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和世界都很不平静。国内国际相继发生政治风波，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中国能不能经受得住这场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中国能不能保持稳定，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中国能不能顶住外来的巨大压力？中国的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下去？中国能不能把握住世纪之交大发展的良好机遇？这些问题，不容回避地摆在了人们面前。国内外都把目光投向了邓小平。
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历史又一次选择了邓小平。
邓小平以其伟大政治家的宏伟气魄和卓越胆略，把握全局，力挽狂澜，带领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国家的独立、安全和稳定，毫不动摇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继续大力推进改革开放，胜利地经受住了一场政治领域风险的严峻考验。
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而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提供了最可靠的政治保证。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这是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必须抓住机遇，加快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讲得最多，而且也最坚持。他曾反复向人们阐述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关系。在1986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当讨论是否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写入《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与会代表出现了不同意见。邓小平坚决而果断地说：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他指出：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
正如邓小平所预言的那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长期的斗争。1986年底，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发生了波及不少城市的学潮。12月30日，邓小平同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话，指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由于中央采取了及时果断的措施和有力的疏导，学潮很快平息了。随后，邓小平在一系列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必须排除干扰，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1987年3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说，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他强调指出，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形势不行。
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形势，要靠改革开放，同时也要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现实使人们更加认识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地位和作用。1987年7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就我国的方针政策进行了明确的阐述。他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还进一步说明了实行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间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进一步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概括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对“两个基本点”的关系作了全面的阐述。
稳定，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改革发展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1988年末到1989年初，由于种种因素，致使资产阶级自由化再次泛滥，在若干大城市，特别在北京，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陆续举行意在根本改变国家制度的政治集会、政治上书和其他活动，一场政治风波在酝酿之中。
作为敏锐的政治家，邓小平已洞察到了这场动乱。
1989年2月，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访华。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妄图借机制造事端。邓小平在26日会见布什时谈话的中心内容，就是讲中国的问题中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
面对既是朋友又是对手的乔治·布什总统，邓小平明确地告诉对方，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
3月4日，邓小平又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他说：“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他强调指出，四项基本原则不能丢。没有四个坚持，中国就乱了。
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重新抬头的同时，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的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和困难，特别是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经济出现过热等现象，到1988年表现更加明显，严重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健康发展。
1988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全面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当前，我国总的经济形势是好的，但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不少，突出的是物价上涨幅度过大。为了创造理顺价格的条件，为了经济建设持续、稳步、健康地发展，必须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向的前提下，认真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
会议明确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并决定把1989、1990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
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同当时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削弱也是分不开的。
1987年初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由于赵紫阳的消极对待，没有坚持进行下去。到5月中旬，赵紫阳武断地宣称反对改革开放的保守倾向已经具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同等的危险，需要同等地反对。这样，斗争就被扭转了方向。一度收敛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重新泛滥起来。
不仅如此，赵紫阳还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
他提出要“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否定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他漠视党的风气、社会风气趋于恶化的情况，对一些党员，特别是极少数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职权倒买倒卖，以及其他一些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遏制和解决，一时间，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降低，党的战斗力削弱。这严重地影响了党的治理整顿方针的贯彻执行。
随着物价的大幅度上涨和经济秩序的混乱，引起群众的不满，治理整顿中的暂时困难也使人们发生了某些误解和忧虑。党内外一些热衷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利用这些情况，对党的领导进行攻击。他们直接要求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全盘西化，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由于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长期策划和背后操纵，特别是赵紫阳的纵容、鼓励和支持，从少数学生悼念胡耀邦逝世活动开始，逐步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政治动乱。政治风波之后，世界的目光再一次聚集到了邓小平身上。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历史记下了沉重的一页。
这年4月15日，曾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不幸逝世，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在悼念活动期间，极少数人乘机煽动闹事，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引起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动乱。由于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助长了动乱的发展，最终酿成大规模的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在6月4日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这场风波。
风波过后，中国的改革将向什么方向发展？人们都在观望着，充满了迷惘和不安。此时，世界的目光再一次聚集到了总设计师邓小平身上。
当时的中国社会，各种“小道消息”不断，邓小平在哪里？他在想什么？
1989年6月9日上午，中南海怀仁堂里气氛异乎寻常，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将领们在这里等待着一个重要的时刻。
邓小平步入了接见会场，随同他一起参加接见的中央领导同志还有李鹏、乔石、姚依林、杨尚昆、万里、李先念、彭真、王震、薄一波等。
那用浓重的四川口音道出的深沉话语，我们今天听起来仍回味无穷。邓小平没有讲稿，经历了这场风波后的思考脱口而出，他说：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今天我不可能展开来讲，只是提出课题。
“第一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正确不正确？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的目标？是否还要继续用它作为我们今后奋斗的目标？这些大的问题，必须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我们第一个翻一番的目标已经完成了，第二个翻一番的目标计划用十二年完成，再往后五十年，达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对此，我想我们做出的不是一个‘左’的判断，制定的也不是一个过急的目标。因此，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应当说，我们所制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至少不能说是失败的。在六十一年后，一个十五亿人口的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了不起的事情。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应该是能够做到的。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
“第二个问题，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一九八○年元旦，我在政协讲话，讲了‘四个保证’，其中有一条叫‘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
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创业，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就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应该说我们上了一个台阶，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当然，改革开放必然会有西方的许多坏的影响进来，对此，我们从来没有估计不足。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讲这点，可能对我们以后制定方针政策有好处。还有，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
再是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我提出的这个建议，请常委研究。这也是个比较急迫的问题，总要接触的问题。
“这是总结我们过去十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我们在改革中遇到的难题比在开放中遇到的难题要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实际上，西方国家也并不都是实行三权鼎立式的制度。美国骂我们镇压学生，他们处理国内学潮和骚乱，还不是出动了警察和军队，还不是抓人、流血？他们是镇压学生和人民，而我们则是平息反革命暴乱。他们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们！今后，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倒是要注意，一个动态出现，不要使它蔓延。
“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请大家认真考虑一下。……“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总之，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