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足球，是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染上的一个嗜好，而且终生兴趣盎然。在法国，他没有钱，有一次为了看一场国际足球比赛，花了5个法郎买了一张最便宜的门票。从那以后，邓小平就与足球结下了不解之缘。前些年，有人写文章时，称他为“超级球迷”，这话有点道理。在领导岗位上时，由于工作繁忙，有时赶不上看电视转播，就让人为他录下来慢慢欣赏。1990年在罗马举行世界杯足球赛时，他正好已经退休，这下有时间了，连实况带录像，一共转播了52场，他看了总共50场，可算是过足了瘾了。
桥牌，是邓小平进军西南后在重庆才学会的，后来就一直成为他的一大业余爱好。到了晚年，他的桥牌技艺更加精湛和高深。打桥牌本是一项高度紧张的智力运动，但却成为邓小平休息的最好方式。他曾经说：“唯独打桥牌时，我才什么都不想，专注在牌上，头脑能充分地休息。”在牌桌上，邓小平所显示的运筹帷幄的非凡气度令人叹服。他习惯用精确叫牌法，打牌时思路敏捷，出牌果断，攻守自如，出奇制胜。1981年，他曾被国际桥牌报协提名为该年度的桥牌名人。退休后，打桥牌更是他的一个重要生活内容，而且时间上有了保障。1992年1月2日，中国桥牌协会名誉主席万里将第九届“运筹与健康”桥牌赛冠军奖杯授予这位退休老人。
邓小平喜欢游泳，更喜欢在大海中游泳。大海能陶冶人的情操，大海能锻炼人的意志。迎着海风、搏击海浪，才能真正领略大自然的无限魅力，才能完全体会天人一体的美妙神韵。1989年9月16日，刚刚从渤海湾北戴河海滨返回北京的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时说：“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里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
中国围棋队总教练聂卫平曾是邓小平的“牌友”之一。他说：“小平同志退休以后他的桥牌水平没有下降，他自己多次在打牌的时候跟我们也讲过，他说，我能游泳，说明我身体还行，我能打桥牌呢，说明我脑子还行。他有一个可能是我永生难忘的表情，就是他一笑啊，虽然咱们说是像慈祥的老人，但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很天真幼稚的孩子似的，笑得非常的天真和纯洁。”
对于邓小平的“抽烟史”源于何时，我们目前尚未进行查证。但是，邓小平嗜好抽烟，这却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有人曾说，邓小平是中国的头号烟民。
就当时他的政治地位而言，这话似乎也有点道理。
然而，有谁能想到，退休后的邓小平却戒掉了抽烟这个伴随了他几十年的习惯。出于健康考虑，这位有长期“抽烟史”的老人终于忍痛割爱，下决心戒了烟。所以，这是邓小平退休后个人生活中的一个重大变化。
关于抽烟，邓小平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在江西下放劳动的日子里，每月定量供应的两条“大前门”烟伴随邓小平度过了3年的艰苦岁月。尽管他“烟瘾”很大，但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的工人们却发现，邓小平在工厂劳动时从来不抽烟。回到住地，邓小平才点上一支烟，继续他对中国未来的深深思考。
我们发现，邓小平与中外朋友会见谈话时，经常是从抽烟开始的，并且常常说一句话：“我抽烟的坏习惯改不了啦。”
1980年8月22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乔治·布什。布什是邓小平夫妇的老朋友。布什首先转达了他夫人对邓小平夫人的问候。
邓小平：谢谢，她的身体不如我好。
布什：她也跟你一样抽那么多烟吗？
邓小平：她根本不抽烟，所以，她身体不好。
1985年5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新加坡客人吴庆瑞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吴庆瑞：邓主任看上去比我还年轻。
邓小平：这里有虚假现象。现在我还能抽烟，还能喝几杯酒。有的外国客人问我是如何保持健康的，我告诉他们，就是又喝酒又抽烟。
抽烟有损于身体健康，为此，人们十分替邓小平的抽烟担心，并为他特制了一种烟。1986年9月2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在中南海紫光阁采访邓小平时，问他要过这种烟。
邓小平：我抽烟可以吧？
华莱士：当然可以，我也抽一根，谢谢！
邓小平：我这个是他们对付我，特殊制造的，过滤嘴这么长。
华莱士：过滤嘴长啊，比烟还长。
1988年3月25日，在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开会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趣事：当时大会规定不准抽烟，坐在主席台上的邓小平却不知不觉地忘记了这一规定，习惯地点上一支烟吸了起来。坐在台下的一位人大代表见状，立即写了一个纸条，交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将这张纸条交给了台上邓小平旁边的一位领导同志。这位领导同志接过纸条，看到上面这样写道：“请邓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抽烟。”他略为迟疑后，面带微笑把纸条递给了邓小平。邓小平看了看这张纸条，便立即把烟灭了。
不久，邓小平在会见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时提及了这件事。
1988年4月16日上午，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内充满热烈的气氛。邓小平健步走上去与来访的阿基诺夫人握手，并说：“欢迎你，我很高兴见到你。”
双方坐定后，即开始了下面这样一段对话：
邓小平：我抽烟啦。
阿基诺夫人：我不能对您说不能抽烟，因为我不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但是在菲律宾，我们内阁开会，不许抽烟。
邓小平：这次人大我违反了一个规则，我习惯地拿起一支烟来，就有一个代表递条子，提出批评，马上只好接受，没有办法。
说完，双方都爽朗地笑了。
这件党的领导人和普通人大代表平等相处，共同遵守公共场合秩序的故事，很快被传为佳话。
