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答道：“我知道我会得救。我生平不曾做过一件亏心的事，从工厂出来便到礼拜堂，从家里出来便到工厂。我知道上帝会保佑我的。”
小泉先生的工厂，便是他的学校，而他的礼拜堂也便是他的学校。他是确确实实的不曾到过第三个地方去；从家里出来便到学校，从学校出来便到家里。
他在家里是一位最好的父亲。他当然不是一位公子少爷，他父亲不曾为他留下多少遗产，也许只有一所三四间搭的瓦房——我已经记不清了，说不定这所瓦房还是租来的。他的薪水的收入是很微小的，但他的家庭生活很快活。他的儿子炎甫从少是在他的“父亲兼任教师”的教育之下长大的。炎甫进了中学，可以自力研究了，他才放手。但到了炎甫在中学毕业之后，却因为经济的困难，没有希望升学，只好也在家乡做着小学教员。炎甫的收入极小，他的帮助当然是不多。这几十年间，他们的一家，这样的在不充裕的生活中度过。
但他们很快活。父子之间，老是像朋友似的在讨论着什么，在互相帮助着什么。炎甫结了婚，他的妻是我少时候很熟悉的一位游伴，她在他们家里觉得很舒服，他们从不曾有过什么不愉快的争执。
小泉先生在学校里，对于一般小学生的态度，也便是像对待他自己的儿子炎甫一样；不当他们是被教诲的学生们，不以他们为知识不充足的小人们；他只当他们是朋友，最密切亲近的朋友。他极善诱导启发，出之以至诚，发之于心坎。我从不曾看见他对于小学生有过疾言厉色的责备。有什么学生犯下了过错，他总是和蔼的在劝告，在絮谈，在闲话。
没有一个学生怕他，但没有一个学生不敬爱他。
他做了二十年的高等小学校的教员、校长。他自己原是科举出身，对于新式的教育却努力的不断的在学习，在研究，在讨论。在内地，看报的人很少，读杂志的人更少；我记得他却订阅了一份《教育杂志》，这当然给他以不少的新的资料与教导法。
他是一位教国文的教师。所谓国文，本来是最难教授的东西；清末到民国六七年间的高等小学的国文，尤其是困难中之困难。不能放弃了旧的《四书》《五经》，同时又必须应用到新的教科书。教高小学生以《左传》《孟子》《古文观止》之类是“对牛弹琴”之举，但小泉先生却能给我们以新鲜的材料。
我在别一个小学校里，国文教员拖长了声音，板正了脸孔，教我读《古文观止》。我至今还恨这部无聊的选本！
但小泉先生教我念《左传》，他用的是新的方法，我却很感到趣味。
仿佛是到了高小的第二年，我才跟从了小泉先生念书，我第一次有了一位不可怕而可爱的先生。这对于我爱读书的癖性的养成是很有关系的。
高小毕业后，预备考中学。曾和炎甫等几个同学，在一所庙宇里补习国文、教员也便是小泉先生。在那时候，我的国文，进步得最快。我第一次学习着作文。我永远不能忘记了那时候的快乐的生活。
到进了中学校，那国文教师又在板正了脸孔，拖长了声音在念《古文观止》！求小泉那个时代那么活泼善诱的国文教师是终于不可得了！
所以，受教的日子虽不很多，但我永远不能忘记了他。
他和我家有世谊，我和炎甫又是很好的同学，所以，虽离开了他的学校，他还不断的在教诲我。
假如我对于文章有什么一得之见的话，小泉先生便是我的真正的“启蒙先生”、真正的指导者。
我永远不能忘记了他，永远不能忘记了他的和蔼、忠厚、热心、善诱的态度——虽然离开了他已经有十几年，而现在是永不能有再见到他的机会了。
但他的声音笑貌在我还鲜明如昨日！
1934年7月9日
友谊
贾平凹
画面上站着的是我，坐着的是邢庆仁。
邢庆仁是一位画家。
我们曾一起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办过书画展，展名叫《长安男人》，实在是长安城里两个最丑陋的男人。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有各自的不幸，其实人的长相也是这样，美人差不多一个模式，丑人之间的丑的距离却大了，我俩就是证据。
和邢庆仁来往频繁始于二十世纪之末，到现在差不多已四年。四年里几乎每礼拜见一次，我还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大的毛病，友谊日渐坚刚。我想了想，这是什么原因呢？可能我们都是乏于交际，忠厚老实，在这个太热闹的社会里都一直孤独吧。再是，我也总结了，做朋友一定得依着性情，而不是别的目的，待朋友就多理解朋友，体谅朋友，帮助朋友，不要成为朋友的拖累。中国十多亿人，我也活了近五十年，平日交往的也就是七八个人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且随着时间不断地在变换，始终下来的才是朋友。那些在阶级斗争年月里学会了给他人掘坑的人，那些太精明聪明的人，那些最能借势的人，我是应付不了，吃些亏后，就萧然自远了。人的生活就是扒吃扒喝和在人群里扒着友谊的过程，所以，我画下了这幅画。
