发了。”或“我若想做官，早做了。”我一听着这种自向脸上贴金假充神圣的话，就如遇见婊子对我谈贞节，我总是回答说：“我为我自己奋斗二十余年，总想发财，总发不了。总想做官，总做不成。”
什么叫清高？有钱，谁也容易清高。什么叫卑鄙，无钱，谁也容易卑鄙。我以为，有钱足够生活而能不再贪得无厌，就是清高。既有钱足敷一生之用，而仍贪求不已，就是卑鄙。
中国各省，我差不多走过一半。以我所见的商人而论。要以北方的商人——尤其是北平的商人——最会做生意。他们那种谦恭和蔼的言语态度，能使你不忍不照顾他们。最不会做生意的，要属武汉的商人，其次就是上海的商人。武汉的商人，因为受了湖北俗语“一品商，二品客”的毒，对顾客，态度傲慢，言语刻薄，使你买完一件物品，心里生起许多愤怒。近二三年来，武汉的商人，不知是受了什么影响，渐渐地和气化了。可惜北平有些大商店的店员，不知是受了什么传习，反又端起架子来了。在这市面萧条的日子，还要学染恶习，实在不是好现象。
责己的人多，国必兴。责人的人多，国必亡。欲断一国的兴亡，当注意国人的言论。
我在某学校教书时，我的学生们，要出去检查日货，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你们这种爱国举动，我极表赞成。不过你们要知道，日本货俗称‘东洋货’。你们检查东洋货之前，要先检查检查你们身上的‘西洋货’。要知，用东洋货，是等于直接的卖国，用西洋货，也不过是等于间接的卖国。不买东洋货，少买西洋货’是学生们目下人人做得到的一种爱国方法。”
说救国爱民的话的人多，肯自救自爱的人少。这全是舍本逐末，弃源寻流的恶风。此风不改，国与民全要归于灭亡。
治国的人，对外须不使刀生锈，对内须不使犁生锈，更不可使钱生锈。不使刀生锈，是勤于备战。不使犁生锈，是勤于耕种。不使钱生锈，是勤于流通。
对失势的要人，加以打击，是打死老虎。对走背运的平民，加以打击，是“落井下石”。
我中国人讲道德，有许多不合理的。比如对一个要人，不论他当权之日，如何倒行逆施，祸国殃民，只要他失了势，下了台，人就对他既往不咎。假若对他加以严厉的批评或正当的攻击，就要被人议为“打死老虎”。因此就养成一班怙恶不悛的要人，当大权在手之日，任意胡为，知道失势下台之后，决无人向他重算旧账。我以为：中国若想不亡，百姓若想安宁，全国人民，民心合力，非大打死老虎不可。如此才能使一些活老虎们，在当权之日，先存下怕日后挨打的恐惧。他们纵有为恶的野心，也就不敢任性施展了。否则对活老虎，既不敢打，对死老虎，又不忍打，中国的国土，必要亡于虎，小民必要死于虎。
打活老虎是政府的职责。打死老虎是人民的本分。若有强固的政府，决养不成活老虎。若有强横的人民，决不容死老虎复活。
有人问我：“中国换了许多派许多系，全要将中国统一，为什么全归失败，不但未能统一全国，反将他们的派或系全毁坏了？”我说：“他们根本就不知统一是什么。统一者，是统一人心。可惜他们误解统一是统一位置。以为将一切位置，尽量安插本派本系的人就是统一了。所以得了甲省，就将甲省视为征服地。得了乙省，就将乙省认为殖民区。只知为亲属同乡扩充地盘，不问贤愚邪正，竭力任用，只知我的本派本系本乡本省的人，全是龙生凤养的治人之材，他派他系他乡他处的人，全是驴生狗养的被治之货。所以他们占据一省，一省的人‘全要与之偕亡’。安插他们亲属同乡愈多，愈显露他们的丑点。如此焉能平服人心，焉能使他们的派系不归于崩溃呢？”
我常对学生说：“财产有败，势力有倒，人情有散，父兄有死，这几样，全靠不住。只有学问或技能，是靠得住的。不过，无论有什么高超的学问或技能，全须以道德做基础。中外历史里，有许多学问出众，技能高超教员，反致身败名裂的人，就是因为他们那学问与技能，未曾建筑在道德上。”