退休后的邓小平，希望像普通人一样，上街走一走，看一看。
1990年7月3日，距第十一届亚运会开幕只有2个月时间了，邓小平来到北京京广大厦，在第40层楼上俯瞰北京市容，并连声称赞：北京建设得好，亚运会建筑搞得好。
在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时，这位退休老人满怀激情地说：我这次来看亚运体育设施，就是来看看到底是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
看来中国月亮也是圆的。他语重心长地指出：现在有些年轻人总以为外国的月亮圆，对他们要进行教育。
邓小平打出一张“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国内经济发展趋缓的情况下，如何善于利用时机解决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围绕着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他指出：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
拿出什么样的措施呢？邓小平的心中已有了一个设计。
邓小平说：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邓小平打出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一张“王牌”。
上海，在中国近代史上曾是远东最大的贸易金融中心和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
上海，邓小平对它有着特殊的感情。
1920年的夏天，16岁的邓小平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正是在这里，他和其他80多位四川子弟一起乘坐法国邮船“鸯特莱蓬”号赴法勤工俭学，开始了他革命生涯的第一站。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邓小平随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迁至上海，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开始在这里从事革命斗争。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回忆说：“1927年以后同1927年以前情况有不同，中央从武汉搬到上海来，情况变了，那时白色恐怖厉害，我们中央各部门就不来往了。邓小平和中央秘书处住的地方我从来没去过，并且也不许去。”黄介然也回忆道：“那个时候，就是在上海的云南路，中央有一个办公接头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中央政治局在那里开会的，邓小平是秘书长，当然他在那里。”为了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站住脚跟，邓小平在这里当过杂货店的老板，当过古董店的老板，以此为掩护。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锡瑗结婚了。
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作为渡江战役的总前委书记，亲自拟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率领千军万马解放了大上海，担任第一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
全国解放后，邓小平曾多次视察上海，上海的建设与发展留下了他的足迹。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时刻关心着上海的发展，特别是从1988年起，他连续7年在上海过春节，对上海的重新崛起倾注了大量心血。
1990年初他来上海过春节时非常关心浦东开发这件事。他说，上海和浦东开发，不是上海一个地方的事，是全国的事。浦东开发，可以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发展。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向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我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他还特意要求李鹏负责抓一下浦东的开发和上海的发展问题。这一年的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决策。同时宣布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重点，就是浦东开发。从那时起，上海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91年的2月，邓小平来到上海。他对上海市党政领导同志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如果当时（指1979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同意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市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决定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作者注。）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
