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学生对我说：“我以为现在中国图强的希望，只在一班青年的身上。因为据我观察，现在只是青年人，富有爱国勇气。”我回答说：“不错，不过我看多数的青年，是富于‘爱外国’的勇气，因为他们浑身上下，言事举动，全‘外国化’了。”
男子要竭力地男化，女子要竭力地女化，才是真正文化。男子日趋于女化，女子日趋于男化，才是真正的野化。
在官署与工厂里，真正卖力气的，全是些下级人员。上中两级，多是坐享其成。他们虽有指挥的微劳，然而使他们的微劳变成功劳的，仍是下级人员的血汗的成绩。
操用人之权的人，多不将下级人员看在眼里。岂知成事与败事，全靠这班人。比如被大风吹倒了的树少，被微虫毁坏的树多。
前清末年的亲贵与红候补道，是无所不能。民国以来的要人与他们的亲属，也是无所不能。他们可文可武，可农可商，司邮可电，可海可陆，可学可工。几乎除生儿养女之外，门门全会，样样皆通。可叹无出息的平民，只坐吃饭，只能造粪。
能开口大骂古人（中国的），就有人说你是文明巨子，文化先锋。能作文标榜几个今人（外国人），就有人说你是学贯中西文，坛健将。
现今我所最忧虑的，是多数的青年，在未养成高尚的谋生本领之前，已染成高等享乐的能力。
能用新奇的邪说愚惑人心，使人走入歧途的人，是现在许多盲昧之辈，所崇拜的“圣人”。肯用寻常的正言，劝化人心，使人返向正轨的人，是现在一班盲昧之辈，所讥骂的“混蛋”。
治国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妙法，只在掌大权的人，守定“中”“正”二字做去而已。“中”则不偏，不偏则人心服。“正”则远邪，远邪则君子亲，人心服，则国靖。君子亲，则小人退。不为人心所怨憎，不被小人所包围，则威令可以施行，国事可以入了轨道。
治民，如同养鱼，必须听其自然，不可频加烦扰。只要除灭其中与鱼有害的东西，不竭泽而渔，鱼类自能繁殖滋长。
教子，如同种树，不可听其自然，必须随时注意。只要斩断旁枝枯节，除净种种害虫，自能长成良材。
少说大话，多办小事。少说空话，多办实事。少说废话，多办要事。少说远话，多办近事。少说死人的鬼话，多办活人的人事。是中国目下的救亡之术。
世界如同一棵玫瑰花。悲观的人，只想它的刺可怕。乐观的人，只想它的香可爱。
不能治国，而曰受帝国主义的阻扰。不会为人，而曰环境不良。这种人才是自暴自弃的人。
时时责己，不期然而然地就化为君子。时时责人，不期然而然地就变成小人。或为君子或为小人，只看你能反身自省不。
中国文字，具有世界各种文字的特长。无论平行直行，左行中行，均无不可。中国字，一字一音，所以组成文章，不但名段整齐，并且和声压韵。看几行名家的字，读一篇名家的文，真能增人美感，提人精神。无论什么国的文字，也没有这种特色。英国麦克乃路M cceit先生说中国文章为世界最精美的，实在是一句公平话。
我以为文章不论古今，读完了，使人或长精神，或增毅力，或奋志气，或去贪鄙，或减邪心，或发悲悯，或生羞愧，或动哀矜，或起美感，全是好的。读完了，或生愤怨，或起杀机，或生懈怠，或动淫心，全是坏的。
我所见的英文原本文选或读本中，少有现代人的作品。纵或有一两篇，也是因为那些著作家，是世界所公认的。编选的时候，若稍不谨慎，轻则虚耗人的光阴，重则败坏人的心术。决没有像我国现今的国文教科书，竟将一些狗屁不通的今人作品，也滥选在里边的。