不打倒古圣人，显不出新圣人。不排斥古文学，抬不高新文学。现今的许多学者并非对古圣先贤，有何深仇大恨，也非对古人的文学，深恶痛绝。不过，他们因为求名图利起见，不得不昧着天良，立异标奇。这个锦囊妙计施用之后，果然，新文圣，新作家，新文坛巨子，就如大雨后的雷蘑，一个一个地全钻出来了。他们或彼此标榜，或互相攻击，闹得乌烟瘴气，鬼哭神号。于是盲从之辈，心目中只知有他们，不知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因此他们的新愚民政策就达到成功了。
以前我中国人将外国人，认为禽兽。现在，我中国人将外国人，看作天神。这全是一偏之见。鄙视外国人，应知道他们有美点，当“择其善者而从之”。崇拜外国人，当知道他们有缺点，应“择其不善者而改之”。如此，则不致陷于排外，也不致流于媚外。
现在是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时期。所以作的文，愈令人不知所云，愈是合于时代的好文。作的诗，愈令人认不出是什么东西，愈是合于时代的好诗。穿的衣服，愈不中不外，不男不女，愈是合于时代的新人物。你若稍加批评指正，就有人说你是没有欣赏文学的天才，缺乏审美的眼光，是时代的落伍者。
聪明人不骗人，糊涂人不受骗，则天下太平。
我在“农学院”与“铁大”教英文的时候，学生们问我学英文应当怎么样学。我说：“只按‘不要脸’三字做去。无论学习什么学术技艺，若肯拉下脸皮，无不成功。学习洋文，只要不怕讥笑，敢说敢作，敢勤勤地向人请教，所学所习，就能日有进步。仅以梅兰芳而言，他本是堂堂的一个男子，他竟敢在广众之前，着起女子服装，扭扭捏捏，细声细语，装模作样，不怕羞耻，所以能炼成一个名伶。当初他若‘要脸’，决得不到今日的美誉。他在学习之日，能不要脸，所以学成之后，反倒露了脸了。不过，天下的事，除了研究学术与技艺之外，若不要脸，那就是自寻失败，自找苦吃。
天本是虚空的，不能靠。人多是虚伪的，不可靠。世间惟有自己是自己最可靠的。
修官署，不如用人材，正如修外表，不如修内心。
所谓良好的教育，不是增加学生的优点，是使他们知道自己的缺点。不是造就一些妄自尊大的圣人，是造就一些真有实用的凡人。
我只劝学生们几句话，就是：立定志向，稳住脚步。不为古人的奴隶，不作今人的傀儡。不要见异思迁，不可舍己耘人。不要拍人的马屁而替人摇旗，不可受人的利诱而代人呐喊。但有机会读书，不必早谋出路。若想为国奋斗，须先立下根基。要知现在是青年最危险的时候，稍一大意，就要赔了性命，切勿贪图一时的虚誉，徒为野心之辈，做了求富贵的阶梯。娱乐场所，全是陷人坑。父母生我一场，孝不孝，先可不论，若不能成名立业，才是胡混一生。死后若鬼魂有知，总要不使它痛哭流涕。
存愤世嫉邪的心，天下少有不可恨的。怀悲天悯人之志，世间少有不可怜的。
真正的北平人，有一样大毛病。人若没有学问，没有技能，他们并不讥笑。假若人不会说北平话，他们反以为是莫大的缺点，必要加以怯口或有口音等等无意识的讥评。
前几年，我常见要人所收的通电里，有一句“天祸中国”，我实在为天呼冤。天是空虚的，岂有祸国的能力。莫如改为“人”祸中国。若再往确实里说，不如换成“我”祸中国。
北平的老住户，是最讲究说话的。可惜他们有时候说的话极无道理，太不客气。比如，说起自己的父母，总是说“我们老太爷”（或老爷子）“我们老太太”。说起自己的兄弟姐妹嫂嫂弟妇，总是说“我们大爷，二爷，姑奶奶，大奶奶，二奶奶”，说起自己的女人，也称“我们大奶奶”。最无道理的是，说到自己的儿子，儿妇，竟敢自称“我们少爷，我们少奶奶”。并不细想，这种种称呼，全是尊敬之词，理应发之于别人之口，不可自上尊号。
