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现在看来，对新的领导班子这一段的活动，国际国内反映至少是很平静，感到是稳妥的，没有什么怪话，证明我们这个新的领导班子是能够取得人民的信任和国际上的信任的。如果再加上我们这些人退出去，人家再看上两三个月或半年，我们的局面真正是稳定的，是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国还在继续发展，继续执行原有的路线、方针、政策。到那时，我们这些人的影响就慢慢消失了。消失了好！
开始的时候，江泽民等常委考虑，目前我国的建设和改革正处在关键的时刻，又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形势，很需要小平同志继续为我们掌舵，恳切希望他迟一点退下来。
但邓小平觉得要想等一个多么合适的时候再退，是等不到的，每次都总有一点因素说退不得，而即将召开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就是一个时机。他说，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在世界上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考虑到中国的安全，现在退比发生了事情退或在职位上去世有利，退的决心我已经下了好几年了。我曾多次提出，是真心的。
在谈到具体退休时间时，邓小平认为，如果正式退，差不多还要一个半月，有了四五个月，政治局面就比较平静了，这是个时机，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经慢慢练习如何过退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总要有个过程。他明确提出，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犹豫了这么几年，已经耽误了。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下来吧。
在这次谈话的同一天，邓小平郑重地致信党中央政治局，提出了辞职和退休的请求。
根据邓小平的请求和中央政治局的安排，1989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把邓小平退休的问题作为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
全会认真地讨论了邓小平的辞职信，认为邓小平高瞻远瞩，应该尊重他的意愿，同意他的请求。全会讨论并通过的《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对我们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著功勋。
11月9日，会议进入最后一天。下午3时，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举手通过一项特殊决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同时，会议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并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决定江泽民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人民大会堂。邓小平来到了参加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同志们中间。他与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握手致意，然后一同步入会见大厅，同大家会见、合影。
“一句话，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地感谢全会，衷心地感谢同志们。”邓小平满怀激情地说。
当邓小平离开大会堂的时候，江泽民一直把他送到门口，紧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90年3月4日，七届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批准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选举江泽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邓小平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当他的祖国按照他所设计的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时，他却退休了。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率先垂范，完成了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新老交替。
与参加五中全会的同志们见面后，邓小平又回到了家中。家人们忙碌了一天，精心准备了一个特殊的家庭晚宴。孙辈们向爷爷送上了亲手赶制的贺卡，上面写道：“愿爷爷永远和我们一样的年轻！”餐厅淡蓝色的墙壁上高高地贴着一排鲜红的字：1922—1989—永远。望着这蕴意深刻的字，老人脸上浮现出了深深的笑容。
邓小平身体力行，推动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进程。
邓小平身体力行，在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在当时是震惊中外的一件大事。实际上，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是他领导和设计中国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这项重要的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
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邓小平就向全党发出呼吁：当前最重要的还是选好接班人，时间紧迫，再不及早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不行。他感慨万千地说道：五年以后，再开中央全会，在座的相当一部分人不能工作了，那时再考虑接班人问题就晚了。对于一些优秀分子为什么不能上来，怎样解决挡路的问题，就非常需要认真地想一想，采取有效的措施。我们这些老同志，包括我在内，要是办不好这件事，就交不了账了。叶剑英也在会上提醒大家：培养接班人，尤其是中央的接班人，的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十分重要的紧迫的战斗任务。
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已经把培养接班人，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提上了议事日程。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废除领导干部实际存在的终身制问题。全会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相对年轻的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会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又通过了《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决定》，以便为一批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中央领导层腾出台阶，逐步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的目标。
1980年8月18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及有关问题。邓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会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再次发出了加快培养接班人的号召。要求党政领导要“打破那些关于台阶的过时的观念，创造一些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台阶，这才能大胆破格提拔。而且不管新式老式的台阶，总不能老是停留在嘴巴上说。一定要真正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上来，快点提拔上来。提拔干部不能太急，但是太慢了也要误现代化建设的大事。现在就已经误了不少啊！特别优秀的，要给他们搭个比较轻便的梯子，使他们越级上来。”
他号召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
1981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解决了中央最高领导层的调整问题，但是，就全国范围来说，老同志让路、中青年干部接班的问题还没解决，还存在一定阻力。六中全会刚刚降下帷幕，邓小平想到让路接班的问题太迫切、太重要了，7月2日，又特意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留下来开会，讨论陈云关于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和老干部离退休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专门作了题为《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的讲话，再次指出，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这个问题太大了，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是十分迫切了，再过三五年，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可能造成一种混乱。解决这样一个大问题，我们老同志要开明，要带头。
