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现数量、分布地域以及钱树图像来看，与上一期相比，本期钱树明显呈现出一种蓬勃发展的态势。在出土本期钱树的墓葬中，发现了一批纪年材料，这些纪年有刻于钱树座上者，有刻于墓砖上者，有刻于墓门者，有铸于伴出铜器上者。刻于钱树座上者1例，为重庆丰都槽房沟M9钱树座上的“延光四年五月十日作”刻铭，“延光”为东汉安帝年号，“延光四年”即为公元125年，直接表明该树座应为此年制作。刻于墓砖上者3例，分别为四川新都胡家墩汉墓、宝兴县夹金山北麓汉墓和宝兴县撒斯达M1。四川新都胡家墩汉墓墓砖上有“永元元年三月三日造此”铭文，“永元”为东汉和帝年号，“永元元年”即为公元89年；宝兴县夹金山北麓汉墓墓砖上有“永建五年造”铭文，“永建”为东汉顺帝年号，“永建五年”当为公元130年；宝兴县撒斯达M1墓砖上有“永和五年七月九日造”铭文，“永和”亦为顺帝年号，“永和五年”即公元140年。由于墓砖是专为构建墓葬而烧制的，烧制与建墓的年代往往相近，故这些纪年铭文反映出这些墓葬的构筑年代应与此不远或稍后，而钱树乃丧葬用品，其制作又往往与墓葬的下葬时间相同或相近，考虑到汉代人有建造“生墓”的习俗，下葬时间往往又晚于建墓的时间，故这些墓葬所出土的钱树制作年代应稍晚于纪年材料所反映的年代。刻于墓门者2例，为四川彭山寨子山M550和成都市新都区互助村M3。彭山寨子山M550墓口刻有“永元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王相□造”铭文，“永元十四年”为公元102年。彭山寨子山M550为一座崖墓，而崖墓的开凿和使用时间往往都比较长，故其年代应晚于此年，但从墓葬形制来看，该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左右室构成，墓门有三层门楣，上有画像，结构和装饰具有四川地区东汉中期偏晚崖墓的一些特点，故其年代应为东汉中期偏晚阶段，所出钱树也应大致是这个时期的遗物。新都区互助村M3墓门刻有“段仲孟年八十一以永和三年八月物故”和“永建三年八月”铭文，“永建”、“永和”皆为东汉顺帝年号，“永建三年”为公元128年，“永和三年”为公元138年，发掘者根据这两个纪年材料，结合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特点，推测该墓年代为东汉中晚期。但该墓出土钱币中无流行于东汉晚期的剪轮五铢和对文五铢，故其年代似不应晚至东汉晚期。铸于伴出铜器上者2例，分别为四川广汉三水镇汉墓和重庆涪陵青杠包M1。广汉三水镇汉墓出土铜洗上有“章和元年堂狼造作”铭文，“章和”系东汉章帝年号，“章和元年”为公元87年；涪陵青杠包M1出土铜壶上有“永初元年二月廿九日龚巨志作”等铭文，“永初”为安帝年号，“永初元年”为公元107年。铜洗和铜壶皆为实用器，在随葬于墓中之前，往往在世间已使用较长时间，故其上的纪年仅能表明其制作时间，仅能表明墓葬的时代上限，并不能说明墓葬的年代就是铜器纪年所表明的年代，墓葬的年代往往要晚一段时期。不过，据发掘者和研究者考证，上述二墓的年代大致可归入到东汉中期。从上述纪年材料来看，本期的年代应为东汉中期，也就是和帝、殇帝、安帝、少帝、顺帝、冲帝和质帝时期（89～146）。
第三期
