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荷花”是帮会俚语，意即将活人投于江中，活活淹死，尸体被潮水106冲入大海，不着痕迹。当时，上海滩的青洪两帮经常使用这种方法来对付仇家。此事过后，三十六股党的人都知道张啸林有手段，他日必成大器，便纷纷前来投靠。两帮人马合二为一之后，张啸林的势力大增，已经与乌木开泰不相上下了。
五、小东门里的“张大帅”
势力壮大之后，张啸林不再满足于单纯在码头上收收保护费了，他将目光投向了无本万利的烟土生意。这烟土生意怎么会无本万利呢？烟土商们做这桩买卖自然要投入一些本钱，但地痞流氓做起来的话，就一份本钱也不需要。杜月笙进入黄公馆之后，逐渐得到重用，很快便参与到了抢土的行列之中。
杜月笙发迹之后，人们提到他时，立刻便会想到“杜月笙会做人”这句话。杜月笙在黄公馆平步青云之后，并没有忘记昔日码头上的兄弟们。他把抢土的门路悄悄透露给了三十六股党，让他们也去发一笔小财，同时又警告他们，不要抢到黄老板的头上。渐渐地，黄浦江两岸靠抢土吃饭的地痞流氓逐渐多了起来。这些流氓们抢到烟土之后，或悄悄转运到苏浙皖等省，或就地卖给上海滩的烟土行，大发其财。
民国初年，各省军阀混战，中华大地上一时间硝烟四起，生灵涂炭。背井离乡，无家可归的农民、小手工业者被逼无奈，纷纷铤而走险，加入了帮会，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强盗营生。上海由于有了租界这一层保护伞，在军阀混战的年代竟然奇迹般地躲过了战火。如此一来，各地失势的军阀、躲避战火的巨商富贾们便纷纷逃到了上海。这些人的到来一方面使得上海的局势更加复杂，另一发面也带来了巨额财富。上海越来越繁荣，已经成为了洋人口中所称的“东方魔都”、“远东第一城市”。
上海也逐渐成为国内外烟土最理想的集散市场。这也就是说，上海的烟土生意越做越大了。自世界各地而来的鸦片80%以上都集中在上海，然后又从上海销往各地，最盛时期，淮海地区和长江两岸的烟土全部由上海的烟土商供应。当时，天津因设有租界也成为了华北各省鸦片的吐纳港，但是由于华北地区发展较为落后，财富不能与东南及华中相比。因此，上海烟土市场的规模自然不是天津所能比拟的。
因种植罂粟远比种植普通农作物获利丰厚，西南边陲各省，如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在清朝末年就已经纷纷改植鸦片。民国初年，各地军阀为了应付军费，中饱私囊，也在不断鼓励农民种烟，因此往往有罂粟花开香闻百里的大量生产现象。最盛时期，甚至连北方的热河（今内蒙、河北与辽宁的交界处）、陕西，东南的福建、安徽等省，也有不少的鸦片烟田。
由于上海的特殊地位，各省的鸦片商都希望将烟土销往上海这个大市场。他们不辞万里跋涉，不惜绕道迂回，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经过他们的努力，上海市场上便不断有新鸦片品种问世。上海人按其产品的来源，将它们定名云（云南）土、川（四川）土、陕（陕西）西土、毫州浆、福州浆、“183”等，其中“183”是热河生产的烟土，因为每只重183两，故名之。
国内的罂粟种植和烟土生产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扩充到这么多地方，产量相当可观。按理说，国产烟土应可取洋土而代之，将外国鸦片驱出中国。实际上，在1927年之前，仍以外国鸦片为进口大宗，长江两岸乃至淮海地区，仍然以印度大土和波斯的红土最为畅销。