这样的画我同时画了两幅，一幅庆仁索要了去，一幅就挂在我的书屋。庆仁那天取画的时候，说他读了一本书，书上有这样一句话：穷人容易残忍，富人常常温柔。
“这话当然不仅指经济上的穷与富，”他说，“你想想，事业上，精神上，何尝不是这样呢？”
我想了想，就笑了。
2002年3月25日早
三毛致贾平凹的信
三毛
平凹先生：
现在时刻是西元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日清晨两点。下雨了。
今年开笔的头一封信，写给您：我心极喜爱的大师。恭恭敬敬的。
感谢您的这支笔，带给读者如我，许多个不睡的夜。虽然只看过两本您的大作，《天狗》与《浮躁》，可是反反复复，也看了快二十遍以上，等于四十本书了。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与您的文笔最有感应，看到后来，看成了某种孤寂。一生酷爱读书，是个读书的人，只可惜很少有朋友能够讲讲这方面的心得。读您的书，内心寂寞尤甚，没有功力的人看您的书，要看走样的。
在台湾，有一个女朋友，她拿了您的书去看，而且肯跟我讨论，但她看书不深入，能够抓捉一些味道，我也没有选择的只有跟这位朋友讲讲“天狗”。这一年来，内心积压着一种苦闷，它不来自我个人生活，而是因为认识了您的书本。在大陆，会有人搭我的话，说“贾平凹是好呀！”我盯住人看，追问“怎么好法？”人说不上来，我就再一次把自己闷死。看您书的人等闲看看，我不开心。
平凹先生，您是大师级的作家，看了您的小说之后，我胸口闷住已有很久，这种情形，在看“红楼梦”，看张爱玲时也出现过，但他们仍不那么“对位”，直到有一次在香港有人讲起大陆作家群，其中提到您的名字。一口气买了十数位的，一位一位拜读，到您的书出现，方才松了口气，想长啸起来。对了，是一位大师。一颗巨星的诞生，就是如此。我没有看走眼。以后就凭那两本手边的书，一天四五小时的读您。
要不是您的赠书来了，可能一辈子没有动机写出这样的信。就算现在写出来，想这份感觉——由您书中获得的，也是经过了我个人读书历程的“再创造”，即使面对的是作者您本人，我的被封闭感仍然如旧，但有一点也许我们是可以沟通的，那就是：您的作品实在太深刻。不是背景取材问题；是您本身的灵魂。
今生阅读三个人的作品，在二十次以上，一位是曹禺，一位是张爱玲，一位是您。深深感谢。
没有说一句客套的话，您所赠给我的重礼，今生今世当好好保存，珍爱，是我极为看重的书籍。不寄我的书给您，原因很简单，相比之下，三毛的作品是写给一般人看的，贾平凹的著作，是写给三毛这种真正以一生的时光来阅读的人看的。我的书，不上您的书架，除非是友谊而不是文字。
台湾有位作家，叫做“七等生”，他的书不销，但极为独特，如果您想看他，我很乐于介绍您这些书。
想我们都是书痴，昨日翻看您的“自选集”，看到您的散文部分，一时里有些惊吓。原先看您的小说，作者是躲在幕后的，散文是生活的部分，作者没有窗帘可挡，我轻轻地翻了数页。合上了书，有些想退的感觉。散文是那么直接，更明显的真诚，令人不舍一下子进入作者的家园，那不是“黑氏”的生活告白，那是您的。今晨我再去读。以后会再读，再念，将来再将感想告诉您。先念了三遍“观察”（人道与文道杂说之二）。
四月（一九九O年）底在西安下了飞机，站在外面那大广场上发呆，想，贾平凹就住在这个城市里，心里有着一份巨大的茫然，抽了几支烟，在冷空气中看烟慢慢散去，尔后我走了，若有所失的一种举步。
吃了止痛药才写这封信的，后天将住院开刀去了，一时里没法出远门，没法工作起码一年，有不大好的病。
如果身子不那么累了，也许四五个月可以来西安，看看您吗？倒不必陪了游玩，只想跟您讲讲我心目中所知所感的当代大师———贾平凹。
用了最宝爱的毛边纸给您写信，此地信纸太白。这种纸台北不好买了，我存放着的。我地址在信封上。
您的故乡，成了我的“梦魅”。商州不存在的。
三毛敬上
几种友谊
罗兰
一份豪纵，一份猖狂，一份不羁，一份敏细，加上一份无从捉摸的飘忽，就织成那样一种令人系心的性格。我欣赏那种来去自如的我行我素，欣赏当谈话时，忽然提起与话题全不相干的天外事；也欣赏那点对新鲜事物的好奇与穷究不舍的兴致。
对一切的才华，我都有一种发自光大的向慕。我沉迷海顿的音乐，那份欢乐感情与幸福感，通过百年的岁月，带来对人生的颂赞。某钢琴家的一首短曲令我系念至今。柴可夫斯基的胡桃钳，鲍洛汀的中央亚细亚旷原，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以至于电影《未终之歌》里的音乐和爱情，都令我难忘。