钱树体发现133例，类型十分复杂，在第二期甲类、乙类B型、丙类C型、丁类C型的基础上，新出现了乙类A型、丙类A型、丙类B型、丁类A型、丁类B型、戊类六个类型，以乙类B型和丙类C型最为流行，甲类、乙类A型和丁类C型次之。钱树座发现148例（陶质树座137，石质树座11），类型也十分复杂，陶质钱树座方面，第二期的甲类A型、甲类B型、甲类C型、乙类A型、丙类H型继续流行，乙类B型已经消失，新出现甲类D型、甲类E型、甲类F型、甲类G型、甲类H型、乙类C型、丙类A型、丙类B型、丙类C型、丙类D型、丙类E型、丙类F型、丙类G型、丁类A型、丁类B型、戊类、己类、壬类B型、庚类A型、庚类B型、庚类C型和癸类，以甲类A型和甲类B型最为流行，甲类B型、甲类F型、甲类H型、丙类A型和丙类B型也较为流行；石质钱树座方面，第二期的甲类A型继续流行，新出现了甲类B型、乙类A型、乙类B型、乙类C型、丙类A型和丙类B型，以甲类B型最为流行。钱树图像非常丰富，第二期所出现的图像继续流行，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图像内容，仙真类图像仍为西王母、佛像、日月神、羽人形象，以西王母、佛像最为流行，羽人次之；人物类图像有舞者、杂技、抚琴、听琴、骑士、羽人、侍女、猎人、象奴、力士、墓主等形象，其中侍女、象奴、力士、墓主为新出现的内容，以舞者、杂技人物、骑士、羽人等形象较为流行；兽类图像有羊、熊、龙、天马、重兽、虎、鹿、九尾狐、猪、辟邪（天禄）、蟾蜍、龟、驴、大象等，其中辟邪（天禄）、龟、驴、大象、九尾狐为新出现的图像内容，以羊、重兽、鹿、猴、天马、辟邪（天禄）最为流行；禽类图像有凤鸟、三足乌、负罐鸟、青鸟等，三足乌和青鸟为新出现的图像内容，以凤鸟最为流行；天象类图像有太阳、卷云纹和星象纹，太阳为新出现的图像内容，以卷云纹较为流行；植物类图像有花、芝草、莲花、缠枝纹、卷草纹等，缠枝纹、卷草纹为新出现的图像内容，以前三者较为流行；钱币与璧类图像有带系五铢、带芒五铢、带系半两、带芒铜钱、带芒“利后”钱、“五五”钱、带系铜钱、带翼铜钱、钱串纹、摇钱场景、璧纹等，带系五铢和带系半两为新出现的图像内容，以带芒五铢、带芒铜钱和璧纹最为流行，摇钱场景也较为常见。钱树组合非常复杂，第二期的第一种组合继续流行，第六、九、十种组合消失，新出现了第二、三、四、五、七、八、十二至二十四种组合，以第三种较为流行，第一、八、十八种组合次之。钱树分布范围十分广泛，广汉郡区、蜀郡区、犍为郡区、巴郡区、南中区、汉中郡区六个区域皆有发现，以广汉郡区最为流行，蜀郡区、犍为郡区和巴郡区次之，南中区和汉中郡区也有较多发现，汉中郡区为钱树的新分布区域。
本期钱树数量多，分布地域广，图像内容十分丰富，钱树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十分兴盛的阶段，但也出现了一些衰微的迹象，在个别钱树体上出现了以铜条或铁条缠绕枝叶而构成钱树体的做法（戊类）。出土本期钱树的墓葬中也发现有一批纪年材料，一是云南大理城关汉墓出土有带“熹平年十二月造”铭文的墓砖，“熹平”乃东汉灵帝年号，故此墓当为东汉晚期墓；二是四川芦山县石箱村汉墓墓砖上有“熹平三年造”铭文，“熹平三年”为公元174年，此墓亦应为东汉晚期墓；三是四川成都天回山M3出土一件带“光和七年”等铭文的错金铁刀，“光和”为亦为东汉灵帝年号，“光和七年”为公元184年，该墓应为此年之后墓；四是重庆万州区安全村M19出土的钱树座上有“一八年九月十又一日十九囡女子”铭文，据发掘者言，该墓和随葬品的形制特点皆具有峡江地区东汉晚期墓的特征，而在东汉晚期，年号达十八年者，只有汉献帝的“建安”年号，可见该树座应为“建安十八年”（213）所制。另外，陕西勉县红庙东汉墓出土有带“元兴元年堂狼作”铭文的铜洗，“元兴”乃东汉和帝年号，“元兴元年”为公元105年，此墓看似应为东汉中期墓，但正如上文所言，铜洗乃实用器具，随葬于墓葬之前往往会使用较长时间，这类铜器上的纪年仅能表明墓葬的年代上限而已。勉县红庙东汉墓为单室墓，墓室后部砌一棺台，与重庆武隆蔡家村汉墓相似，而后者乃一东汉晚期墓；出土的三公连弧纹镜、长宜子孙连弧纹镜和两件青盖高浮雕龙虎镜，据宋治民先生的研究，皆应属于主要流行于东汉晚期的镜式；出土的镇墓俑（独角兽），在四川汉墓中也主要流行于东汉晚期。但该墓出土钱币中未见东汉晚期常见的剪轮五铢和对文五铢。因此，勉县红庙东汉墓的年代应为东汉晚期偏早阶段。综合上述纪年材料，我们大致可推定本期的年代为东汉晚期，即东汉桓帝、灵帝、献帝时期（147～220）。