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反常的现象，最大的原因还得归咎国内各省军阀各自为政，经常挑起战争，动乱不安，匪盗遍地，交通阻隔，烟土长途运输，风险太大。另外，沿途关卡重重，横征暴敛，所抽税收有时竟会超过烟土本身所值。当时，四川农民种植鸦片丰收时期，收购价格仅合每两一二角钱，但若运到上海，售价却达一二元之多。鸦片烟自四川顺江而下，航运无阻，它所负担的运费和苛捐杂税，已经达到鸦片烟本身价值的十倍左右。
和国产烟土比较，外国烟土确实幸运得多，它们自原产地运送出口以后，沿途不管经过哪些国家，哪些口岸，都无须缴纳税款，而运到上海吴淞口外的公海上，自有走私者以神出鬼没的伎俩，接驳到上海租界。整个过程之中，外国烟土一分钱地税收都不需要缴纳。运费与税收超过十倍生产成本的国产烟土，自然无法和外国烟土抗衡。于是，吴淞口外成箱成包的鸦片，依然络绎不绝，源源而来。层出不穷的抢土事件，也在照常的进行不辍。这种状况也为张啸林等地痞流氓提供了一条发财的捷径。
有一天，张啸林与吊眼阿定在一家大烟馆过烟瘾。一番吞云吐雾之后，吊眼阿定神秘兮兮地凑到张啸林耳边说：“爷叔，我们不妨自己去弄点儿来享受享受，怎么样？”张啸林早想干这桩无本万利的生意，但苦干势单力薄，不敢冒险。他悄声问道：“我们斗得过吗？”吊眼阿定极力怂恿道：“我们现在势力已经不算小了。再说，干这种无本万利的买卖，兄弟们自然会格外卖力。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些，但始终不成气候，只能赚点小钱。”
张啸林见吊眼阿定早已参与到其中，便让他把详细情况说一说。吊眼阿定小声说：“爷叔，实话告诉你，我们三十六股党抢土不过是小打小闹，最大的抢土者是大八股党。那大八股党大多是英租界巡捕房的人，他们干的就是查处抢土这码事，但暗地靠这桩生意赚了多少钱，恐怕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
张啸林对英租界的大八股党早有耳闻。但却不知他们是上海滩上最大的抢土组织。大八股党个个权势滔天，他们分别为沈杏山、杨再田、鲍海筹、洋泾浜，原是上海的一条河浜，位于从前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间，后来被填成一条马路，即今天的延安东路。
郭海珊、余炳文、谢葆生、戴步祥和季云卿，其中尤以沈杏山的势力最大。
沈杏山是崇明人，在英租界担任华探的职务，和黄金荣一样，他也是上海滩上炙手可热的人物。季云卿更是对张啸林多少有些恩情，他不愿意和恩人抢生意，更不愿和那些炙手可热之人结下冤仇。
张啸林顾虑重重地说：“那我们岂不是要与大八股党抢生意了吗？”
吊眼阿定说：“抢土的人，三教九流，本地的好汉，外来的英雄，无所不有，我们见机行事，不要冒犯了那些爷就可以了。”
张啸林思索半晌之后，连连点头。两人秘密商议一番之后，张啸林便把手底下的兄弟召集起来，宣布经营抢土生意的事宜。弟兄们见有钱可赚，纷纷拥护，干起活来也十分卖力。
有一天下午，吊眼阿定急匆匆来报告张啸林，说是打探到一包烟土，要在晚上八点移到洋径浜南的英租界。洋泾浜是一道小河沟，是法租界和英租界的分界处，浜南是英租界，浜北是法租界。张啸林断定货必将通过浜北的法租界，他准备在两不管的小河沟附近动手。
张啸林当即召集了八九个人，面授机宜。晚上，他们手持匕首，悄悄埋伏到了洋泾浜附近。九点左右，一辆形迹可疑的黄包车缓缓而来。张啸林断定，车子走得这么慢，肯定是因为车上的重量太大，烟土应该就在车上。车到眼前，张啸林一声口哨，八九个人纷纷跳出，围住了黄包车。车夫还没有反应过来，张啸林就一把抓出车里的人扔在地上，自己跳上车用刀逼着车夫掉转车头。他的手下远远地跟在黄包车后面，保驾护航。
深夜，张啸林将一大麻袋烟土卸在了屋里，赏给车夫一块大洋，恩威并施，不要车夫乱张扬。张啸林转手卖出，得了八千大洋，并按手下功劳大小，分别赏赐。众人得了钱，无不欢欣鼓舞。骤然间，张啸林觉得自己已成了英雄。从此以后，他便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烟土生意上。