在这个重要讲话中，邓小平点名表扬了原电力部部长刘澜波。为什么呢？
李鹏介绍了这个情节：“我是1981年担任电力部的部长，当时可以说在中国的政坛上还引起了一番轰动，因为算是最年轻的吧，当时我们原来的老部长刘澜波同志推荐我，当时我才51岁，算是相对年轻了。小平同志在一次宣布这件事情的会议上，他曾经表扬了刘澜波同志是开明人士，党内的开明人士。因为当时在我们党内风气还是论资排辈的，比我资格老的还有很多。有长期的实际工作经验，而且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的同志当时在电力部还有好几位，如果是论资排辈，排不上我，所以小平同志在干部大会上，我记不得了，好像是七一的大会上，还是在这前后，他公开表扬了刘澜波同志为开明人士，是我们党内的开明人士。”
李鹏深有感触地说：“从这个具体的事情，就说明当时他已经看出来干部要年轻化，是高瞻远瞩的，考虑到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后继有人的问题，逐渐逐渐地，经过小平同志的提倡，干部的四化逐渐深入人心，并且形成制度，我想这是保证我们事业能够一代代相传很重要的一个战略步骤。”
邓小平在倡导和推进选拔培养年轻的接班人的同时，首先碰到的一大难题是如何妥善解决老干部的离职问题，以便顺利地实现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
多年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在干部人事制度上存在的主要弊端之一，是实际上存在着的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又在1981年7月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到设立顾问委员会以容纳一些老同志的设想，并说“这是为后事着想”。这样，在邓小平的倡导和关心下，顾问委员会的设立就开始提上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成了我党完成新老领导干部交接班的特殊形式。
真正考虑成熟并下定决心决定设立顾问委员会是在十二大召开前夕。1982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时说：干部老化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7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强调了提拔青年人才的重要性，他说：“干部年轻化，军队提了多年，要求选拔比较优秀的、年轻的，台阶可以上快一点。”“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这些人就交不了账。”他在谈到老干部压在上面，中青年干部上不来的问题时，特意转述了聂荣臻的一句话：“聂荣臻同志提出步子要稳当，我赞成。他有一个好意见，就是要结合，老的一下丢手不行。老的要结合中、青。”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拉开了帷幕。会议审议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正式宣布在中央和省级设立顾问委员会，并规定了各自的性质和权限。“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央顾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大会根据新党章的规定，选举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72人。9月13日，中顾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为副主任；选举了25名常务委员。会上，邓小平就中顾委的性质和任务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这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可以设想，再经过十年，最多不超过十五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这就明确了这个组织的过渡性。随后，各省市自治区也设置了省级顾问委员会。
顾问委员会作为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于发挥部分老干部的作用，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党的十二大选出的348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64人是年轻的党员代表。李鹏、乔石、田纪云、吴学谦、胡启立等相继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平稳地开始了新老干部的交替。1985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加快了中央领导班子的年轻化进程。先后有141名老领导退出政治局、中央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有180多万老干部退休，330万年轻干部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军队系统提升了一大批年轻的军官担任各级指挥员，各大军区的指挥员的平均年龄年轻了7岁。军队营一级指挥员基本上都由军事院校毕业的年轻军官担任。
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凭借着他们崇高的政治威望和率先垂范的榜样作用，带动了政治体制的改革。从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前夕，许多党的老干部又先后给中央写了请退信，要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或中顾委、中纪委委员。十三大上，邓小平辞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央委员及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1989年又辞去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完全从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为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起了良好的表率作用，使干部离退休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到1991年底，全国离退休干部已达656万人。干部离退休制度的建立和推行，为实现各级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和促进整个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创造了条件。
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从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着眼，身体力行，推动了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干部队伍年轻化的进程。1989年，他主持建立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实现了自己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完成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顺利交接，揭开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的一页。
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
1989年11月9日，在北京的一处院落里，有一家人中午吃饭的时候围坐在桌旁，席间的话题围绕着两个字“退休”。
这一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在召开十三届五中全会，而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退休”。
要退休的主人公是邓小平。
邓小平要退休了。在他家的饭桌旁，邓楠说：咱们家应该庆祝一下。邓朴方说：我捐献一瓶好酒。卓琳说：如果身体好，我也想去参加下午的照相活动。邓小平则说：“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生活得更加简单一些，可以上街走走，到处去参观一下。”大孙女眠眠笑着说：“爷爷真是理想主义！”
邓小平退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接受了他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
邓林说：爸爸老了，这才和子女的话多一点，也爱听我们讲话。我们也越来越感觉到他是一位内向的、含蓄的、感情不外露的人。
邓小平退休了，他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与晚辈们的交流也多了，有时还经常和小孙子、外孙女逗乐呢。
邓小平一生爱好很多，但最让他钟情的，还是看足球、打桥牌和游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