第四期
根据本期钱树出土数量、形态特征、分布地域的变化，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段：钱树体发现13例，类型比较简单，仅有丙类C型和戊类两种，前期所流行的类型几乎消失殆尽。钱树座仅有7例，类型也显单一，陶质树座有甲类A型、辛类、壬类A型三种，后两种是新出现的类型，石质树座仅有丙类B型一种。钱树图像简单，仙真类图像仅有佛像一种，人物类图像仅有骑士一种，兽类图像有羊、虎二种，钱币和璧类图像有璧和摇钱场景图，禽类、植物类、天象类图像皆未见。钱树组合仅见第十一种，前期所流行的各种组合皆已消失不见。钱树分布于蜀郡区、巴郡区、南中区和汉中区，广汉郡区和犍为郡区未见钱树的身影。
从出土数量少、钱树类型与组合单一、图像内容简单来看，这一阶段的钱树明显已开始衰落。出土本期本段钱树的墓葬中也发现有1例纪年材料，为云南保山汪官营蜀汉墓墓砖铭文“延熙十六年七月十日”，“延熙”为蜀汉后主刘禅年号，“延熙十六年”为公元253年。另外，重庆忠县涂井M14和M7、四川宝兴县那东登M1三墓，因发现有太平百钱、直百五铢等蜀汉钱币，而被推断为蜀汉墓。甘肃武威金塔乡藏家庄M2、青海大通上孙家寨乙M8等墓也被发掘者推定为魏晋墓。另有青海乐都马家台M1，发掘者初步推断为魏晋南北朝墓，但从出土钱币看，仅见五铢钱，未见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的钱币，加之墓葬结构具有该地区魏晋墓的特点，故其年代亦应为魏晋时期。可见，本段年代应为三国西晋时期（221～316）。
后段：钱树体仅发现2例，类型极其单一，仅戊类一种。未发现钱树座。图像内容非常简单，仅见带系五铢一种图像。未见完整的钱树组合。分布区域仅限于广汉郡区和巴郡区偏远的个别地方。从出土数量锐减、类型和图像都极其单一来看，本段钱树明显已处于它的最终衰亡阶段。所发现2例钱树体，分别出土于四川金堂猫头山M2和丰都汇南乡新湾村李家梁子M14，前墓出土有南朝刘宋四铢钱，故被推定为南朝刘宋墓；后墓出土有颇具南北朝风格的“六系盘口壶、四系盘口壶、长颈瓜棱腹莲草纹瓶、饼足碗等30余件青瓷器”，因而被推断为南朝墓。因此，我们大致可推断本段年代为东晋南朝时期（317～589）。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大致可以将钱树的发展演变历程归纳如下：在东汉早期，钱树开始产生，并在广汉郡区、蜀郡区、犍为郡区和南中区开始传播，日后钱树的图像内容基本具备；东汉中期，钱树进一步发展，数量增加，类型和组合开始丰富起来，图像内容日益复杂，钱树制作精美，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广汉郡区成为最流行的区域；东汉晚期，钱树数量激增，类型、组合变得非常复杂，图像内容非常丰富，多数钱树制作较为精美，分布地域达到最大范围，六个区域内皆有分布，广汉郡区仍为最流行的区域，蜀郡区、犍为郡区和巴郡也比较流行，钱树发展进入兴盛阶段；三国西晋时期，钱树数量大大减少，类型和组合显得单一，图像简单，钱树制作开始粗疏，分布地域开始缩小，以前最为流行的区域广汉郡区几乎不见钱树的身影，犍为郡区亦未见钱树出土，仅在蜀郡区、巴郡区、南中区和汉中区还有少量发现，钱树开始衰落；东晋南朝时期，钱树数量急剧减少，类型单一，图像内容极其简单，钱树制作粗疏，分布地域大大缩小，仅在广汉郡区和巴郡区的个别偏远地方还有发现，钱树最终衰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