你的文章不论如何不通，不论如何下流，只要入了文选或读本里，就有人对你另眼看待。譬如一个破便壶或一个破马桶，若摆在供桌上，或陈列所里，参观的人，虽知道是盛尿装粪的东西，也必以为是大有来历的非凡出众之品。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现代的“作家”们，对有关系书局无聊的编辑，拼命地运动，将他们的大作，胡乱编入文选或学校课本。读者阅后，虽觉臊臭刺鼻，然而还是莫名其妙，不敢下肯定的批评。因此，所谓现代的作家们，一登龙门，声价十倍，饭碗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报纸是民众的喉舌，是政府的良友。当为民众宣纾抑郁，指导明路，对政府要竭尽忠言，规正过失。不可为少数人宣传，不可替少数人泄愤。不可为吸引阅者而登肉感小说或新闻。不可贪图津贴而变作留声机，或应声虫。不可被威势所慑而颠倒黑白。不可为求新奇而大造谣言。永远要超然特立，使之成为完全的“营业化”。
论官吏的好坏，只看他贪与不贪。他若因做官，发了大财，他一定不是好官吏。论妇女的好坏，只看她淫与不淫，她若有许多男友，她一定不是好妇女。
现在某某要人，因见中国日趋危乱，又提倡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这真是抓着病源，对症下药的方法。不过，欲恢复固有的道德，必须严禁诱人为恶的外国邪说，除灭那些贩卖邪说的“学者”。更要紧的是赶快打倒非孝主义。因为孝是百行之先，是种种道德的根源。不孝之子，决不能为良好的公民，无良好的公民，国决不能存立。以我个人而论，我现在纵然愿为中国的良善的好人，总不能坚定不移，就是因为我当初未在孝字上，立下根基。
英国格言说“父母之心，永与儿子同在”，意思就是父母的心，时时刻刻忘不下儿女。我们观察猫狗以及一切禽兽，对儿女亲爱的情形，也当想起父母的辛苦，答报父母的恩惠，对父母不忘恩负义，就是孝。
“精神文明”是根本的，是稳静的。“物质文明”是皮毛的，是争较的。精神文明发达，可以减少世界的乱源。物质文明发达，只可能增加世界的纷扰。求精神文明，既安且逸。追物质文明，劳而不济。
立志要如山，行道要如水。不如山，不能坚定；不如水，不能曲达。
轻视本国固有的文化的国必亡。吸收别国的文化，填补本国的文化的国必强。东邻岛国，能吸收中国与欧洲各国的文化，补益本国文化的不足，所以能成为亚洲最强的国。非洲与亚洲的小国，只知吸收别国的文化，所以不能振兴。
“教育救国”四个字，我极赞成。然而要知道，中国的教育是要造就合于中国目下需要的人材，不是造就一些合于外国的人材。是要造就一些能为中国谋利的人材，不是造就一些善为外国推销洋货的先锋。现在中国学生，入了学校，学级高一层，为外国人销货的能力增一倍。全国若全受了教育，中国货就无人肯用了。
按公平的办法，对仇敌必须报复。然而仇敌若有好处，也应当效法。英国格言说：“聪明人能由仇人身上得益，糊涂人能由朋友身上受害。”日本人对中国，不念同文同种，唇亡齿寒的关系，利用中国混蛋们闹内乱的时机，占我四省的仇恨，是不可忘的。可是日本人长处，是应当学的。第一，日本人的坏，是对外而施。甚至军人，也不肯向本国人发横。第二，日本人非本国货不用，甚至留学生，也不以用外国货为荣。他虽多穿西服不穿和服（日本服），然而也非本国货不穿，一根纸烟，也非本国货不吸，仅以“有威不向本国施展，用物不向外国购求”，就是我中国人所应取为模范的。