我爱放翁的诗，爱那份高傲——“挥袖上西峰，孤绝去天无尺”，“零落成泥碾做尘，只有香如故”；我爱李白的豪纵——“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苏轼的旷达——“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朱希真的潇洒——“免被花迷，不为酒困，到处惺惺地”，“老屋穿空，幸有无遮蔽”；稼轩的超脱放逸——“都将今古无穷事，放在愁边，放在愁边，却自移家向酒泉”，及“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
我也喜欢朋友C的性格。喜欢他那种年纪的读书人所特有的那份书卷气。那是未被五四完全拦截掉，而又沐了近在身边的五四的、那么一种虽新实旧，虽旧而又极新的书卷气，那种既拥有中国文人的种种特色，而又极其认真地探索过西方文学的书卷气。因此，在举止上从容悠闲，在见解上超逸深透，在态度上却是朴实、含蓄，而又谦虚。
才华有如一片肥沃的园地，种种可爱的性格是这片园地上的花朵。“唯大英雄能本色”，猖狂、敏细、旷达、不羁、潇洒、放逸，以至于朴实与谦虚都是真性情的流露，因此而引人激赏，惹人牵系，或可说是一种更广义、更真挚的感情的传递吧？
时常，当我有什么事迟疑不决时，就打个电话问问朋友D。他会在电话那边把问题条分缕析一番之后，为我下一个清清爽爽的决定。
对朋友D，我有一份信赖。信赖他清晰冷静的思路，与诚恳认真的性格。他既不会像现代一般人那样的自顾不暇，也不像另一些老于世故的人那般的圆滑虚伪。他不会乱捧我的为人或做事，如果他认为某些地方不好，那是真的不好；因此如果他说好，我才会相信他不是敷衍或客套。有时我有事情请他帮忙，如果他说“乐为之”，我就一定可以相信他不会一面做，一面抱怨我剥夺了他的时间，因为如果他真是没有时间，他会告诉我他忙。
他并不善于处理事务。但是他那不善处理事务的建议也正可以使我放宽心情，相信如果在事务上失败，在金钱上吃亏，你仍可感谢上帝给了你另外那厚厚一份，而不想向上帝索讨得太多。
我遇事容易激动，感情常常走在理智前面，因此徒增许多困扰。我就更喜欢有一些像D君这样的朋友，冷静、坚定、能高瞻远瞩视野远阔，如同广播发射台的塔架；使我也能学习尝试用他们那样冷静而坚定的眼光去分析问题、辩论事理，而又始终使自己置身事外，保持超然。
有些朋友是在精神领域上相接近的，可以谈诗文，论音乐。讲人生悟境。另有些朋友不是互相谈心的，那是另一种友谊，有另一种可爱可敬处。
比如说，今年早春某天，读高中的老大忽然坚持要去山中露营。而他刚刚两天前还在感冒发烧，我不允他去，他执意要去，说感冒已愈，不必过分小心，并且已经与同学约好，不能失信。当下使我大感为难，无奈之下想起做医生的朋友E，拨了个电话给他，问他要主意。他在电话那边立刻用坚决的语气说：
“开玩笑！不能去！”
于是，我把朋友E的决定告诉老大——医生的话当不是毫无根据，不能再说我过分小心了吧？
老大虽深怪E君多事，但却取消了原有的计划。
能有几个人肯如此为你负责地下如此的决定呢？就因为现在乡愿式的人太多，人人都知道为别人下决定是大难事，也是最不易讨好的事，因此我们日常多听到依违两可、不负责任的话。直言诤谏，明知道会惹人不高兴的事，谁肯做呢？何况他是医生，以目前把赚钱放在医德之上的风气来说，你得了肺炎，我才有生意可做呢！何必挨骂不讨好？
老大先是怨他，继而服他、敬他。这才是我的朋友，他的长辈。这才是真关心，不顾自己被抱怨，而只想到你的安全。
像这样的朋友，而且还不止一位。
别看我平时常为别人分析问题，但轮到我自己有些生活上的实际事务须待解决时，却常举棋不定。如女儿报考高中，某些学校要不要去考考看呢？有事要去高雄，是买坐卧两用的观光号票，还是买对号车的卧铺票呢？请客的时候，怎样请才最省事呢？热水器要哪一种呢？有朋友要搬到家里来住，可以不可以呢？
诸如此类，只要我问到朋友F，他总会给你一个迅速而肯定的抉择。“你要带她去考才对。”“对号卧铺好得多了。”“请吃蒙古烤肉算啦！”“买个电热水器吧！我家用的那个牌子就好。”“谁要搬到你家里来住？女的呀？不行！”
简单明了，连理由都不用说，就这么决定。我真的由衷感谢这种快刀斩乱麻式的决断。就好像你原来置身在一个嘈杂混乱的场所，忽然有人把电钮一关，一切都在瞬间归于宁静，使你立觉神清气爽。你发现，原来刚才的一番混乱只是一种幻觉，而你那认为不可终日的烦心的问题，原来如此简单的一句话即可解决。这种“有人为你负责”的轻快心情，常伴随着无限的感动以俱来。
不是吗？这年头，能有多少人肯如此真诚地、有担当地来为朋友决定问题呢？
令人得益的社交
休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