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批评家瞧不上巴尔扎克，认为他写得太多，写得太快。他们不喜欢洪水激流而喜欢小溪流水。他们认为巴尔扎克是一位讨大众喜欢的多题材作家，但肯定不是大作家。他们指责巴尔扎克文字臃肿，与情节不相称。他们说巴尔扎克的文学跟他本人一样，既胖又俗，缺少分寸，倒胃口。巴尔扎克听了以后觉得难受，但他还照写不误。他就像人不能换皮一样，文风也无法改变。有时，他就像写《路易·朗贝尔》那样，展现一个寻找创造意义的思想家，别人埋怨他沉浸在极度抽象之中；有时，他就像写《欧也妮·葛朗台》那样，描绘的是现实生活，这时，别人又埋怨他太现实了。怎么样才能同时满足广大读者、那伙爱吹毛求疵的记者，又能满足那些掌握艺术家金钱来源的出版商？最聪明的办法是为自己写作。于是，要经济上独立，找门富有的婚姻提供财源。巴尔扎克在这个问题上费尽心机，他又寄希望于韩斯卡夫人成为寡妇，这对法兰西文学是最大的福分。
对巴尔扎克来说，工作、金钱、爱情这三个概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没有工作就没有金钱，没有金钱就没有爱情。他羡慕那些豪绅随意旅行，不计较开支多少。然而他，为了和他的“天使”在日内瓦相聚，他得在巴黎将工作安排妥帖，节衣缩食以支付驿车、旅馆和其他日常开支。只要这个女人不是贪财的，对追求她的男人来说，就是很宝贵的。他在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写道：“从孩提时起，我从未拥有一文我自己的财产，到现在我算是辉煌了，我还得为找款子而到有钱人那里奔走。我游来逛去，浪费时间。”韩斯卡夫人慷慨解囊，给了他一些帮助。但是，她提供的款项为数极微。她自己没有个人财产，财产都是她丈夫的。
巴尔扎克很感谢，感谢她的施舍，但绝不能接受。
然而，韩斯卡夫人在可怜巴尔扎克奋笔疾书当苦力文字匠的同时，也怀疑他在巴黎被别的女人缠住，她们奉承他。于是，韩斯卡夫人想独占他。这种妒忌使他高兴又使他感到气愤。在内心深处，在与另一个女人交往时，他不想欺骗韩斯卡夫人，与他的巴黎女友亲近只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为到日内瓦作准备才是为了神圣的爱情。他已提前享受到爱的欢乐，他已将她当做“妻子”。在他的信中，已隐喻着对收信者的渴望，以及他写作小说的计划。
1833年11月17日，星期日，巴尔扎克到马塞利娜·德博尔德·瓦尔莫尔的表兄、雕塑家泰奥菲勒·布拉家，在《圣母和孩子》的塑像前驻足凝视。正好在塑像旁，有一对祈祷的天使的塑像。这两件作品是偶然凑在一起的，在他看来却是一组有象征性的群体。他站在塑像前，顿时有所启迪，他在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说：“我在这里看见现存的最美的杰作……这就是《受两个天使崇敬的圣母玛丽亚和孩提时的耶稣》……我从这里构思了最美的一本书，这本书，《路易·朗贝尔》是它的序幕，书名为《塞拉菲塔》，此书与《弗拉戈莱塔》一样，集两种特性于一身。但是，我猜想，它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个女人是天使，在最后转化时刻来到世上，并脱去躯壳升天。他被一个男子和女子所爱，他对他们说，在升到天国后，他们就会相爱，他在这个女人身上看到的是一个纯粹的天使。她向他们显露了激情，给了他们爱，让他们逃脱人间的苦难。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在日内瓦、在你身边写这本可爱的书，但是这位声音洪亮的塞拉菲塔叫我心烦，她已鞭策我两天了……昨天，我的椅子——我熬夜的伙伴坏了，自从我从事这类战斗以来，这是我用坏的第二把椅子。”