渐渐地，张啸林也变了，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流氓头子。他穿着短打，敞着怀，腿插匕首，腰别手枪，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张啸林得意洋洋，自比东北军阀张作霖，号称“张大帅”。他手下的一帮小流氓们也不再称呼他为“爷叔”了，全都改口叫他“大帅”了。从此，小东门里的“张大帅”名声渐响，连乌木开泰等小有势力的流氓头子也开始巴结他了。
六、杜张联手整垮大八股党
就在张啸林的势力迅速膨胀之时，杜月笙在黄公馆的地位也扶摇直上。1915年，杜月笙与来自苏州的名门闺秀沈月英结为夫妇。黄金荣在同孚里给杜月笙租了一套房子，让其自立门户。杜月笙结婚之后，同孚里便有了“八大家”之说。所谓“八大家”，自黄金荣以下，依次是：王阿庆、傅阿发、杜月笙、金廷荪、顾掌生、马祥生、范恒德。这些人都是上海滩上响当当的人物。就连混的最差的范恒德也曾是上海大舞台的老板。
一年后，杜月笙的长子杜维藩出世（一说为领养），黄金荣虽然有两个儿子，但传统思想很重的他认为“多子多福”，便收杜维藩为义子。黄杜两家因为有了这层关系，愈发亲近。黄金荣和杜月笙从此也便以兄弟相称，改口喊黄金荣为“金荣哥”，称林桂生为“桂生姐”。此时，比杜月笙早进黄公馆不少时日的马祥生等人，还在口口声声地称呼他们为“爷叔”、“娘娘”呢！，黄金荣不但把法租界三大赌场的生意都交给了杜月笙去管理，还让他领导一批人，将抢土的勾当也拦了下来。杜月笙做得顺风顺水，好不得意。但在1918年冬季，却遇到了麻烦。
原来，英租界的大八股党发迹之后，由于腰缠万贯，有了身家，锐气消减，迥异当年。他们逐渐从抢土的勾当中退了出来，开始了另一种可靠而又不冒风险的敛财方法，他们纷纷投効上海的两大缉私机构——水警营与缉私111营。他们利用金钱和帮会的势力，上下疏通，很快便把水警营、缉私营，乃至英租界巡捕房抓在了自己的手中。郭海珊和戴步祥还分别坐上了水警营与缉私营营长的宝座。
如此一来，大八股党便将水陆两途，英租界查缉烟土大权抓到了手里。
于是他们不再抢土，而是化暗为明，广向大烟馆和土行的老板收取保护费。
当时，烟土行和大烟馆大多是潮州帮的人开设的。潮州帮欢天喜地，自愿奉献，他们以为从此可以安享太平，再也不会发生令人心惊胆跳而又肉疼的抢土事件了。
大八股党和土商们完全没有把法租界的流氓势力放在眼里。不过，这在当时看来也是合理而自然的事情。首先，法租界地小，人少，所能使出的力量有限。其次，鸦片商和土行，多半开设在英租界，法租界没有码头，烟土行很少。大八股党认为偶而有些法界的朋友抢几包土，发笔小财，微不足道。他们认为，收了土商的保护费以后，到法租界那边打个招呼，分几份俸禄，也就够了。
大八股党的头目沈杏山患有神经质失眠症，身体不好，每每无精打彩，对于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劲。由于同在巡捕房做事，他和黄金荣颇有来往，心想，法界方面只要他跟黄金荣打个招呼，天大的事都可以解决。但是他不曾想到，利之所趋，关系饭碗问题，黄金荣和沈杏山交情再好，也没有跟钱的交情好。自从大八股党转为地上，收保护费，包接包运。他们利用水警营、缉私营、英租界巡捕房的三重力量，烟土一到吴淞口外公海，便明目张胆，沿途顺利无阻的向英租界运送。如此一来，以抢土为生，靠抢土发财的各路流氓个个惊慌失措，因为他们的财路几已全部断绝。黄金荣虽然得到了一份俸禄，但是由于失去了抢土这一无本万利的生意，故而对沈杏山之流非常不满。