自“九一八”的真国耻出现之后，第一应当悔悟的是一些要人，尤其是军界的要人，应当扪心自问，你们救国救民，闹了二十多年，究竟是否争得外国一寸之地。是否为人民，谋得一线之福。国土既连年丧失，民数既逐日缩减，还有什么脸皮，彼此攻讦。国土未复，国难日增，尚有什么心肝，阴谋捣乱。若说别人祸国殃民，试问你们当权之日，是否有较好的成绩。你们虽不自知，可是你们的骨髓，早被百姓们看透了。你们最好是设法“合班”多唱好戏。切不可固意“分包”大演闹台。中华这座舞台，挺不住了。看戏的小民，也受不了啦。
掌权的人，招仇敌的骂，是不可免的。权威愈大，招骂愈多。最怕是与你不仇敌的人民，也要骂你。仇敌的骂，是起于妒嫉。人民的骂，是生于憎恨。仇敌的骂，是一时的。人民的骂，是永久的。招仇敌的骂可喜，招人民的骂可怕。历史里所存的好人，全是当时曾招仇敌骂的。所存的坏人，全是当日曾招人民骂的。
同时的人，不认你为同乡，为国人，还是小事。就怕你将来的子孙，不敢认你为祖先。据我推断，在民国以来的要人中，将来有祖先资格的人，实在太少。
古时的好人，类如岳飞杨继盛，未必有后，可是现在仍有人认他们为祖先。古时的坏人，类如秦桧吴三桂，未必绝种，可是现在就没有人敢认是他们的子孙。可见人生几十年，富贵权势，不过是一时的荣华。若把将来为祖先的资格混丢了，实在是一件可惜可哭的事。
无论多么混蛋的人，也能遇见比他更混蛋的人捧他。混蛋再遇着混蛋来捧，他那混蛋的程度，就无药可医了。
以前中国是排外，现在中国是媚外。排外是有血性，媚外是无廉耻。以排外而亡国，亡了也光荣。因媚外而不亡，不亡也羞耻。以中国现在的国力而言，排外还办不到。以现在的民气而论，媚外尚可不必。
在家和和平平，彼此全有饭吃。倘若你争我夺，终到同归于尽。
你若想试验人的智愚深浅，最好是当面先颂扬他几句。他若不露喜色，不失常态，必是一个非常人。他若眉开眼笑，忘其所以，必是一个大混蛋。
吹牛的人，只能祸己。拍马的人，必能祸人。对于吹牛者，当置之不理。对于拍马，须严加预防。否则，在不知不觉之间，他将你拍舒服了，就能骑上你。
愿得人的欢迎——献谀词。欲受人的恨恶——进忠告。
你用金钱，有时买不动人心。用谀言，则人多难被你收买。千古的伟人与美人，多因谀言而败名失节。
令妖魔现原形，用符咒。使官僚现原形，用颂词。
你若愿瞻仰“混蛋”是什么形态，对人颂赞几声，立时就有一个“混蛋”，摆在你的眼前。
一国的语言文字与国民性若不亡，不算真亡。印度亡了将近八十年，然则她的语言文字仍然存在，将来印度必有复国的希望。犹太亡了二千五百余年，然而犹太人虽散居各国，至今还能不失国民性，所以犹太将来也有复国的机会。现在，犹太人在各国中的潜势力极大，隐然操持全球的经济，有统一世界的企图。这就是因为国民性未失，遂露出复兴的兆头。
蒙古与满清在当初，全是大有势力的民族。满洲人，因入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期限太久，饱吸中国的文化，先失了“民族性”后亡了语言文字，所以大清国亡了，满洲民族也差不多亡了。蒙占操持中国政权八十九年，时期短促，未得多吸收中国文化，就跑出长城。所以民族性未失，语言文字，仍然存在。大元国亡了，蒙古人还能繁荣滋长。
我国的苗族，由四千年前，就屡受汉族的压迫，退居于西南几省的山林之中，到今日还能保持苗族苗语苗文，就是因为不肯吸收中国的文化，所以民族性未失。否则，苗族的名称，早就成了历史中的陈迹了。
我中国现今在国际间，虽是处于极危险的地步，然而若能保存“国民性”与语言文字，决不能亡，中国纵然亡了，中国的民族，也亡不了。可恨竟有一班自命为领导民众的“圣人”与“学者”，硬说“中国国民性”不能应合现代的潮流，中国的语言文字，不易吸收西国的文化。甚至要用外国语法，改革中国语，用“罗马音”，改革中国字。这样胡改乱革，我中国可真要从根本上灭亡了。
