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少城作为满、蒙族人居住的“满城”的特殊意义已不复存在了，少城里也不断有汉人搬来居住，而少城的满蒙人，大部分都迁到了成都大城内。由于几百年来的共同相处，成都的满蒙族人和汉人无论在生活习性、穿着打扮以及风俗习惯上都已十分接近，如果你不问他，是不大看得出来谁是满族、蒙族人的。在少城被拆除的衙门旧址上，建起了一座高约三十二米的凌云丰碑，耸立在少城公园的西南角，它成为当时成都的最高建筑物，上书“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十个大字。卓木克的卓家班后来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把保路中的许多事编成了川戏，推出了许多川戏名角，看的人莫不赞叹。后来，他筹资建了一座电影院，电影院当时在成都很少，看电影是新鲜事，这使卓木克着实发了一笔财。但卓木克发财后，并没忘记自己的满、蒙同胞，他当时在旗籍贫民生计委员会中担任副会长，曾好多次在戴勒负责的同仁教养工厂遇到困难时，提供贷款和捐赠支援。任会长的戴坤其时已垂垂老矣，年老的他醉心于养鱼养鸟，所以，时常提着鸟笼到少城公园来遛鸟、坐茶馆。而少城公园的最大特色就是茶馆多，除夏天有人撑着伞在假山上和荷花池边卖茶叶，东边还有鹤鸣、枕流、浓阴、永聚等茶馆，所以，倒也不寂寞。饿了，还有吴二贵随时候着呢，时不时请他去品尝一些他发明的“堂片填鸭”“醉虾”等新鲜菜。赵奎娥在辛亥后不久病逝。花燕云最终还是耐不住新生活的诱惑，与戴坤离了婚，并嫁给了一个旅蒙商去了日本。戴坤的大儿子戴勒要忙工厂的事，小儿子读完小学后去了上海进了洋学堂。而杜三爷，则名正言顺地挂牌开了武馆，不过，现在叫做国术馆，武馆就坐落在原正蓝旗官兵习射处不远，馆门悬一副对联，上书：“仁者必有勇，君子无所争。”颇有些大家宗师的味道。
罗纶后来也弃武从文，就在少城内原来一所小学的旧址上开办了一所通俗教育馆，不仅招生授课，还陈列展览文物，放映电影，偶尔，也举办演出。他常年穿一身对襟短褂，留平头，显得非常朴实。辛亥以后很多年，也没有结婚，而年年清明，他都要到钰格格坟头去上坟，并在钰格格的坟前一直从黑夜待到天明才离去。有时，他也去坐坐茶馆、听听戏，但与老朋友相见时，却显得很木讷，常常一个人默默地坐着，长久不发一言。以至于当有人言及他曾是一代武林高手、一代风云人物时，许多年轻人都感到不可思议。也有人去问他，他听了，则总是笑笑，并不置可否。尽管，尔后常常一个人沉思，往事也如云如烟一般从眼前掠过，但他的情绪却显得十分平和而宁静，而那些历史尘埃，便纷纷从记忆中剥落，不复在记忆中浮起。
当少城最后一段城墙要拆除时，戴坤、戴勒、玉姗、罗纶、杜三爷、宫炎、卓木克，甚至连远在北京的蒲殿俊，都像有某种心灵感应似的，不约而同地来到了现场。
这是一个晴朗的春日，绵延而幽长的春风从成都平原缓缓掠过，树木都开始绽出了芽苞，最初的桃花已经开了，枝桠上，也绽出了片片新绿。街道上，熙攘的行人匆匆走过，似乎对拆除城墙一事并不感到特别的新奇与关注，相反的，倒是对聚在一起，站在拆除城墙工地不远处的这一群人投来陌生的不解的目光。生活就像流水一样匆匆流淌，岁月已把许多街道景物改变得面目全非。时间像流沙一样没过原野，淹灭了人们头脑中的许多记忆和历史尘埃，许多往事已经被人们忘却，唯有这群从历史中走过来的，对于他们来说，少城有着特殊意义的人，才对它投以了与众不同的关注。
尽管如此，他们却几乎不发一言，默默地面对着这历史最后的残迹，就像历史本身无言一样，让这最后的场景，永远铭刻进自己的记忆。
终于，“轰”的一声巨响，隔断少城与成都大城的最后一段城墙倒坍了，它倒下时的砖头、石块激起了巨大的烟尘，就像一朵朵绽开的、灰色的、巨大的蘑菇云一般，在阳光的照射下，久久地，久久地不散，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在城墙倒坍的那一霎间，从倒坍城墙的背后，露出了新世纪的，带着金色阳光折射的春光。
于是，所有的人，眼里便几乎同时涌出了百感交集的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