1928年冬日的一天，黄金荣派人把杜月笙请到了黄公馆，向他说明了情况。杜月笙当下无计，便回去了。两天后，杜月笙再次来到黄公馆，对黄金荣和林桂生说：“大八股党羽翼已丰，我们不能力敌，唯有智取。沈杏山他们收了土商的保护费，拍胸脯保证了以后不会再有抢土的事情。我们偏生要112抢给他们看看！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黄金荣对硬抢这一招颇为担心，他说：“现在他们运土有水警营和缉私营保护，抢土恐怕不大容易！”杜月笙也知道硬抢风险太大，但除此之外，已经别无他法，便说道：“我倒要找几个狠角色来跟他们拼拼看！”
杜月笙开始到处物色亡命之徒。不久他便笼络了四位正在与饥饿做抗争的人。第一位是顾嘉棠。此人虽然个子不高，但是练就了一身好武艺，尤擅拳术，因为早年种植过花木，人送绰号“小花园”。
第二位是高鑫宝。他个子高，骨头硬，早年曾在外国人在网球场上当球童，练就了眼明手快，反应敏捷的本领。此人后来在上海滩上也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且与张啸林过从甚密。
第三位是人称“花旗阿柄”的叶绰山。阿柄是他的小名，因为曾在美国领事馆开过车，所以得了一个绰号“花旗阿柄”。叶绰山是一名神枪手，据说，曾有人在一间房子里向天花板抛一枚铜板，他从肋下掏出手枪，可以击中空中的铜板，而其西装、围巾竟然丝毫不会被弄乱。
第四位是铁匠出身的芮庆荣。此人性格急躁，腰阔膀粗，两手力道奇大。
杜月笙派人找到这几个人的时候，他们正饿着肚子，为吃饭而发愁，忽见同孚里的杜大佬派人来找自己，都倍感荣幸。更让他们感动的是，杜月笙对他们就像兄弟一样，每天同进同出。于是，他们便死心塌地地跟着杜月笙，为他卖命。
不久，杜月笙又找到了另四个工人，即杨启棠、黄家丰、姚志生、侯泉根。这四人也各自身怀绝技，而且非常向往江湖中人的生活。杜月笙派人把他们找来，与他们称兄道弟一番，便将其征服了。因为杜月笙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上海滩的大亨，能和“亨”字号人物称兄道弟，就是让他们去死也心甘情愿了。
就这样，杜月笙的身边就有了一支可以和“大八股党”相抗衡的力量了。这八人为杜月笙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上海滩也留下了赫赫声名，人们便带着敬慕和畏惧的复杂心理称他们为“小八股党”。小八股党在杜月笙的指挥下，每次行动都经过精密的调查和详细的计划，是故他们神出鬼没，屡屡113得手，让大八股党在土商们面前丧失了威信。
此时，张啸林也开始把眼光移到了码头，他要扩大事业，就不能到海上去抢土。一次，张啸林在码头上偶遇杜月笙，两人闲聊了一会。杜月笙将自己正在组建小八股党，准备对付大八股党的事情无意中透露给了张啸林。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啸林觉得机会来了。他回到寓所之后，立即秘密做了部署。
一日傍晚，一艘客轮从吴淞口驶入黄浦江，徐徐靠上浦东张家浜码头。客轮停泊浦东码头后，旅客纷纷下船上岸，英租界的水警与缉私队拦在出口处，逐个搜查违禁品。郭海珊与戴步祥走上跳板，来到客轮上。茶房立即迎上来，打躬作揖地说：“洋行两位大先生已经来啦！请二位跟我来！”
郭海珊与戴步祥在查房的引领下来到了头等舱的一个房间。不到半个小时，他们便各提一只大皮箱，快步走了出来。季云卿穿着考究的长衫，戴着金丝眼镜，跟在他们的身后。三人来到船尾，用根绳子拴住大箱子往下放。下面停着一只舢板，有四个人将两只大皮箱接住，藏在舢板上的几捆稻草下面。舢板立即往浦西方向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