巴尔扎克不仅赞美泰奥菲勒·布拉的作品，他也被艺术家本人的事迹所感动。他回到家里后，觉得自己的观点与布拉的玄奥观点很接近，他从石膏塑像群体得到启发，想写一本小说。是否为了满足于《欧也妮·葛朗台》这本书中描绘的世俗社会，而因此要投入到新的流传的艳遇呢？他得创造两个特殊人物，一个是威尔弗里德，就是作者的化身；另一个是蜜娜，那就是艾芙琳娜·韩斯卡。他们俩都受到两性人塞拉菲图斯－塞拉菲塔的控制，这个两性人既有男人的特点，又有女人的特点，这就保证他比常人有优越性。这个两性人由于激起了男人和女人相互竞争的爱情，其智力发展到了最高阶段。他要解决所有矛盾，他预示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性问题。由于出现这种情况，他要解决他身上肉体联系的两性特点问题。最后，他升入天国，这证明了人类状况是可以改变的。由于这个光辉的范例，威尔弗里德和蜜娜这两位主人公也变成了天使。
巴尔扎克在处理这种玄奥的主题时，想以此来解释世界上的问题。但是，拿这作为小说题材，思想上的框架如何处理？这里应是绚丽多彩、纯真和冷静，应该有宽广的空间。于是他想到了挪威，但他不了解这个国家。这不要紧，可以到书本里找到资料。像主人公的灵魂一样，布景也是白色的和不会腐败的，他已经看见主人公在故事开始时，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地上学滑雪。剩下来是对超人的研究。长期以来，巴尔扎克对这个问题十分着迷，他曾满怀热情地深入研究过斯威登伯格的作品以及圣·马丁、梅斯梅尔的作品。他对那里的地形也像对卡西尼街那样熟悉。在《塞拉菲塔》中，他会如鱼得水，运用自如。为了治疗疾病，他亲自听取关于治疗梦游病的有关医嘱。韩斯卡夫人的出现不会使他改变写神秘小说的计划。她本人也有家族传统，有预感、有幻觉和各种各样的昏厥。他的很多读者也是要求作品跨越现实。巴尔扎克一想到前途，就越想把《塞拉菲塔》书稿带到日内瓦。他沉醉于真正的灵感中。由于想写这本小说，他迫不及待地想将这本启蒙性作品献给韩斯卡夫人并与她相聚。
然而，他在通信中得小心谨慎。除去通过亨丽埃特·博雷尔收转的给韩斯卡夫人的那些秘密信件外，他还写了一些为不引起她丈夫怀疑而吹捧他的“赞歌”。他不是成了家庭的常客吗？这个角色体现在信件的花样上。在给艾芙琳娜本人信件中的热情话语在礼宾性的信件中成为冠冕堂皇的客套话，一个正经男人的玩笑话。他还说送了一件小饰物，上面镶嵌有安娜捡的小石块，还有几瓶木瓜酱是送给贪嘴的韩斯卡夫人的。另有韩斯卡夫人喜爱的音乐家罗西尼的亲笔签名。这类书信简直就该是文质彬彬或打趣开玩笑的东西。
韩斯卡夫人给她丈夫一本正经地念这封“公开的信件”，而为了表示热忱，把那封“不公开的信件”藏在怀里。但她也无法完全掩饰感情。
这时巴尔扎克在巴黎使出浑身解数，玩命地写作，迫不及待地与书商打交道，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攒旅行经费。韩斯卡夫人在响水区萨瓦街的弓形旅馆订了一间“明亮客房”，那里绿树成荫，靠近韩斯基夫妇下榻的米拉博宾馆。韩斯基夫妇还带了女儿安娜、亨丽埃特·博雷尔夫人，两个佣人中一个是德国人，另一个是俄国人，还有一位诺莎泰尔的名叫苏珊·叙泽特的侍女。巴尔扎克抵达日内瓦那天是圣诞节，叙泽特给他带来了他情人送来的花束，还夹带一个戒指印章和一张表示温柔的条子，问他是不是永远爱她？他立刻回了话：“等一会，我会告诉你，千万封书信不如一次会面。问我是不是爱你？就在你身边。我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我因而感到痛苦。但是最后，整整一个月，可能还要两个月才能赢得它，不是一次，而是千百万次抚爱。我是感到如此的幸福，所以也不能再给你写信了。再见。是的，我的房屋很好，戒指跟你一样可爱、精致，我的亲爱的。”
从此，巴尔扎克和韩斯卡一家，关系和睦、坦诚。巴尔扎克对成天愚弄友好相待他的丈夫并不感到难受。这位轻信的波兰大庄园主事事都安排停当，使巴尔扎克觉得舒服。从米拉博宾馆到弓形旅社，他们互赠礼品，交往信件。有时候是秘密条子，有时是寻常的友善的信件，为的是不让韩斯卡夫人的丈夫感到有什么不安。
这对情侣组织了文学性的参观，到过科佩、费尔奈、迪奥达蒂别墅或科洛尼山坡，她的丈夫有时同行，有时则不去。巴尔扎克到处都逗她和跟她寻开心。在目光中可以看出她觉得他很可爱，在言谈中透露出对在日内瓦接近他的女人有些妒忌，特别是她的表妹波托卡伯爵夫人，是她把表妹介绍给巴尔扎克认识的。当他见到一个稍有姿色的年轻女郎时，就爱炫耀自己。韩斯卡夫人对此很恼怒，瞧不上这种拈花惹草的事。
巴尔扎克对爱情想入非非，同时玩命写作，在编写《塞拉菲塔》时，他向日内瓦博物学家比拉姆·德·康道尔咨询斯堪的纳维亚的植物志，还修改《滑稽故事集》，不时地幻想他的艾芙娜琳什么时候才能完全属于他。