在视察南浦大桥工程时，他又说，上海这么大，不搞几座大桥不行，要加快交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能早上的就集中资金早上，早上一年早得利一年，不然要拖到下个世纪去了。”这年的年底，他来上海，看到上海有了点变化，非常高兴。提出思想要更解放一点，胆子要更大一点，步子要更快一点。他说：“上海民心比较顺，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目前有条件上得更快一点”，“上海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1992年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上海是其中重要的一站。他对上海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是：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上海要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他自责地说：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在1992年视察南方过程中，邓小平看了深圳、珠海，心里又惦着上海。在结束广东的视察时，珠海的同志看到他一路劳顿，希望他能留下来在珠海过春节，然而，邓小平却说，我还想着上海，惦着浦东啊！我要去上海过春节。
1993年新春佳节之际，邓小平第6次与上海人民共迎全国各族人民的传统节日。身穿深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同志精神焕发，稳健地步入会见厅。吴邦国和黄菊迎上前，首先转达了江泽民总书记向小平同志的电话问候。邓小平笑着说：“请你们代我向江泽民同志和各位中央同志拜年。”他还说：“实践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工作做得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
在接受1300万上海人民向他拜年之后，邓小平热情洋溢地说：“我向大家拜年，祝你们春节快乐，并通过你们向全体上海人民，首先是上海工人阶级拜年。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他还说：“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对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贡献。”
1994年，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在上海过年。这是他在上海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外出视察。那年他视察了浦东，当时正下着雨，但小平同志仍然兴致勃勃地登上杨浦大桥。他站在雄伟的大桥上，四处远眺，显得非常高兴，还上前握着大桥建设总指挥的手称赞说：“这是上海工人阶级的胜利，我向上海工人阶级致敬！”在视察了内环线浦东段及罗山路、龙阳路立交桥后，他笑吟道：“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并说：“这是出自我内心的话。”
上海人民没有辜负邓小平的期望，上海的发展充分证明了邓小平这张“王牌”的威力。
邓小平打出这张“王牌”绝非仅仅就上海一地的发展提出的具体工作要求，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环视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对中国发展的全局作出的战略思考，是确立上海在20世纪90年代乃21世纪全国经济发展大格局中的一种全新的战略地位。1991年邓小平明确指出：“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战略构想，党的十四大作出了要把上海建成“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既为上海的振兴和发展带来了机遇，又为上海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更好地服务全国、面向世界指明了方向。正是邓小平高瞻远瞩的构想和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使上海这条航船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驶入了一条宽阔的航道。浦东开发开放大踏步推进，现已进入了基础开发和功能开发并举的新阶段，在出形象、出功能的基础上开始出效益。1996年新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10亿元，占全市的比重达到17.7%，比1992年上升了9.6个百分点，一个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浦东新区的雏形开始形成。同时，上海坚持打“长江牌”、“中华牌”和“世界牌”，积极发挥浦东开发开放的“龙头”作用和“辐射”效应，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使上海初步成为全国资金流、商品流、技术流、人才流和信息流的集散地和交汇枢纽。
计划与市场之争又起波澜，“皇甫平”引起全国轰动。
1988年9月，因为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开始了治理整顿。
从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治理整顿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是我国经济能够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但并不是要改变改革的方向和我们的基本政策。
然而，有些人借治理整顿又重新挑起了计划和市场的争论。他们认为这几年国民经济中的问题，都是由改革一开始就出现“方向错误”，选择了市场取向，削弱了计划经济。这些人的观点很明确，既然现在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都归因于市场取向，出路就只能是计划取向，应该回到过去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只是在老体制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枝节的改良。
应该说，这些人的观点和挑起的争论，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动乱提供了一个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