不必大骂古人，古人虽不好，他们全死去了，再没有为恶的机会。不必太捧今人，今人虽好，他们还活着呢，尚有为恶的可能。要知一百个死秦桧，实不如一个活要人可怕。
断定一家的盛衰，要看那家的子弟。评论一国的兴亡，要看那家的青年。看一看我中国现在多数的青年，中国前途的命运，就可以预断一个大概。
中国现在有两样人最可怕。一是老顽固，一是新顽固。老顽固是习非成是，妄自尊大。新顽固是削足适履，妄自菲薄。正如老八股是束缚人的性灵，新八股是祸害人的天良。
守旧与维新，全不可趋于极端。守旧趋于极端，就入于顽固。维新趋于极端，就入于盲从。并且无论守旧或维新，均须有鉴别的能力与选择的本领。只要见得正当，虽千万人向前，吾偏要退后。虽千万人退后，我偏要向前。这样，才配谈守旧与维新。
欲求国家长治久安，须要士不邪，农不惰，工不猾，商不奸，官不贪。其中尤以官不贪为要着。愚民政策实优于扰民政策。愚民政策之下的百姓，还可以苟且安生，扰民政策之下的人民，决难有安生的日子。
法律如同蛛网，它的能力，只能捕住弱小的苍蝇与微细的蚊蠓，强大的黄蜂与凶横的木蜂，虽有时触到网上，网不但捕不住他们，反倒被他们撞几个窟窿。从来一国的法律之破坏，不怨小民，而怨一些有大势力的人。
社会是一团散沙，道德如同黏胶。社会间，无道德决必不能团结牢固。今人日日研究改良社会问题而竟蔑弃道德，甚至欲推翻道德。他们将来所造成的新社会，焉能有好的希望。
欲造成良好的社会而用挑拨的方法，正如用滚水冲激散沙。不要看顷刻之间，就冲到一起，要知水干之后，散沙更不能合拢团结了。目下的某国所造成的新社会，也不过是等于被冲激的散沙。由外面看，仿佛是成了一团，要知将来还有一个大解体在后边呢。
世界上只要一天有人类，就不能无私心。有私心，决没有真大同。某国的大志愿，是要用甜言蜜语，引诱世上的人，化除国界，归入她现今实行的一个主义之下。这仿佛是要合为大同了。其实她不过是要将各国，收入她的版图，受她的支配。名之曰大同，其实还是不大同，她高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其实她是要实行最大的帝国主义。
人人想治己，国虽乱而必治。人人想治人，国虽治而必乱。
革命出于为公，就是吊民伐罪。所以孙中山先生，首先由《礼记·礼运》篇里，取了一句“天下为公”，使人人存在心中，以免入于私之一途。因为革命若出于为私就是夺取政权。吊民伐罪，是因一部分人，不忍见人民所受的痛苦，对人民有吊慰的心，因而集合一团势力，打倒压迫人民的恶魔。
夺取政权，是因一部分人，羡慕权者的富贵，对当权者，欲取而代之，因而纠合一团势力，打倒当权的人，以便为所欲为。
真革命（或为公的革命）之后，人民必有重见天日的欣慰。假革命（或为私的革命）之后，人民必有以暴易暴的痛苦。
革命，须以本国人，施之于本国人。不当有外国人的背景，不可受外国人的蛊惑与利诱，不应受外国政府的指导与驱使，更不可尊外国政府为政府。否则纵能侥幸成功，也不过是将本国的政府，变成为外国的分政府。将本国的土地，变成外国的附属地。这种行为，正与卖国奴的行为相等。
自民国十七年以后，“立场”二字，成了我国最时兴的新名词。人不演说不作文章则已，只要演说一次或作文一篇，几乎没有不用“站在某某的立场上”的。依我看，莫如痛痛快快说，是“站在饭碗的立场上”或“站在洋钱的立场上”，倒是言无二价，童叟无欺的良心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