我中国上流社会的人，说客气话，也时常不加思索，不合文法。比如，说起自己家庭的人，总是说“我们”家父（或家严）“我们”家母（或家慈），“我们”家兄，“我们”家嫂，“我们”家姐（或家姊），“我们”舍弟，“我们”舍妹。殊不知，“我们”二字是表多数的代名词。对人说话，若用“我们”，就要将对谈的人，包含在一起了。然而若按孔子的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将父母兄弟姐妹，模模糊糊，作为公有，尚无不可。惟独提起自己一个人的女人，也要滥称“我们”贱内或“我们”内人。在“公妻制”尚未施行的时候，未免放弃“所有权”了。
在远古的时候，并没有钱这种东西。人需要什么，全是用物换物。古时的聪明人，为求方便起见，才造出钱来。可见钱不是坏东西。然而因为一些爱钱如命与用钱为恶的人，将钱污辱妄用了。所以好讲面子的人对钱字，多不肯发之于口，行之于文。欧美人，在大庭广众之间，更以钱字为忌。这岂是钱的罪呢。
教育本是强国的要素，是清高的生活，可惜被一些“学匪”弄毁了。宗教本是治心的要素，纯洁的生活，可惜被一些“教匪”弄毁了。恋爱本是维系夫妻的要素，是互助的生活，可惜被一些“恋匪”弄毁了。
良心无愧，身体无病，胸中无累，户上无债，是最大的快乐。
能灭除人民的痛苦，就是能为人民谋幸福，并不在乎有什么远大的计划。现在人民所希望的，并不是将来如何可以穿绫罗绸缎，如何可以吃山珍海味，如何可以住高楼大厦，如何可行几十万里铁路。现在人民所希望的，是有破衣可以容他们安安静静地穿，有粗饭可以容他们安安静静地吃，有旧屋可以容他们安安稳稳的住，有土路可以容他们平平安安地走，有薄田可以容他们老老实实地耕，有苦工可以容他们安安然然地做，有小店可以容他们安安稳稳地开，有破书可以容他们安安静静地读，有小事可以容他们安安稳稳地作。
现在的人民，对当权的人不满意，不是怨人民，是怨当权的人“为人民谋幸福”，太好高骛远，不切实在。目下的中国人民，如同小孩子，隐在泥塘里，受尽鱼鳖虾蟹的钻噬，当然要哭叫喊嚷。你只要将他一把拉出来，他立时就能喜笑颜开，歌功颂德。假若你连一臂之力，还不肯用，反在泥塘边上，对他高谈《封神演义》，他耳里虽然爱听，怎奈他向上的痛苦，是无法可忍呢。你纵然舌敝唇焦，他也要说“你是口甜心苦”啊。
糊涂人的糊涂，有法可治。聪明人的糊涂，无术可医。有孝顺的儿子孙子，不如有孝顺的爸爸爷爷。孝顺的儿子孙子太少，孝顺的爸爸爷爷太多。
儿子孙子承受爸爸爷爷的财产，全以为是理所当然，并且爸爸爷爷，也多以为不如此，就于心不安。爸爸爷爷得儿子孙子的奉养，反多以为受之有愧，并且儿子孙子，也多以为若如此，就是莫大的恩德。因受遗产而感念爸爸爷爷的人，千百中未必有几个，因得儿子孙子奉养而感念儿子孙子的人，千百中，实在有千百。
寒带温带热带的社会情形，决不相同。甚至同在一个大洲，一个纬度里的各国的社会的情形，也决不能相同。就以中国五大族与中国西南的苗族的社会的情形而言，也不能相同。专以汉族而论，因所居的区域不同，社会的情形，也就不能一律。其所以有差异的情形，自然有种种的原因，一时无法详说。总而言之，不能照外国社会的情形，改良中国社会。更不可按外国人近来所造出改良外国社会的理想方法，改良中国社会。欲求改良中国社会，至少先须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详细研究几遍。若仅仅读过一本高小国史教科书，竟要将改良中国社会的重责放在肩上，那是不知自量的。
糊涂人，多成功。聪明人，多失败。自以为聪明的人，必着着失败。
英国俗语说“天助糊涂人”，是一句迷信话。其实，是因为糊涂人多有自知之明，遇事只知循规蹈矩地做去，不敢存非分之想，不敢有出位之思，只知低头傻干，不敢行险取巧。如同登山一般，不问山的高低，一步一步爬去，自有达到极顶的时候。人看糊涂人那种傻头呆脑的情形，以为他必遭失败，岂知他的成功，就在眼前。他成功之后，人还疑惑不是他自己所成就的，于是，就造出一句“天助糊涂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