1834年1月18日，在征服韩斯卡夫人方面似乎获得重大进展。但是，这种飞跃很快中止了，原因是在1月23日的晚会上，巴尔扎克对她的表妹、爱耍手腕的波托卡伯爵夫人表现得过分亲热，因此她醋意十足。
巴尔扎克感冒了，因发烧而不停打寒战。为了恢复他俩的关系，他要求韩斯卡家给他送巴旦杏仁糖浆，他说，因为疾病引起“剧渴”。艾芙娜琳给予同情，并忘了头天晚上的不快。韩斯卡夫人没叫叙泽特送糖浆，而是和丈夫一起来到弓形旅社到他枕边探望。在这次友好探望的第二天，即1月25日，她单独来看他。巴尔扎克也几乎康复了，几个小时的休息已使巴尔扎克恢复精神。韩斯卡夫人是动感情了，有点后悔。她对因为这点小事对他大发脾气感到遗憾。经过这段小小的阴影，他们又和好了。巴尔扎克明白她已原谅了他，又向她发起进攻。
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计算着能在一起的时日。即使韩斯卡在12年后归天，她也不过40岁。她认为那时候她已太老了，他向她指出，他过去爱迪莱塔时，她已经45岁了，那时他才22岁。当他们在对方的怀抱里时，他们自认为已是夫妻。重要的是，他们得在韩斯卡妨碍他们时很好地利用时间，他虽然不太碍事，但终究是个障碍。1834年2月8日，在巴尔扎克离开日内瓦到巴黎去时，巴尔扎克答应以后到维也纳或意大利与韩斯卡一家相聚。后来，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韩斯卡夫人安排巴尔扎克到文珠尼亚游览，到乌克兰待了几个月。
到达巴黎后，巴尔扎克总结在日内瓦的收获：修改《朗热公爵夫人》，《塞拉菲塔》已动手写了一大段，《古玩陈列室》进展顺利，《滑稽故事集》轻快地草草拟就。由于比拉姆·德·康道尔的帮助，他收集了有关挪威的资料，除此以外，还有他爱慕的情人的回忆录。
巴尔扎克周围的环境令人担忧，他爱的人都使他发愁。德·贝尔尼夫人得了心脏病，仿佛一个月内老了20岁。聚尔玛·卡罗因弗拉佩斯勒产业问题十分操心，她由于父亲已去世，而成为别墅的主人。她邀请巴尔扎克到那里小憩。但是，她已怀第二个孩子，为怀孕的事挺担心。在巴尔扎克家里，这一次为种种债务搞得焦头烂额——巴尔扎克的母亲因冒险性的投机破了产。洛尔·叙维尔和丈夫因无聊的琐事经常吵架。她丈夫承包了多种重要工程，闹得头昏脑涨。如果他无法从财政困境中摆脱出来，巴尔扎克就得帮他一把。可是巴尔扎克手头拮据，无法提供帮助，也没有手稿可卖钱，情况颇为棘手。
尽管有这么多烦人的事，经济上又拮据，巴尔扎克在社交场合还得装门面。波托卡伯爵夫人推荐他去找找奥地利大使夫人阿波尼伯爵夫人的门路。如果巴尔扎克到维也纳找韩斯基一家，这是很有用的关系。阿波尼与巴黎各界都有来往，与欧洲各王族有紧密联系。2月18日，巴尔扎克到大使馆，但是因伯爵夫人“在梳妆打扮”没有被接见，然后，约定了23日会面。他满怀激情前去赴约，很快成为大使夫妇的常客。
在此期间，巴尔扎克在歌剧院每周订三个晚上的票。音乐可以镇定神经。他为了出席使馆招待会和歌剧院晚会，在裁缝比松处精心制作了一件金纽扣的蓝礼服，黑呢子裤子，黑缎子背心。1834年8月，尽管他已身无分文，但还备了一根绿松石圆头的手杖，并将自己的文章很招摇地刻在手杖上。这根华丽的高级手杖引起了新闻记者们的挖苦和讽刺。巴尔扎克很难受，也很恼火。有一天，他和埃米尔·德·吉拉丹争吵起来，并想跟他决斗。
4月初，巴尔扎克感到十分疲劳，纳卡尔医生甚至怀疑他患有脑炎，嘱咐他要绝对休息。他对自己的健康十分担忧，同时也担心自己的作品，因此到弗拉佩斯勒，打算在聚尔玛·卡罗身边休息几天。但是，他不是搁笔休养，而是致力写作《凯撒·比罗多》、《时髦的人》（最终书名为《婚约》）和《塞拉菲塔》。《塞拉菲塔》一书断断续续地写着，显得难以为继。为了振作精神，活动筋骨，他不时地与聚尔玛·卡罗在院子里漫步，聚尔玛挺着大肚子，行动不便。他没完没了地对她讲对艾芙娜琳的爱情。他也听卡罗少校讲伊苏屯地区某些居民的滑稽故事。他跟过去一样，把这一切都装进脑袋，以备用做资料写作新书。这个世界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文学机遇而已。不管他的生活经历多少曲折坎坷，他始终没忘自己的雄心壮志，要树立一座丰碑以留传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