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对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学者来讲，有着不可抵御的吸引力，对197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专门研究农业经济的西奥多·舒尔茨[ 西奥多·舒尔茨在经济发展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深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中应特别考虑的问题，从而获得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舒尔茨集中精力研究美国的农业政策。舒尔茨研究农业政策的成果集中收录于他1943年～1953年间陆续发表的4本著作之中。这4本书是：《重新调整农业政策》（1943年）、《不稳定经济条件下的农业》（1945年）、《农业生产和福利》（1949年）以及《农业的经济组织》（1953年）。后来他又把注意力转到人力资本投资问题上。
]也是如此。对他来说，中国不仅是一个宣传自己理论的最好的基地，同时也是找寻自己“衣钵传人”的最佳地点。
1980年，舒尔茨受邀到北京大学进行演讲，这对于刚刚开放的中国来说，尤其是封闭多年，而自身又有着深厚容纳力和求知渴望的北大来说，是一件非常轰动的事情，坐席爆满。然而，就在演讲开始之前，一件事情却困扰了北大经济系的师生——缺少一名翻译。
有人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找到了一名研究生，但是最终被否定，因为这个人虽然深谙英语，但是一些经济学的术语对于经济学的外行来说，进行准确的互译难度太大。这个时候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不仅英语口语流利，还精通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林毅夫。这次偶然的翻译机会，再次为林毅夫赢得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打开了他通向世界最高经济学殿堂——芝加哥大学的大门。
舒尔茨的演讲赢得了北大师生的好评，而担任翻译的林毅夫更是得到了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赞赏。演讲结束以后，舒尔茨问林毅夫：“你想到美国读博士吗？”林毅夫当时不假思索地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让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另一个人生的转折来临了。
舒尔茨是研究农业经济学的一位重要代表性人物，经过他的努力和发展，农业经济学变成了现代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他还对“人力资本论”及“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到了晚年，舒尔茨开始转向第三世界国家农业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将自己的理论和思想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进行推广和实践成为了这位耄耋老人的一个心愿。在封门10年之后，他破例将林毅夫收入门下，可谓是用心良苦。两方面的机遇和巧合，为林毅夫以后的经济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舒尔茨回到美国不久，就正式向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推荐了这位中国青年，并且提供全额奖学金。能师从这种大师，林毅夫欣喜若狂。1982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林毅夫远渡重洋，来到了具有世界经济学声誉的芝加哥大学，作为舒尔茨的“关门弟子”，开始了农业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
4．回国疑云
林毅夫去了美国，这个消息传到了远在台湾老家的妻子陈云英耳中，她难以按捺自己的兴奋之情，决定要到美国与丈夫团聚。
林毅夫在台湾有个幸福的家庭，妻子陈云英是他的大学同学，伉俪情深。林毅夫“神秘失踪”以后，已经“身怀六甲”的妻子四处打听他的消息，精神上遭受的重大打击让她终日以泪洗面。此后的几年里，她带着一双儿女坚强地独自生活着。
得知林毅夫到美国读书的消息，她当然喜不自胜。1983年，陈云英通过了相关考试，申请到美国的宾夕法尼亚读书，夫妻经过数年的分离，终于团聚。
此时，让夫妇两人担忧的是一双儿女还留在台湾。半年后，儿子和女儿终于被接到了美国，一家人在异国他乡团聚。历经波折和磨难的相聚更加让人珍惜，而且林毅夫夫妇没有被这盼望已久的幸福羁绊了前进的脚步，林毅夫刻苦研究和学习的同时，妻子也不甘示弱，先后取得了爱丁堡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 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期间，从不间断与老师董文俊的通信，讲述自己在美国的所见、所闻、所学，有时候还调侃说很想念董老师做的红烧鱼。林毅夫凭着惊人的毅力只用了四年时间就拿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并且到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完成了博士后的工作。
林毅夫在国外家庭、事业双丰收，不免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忌。有人说，林毅夫不会回来了，把老婆孩子都接到美国去了。当时，林毅夫已经凭借其毕业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践》获得了国际经济学界的认可，在美国安身立命自然不在话下，就是不回来也在情理之中。然而，他的老师董文俊却一直坚信这个人不是单单为了混个出国，惠及老婆孩子过个好日子的人，他有着更为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谁知，就在1987年林毅夫即将回国的前1个多月，国内失去了有关他的一切消息。在这期间，董文俊也失去了和林毅夫的联系，虽然有些疑虑，但是他始终都没有放弃对林毅夫回国的信心，只是觉得如果真的不回来，对于国内的经济学界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在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是一念之差就作出了回国或不回国的决定，董文俊担心的正是作为一个年轻人的林毅夫的“一念之差”。最终，董文俊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林毅夫回国的前夕，给董文俊发了一封电报，说明了最后1个月之所以没有联系，是害怕出现安全问题，直到拿到登机牌才发回了这个电报。
林毅夫不仅回国了，还带回来了整整30箱宝贵的英文资料。经济上并不富裕的他，肯为了这些资料花费高昂的托运费，其为了中国经济振兴而奋斗的决心可见一斑，那些猜测也随着林毅夫的回国烟消云散。
日后有记者问及这件事情，林毅夫很干脆地表示，虽然当时国内研究条件和美国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但是对于回国这件事情，他却“一点挣扎都没有”。他还表示：“今天回过头来看当时的决策是对的，因为现在中国发展得非常好。我比较运气，这个时代给了我很多机会。但我并不是说一定是这个时代会给我什么我才去做什么，我想更重要的是要问自己能做什么。”
对于有着自己人生理想和高尚追求的人，些许的诱惑是无法动摇其信念的。林毅夫用实际行动为我们诠释了作为中国文人的这一“富贵不能淫”的文化品格。
回国后的林毅夫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最终与他心向往之的北大失之交臂，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担任副所长一职。当时拖家带口的林毅夫自然需要一套住房，但是由于那时的北大住房紧张，很多老教师的住房问题还没有解决，作为一个年轻学者的林毅夫，自然要往后排排了。
回母校任教的想法耽于一时，林毅夫面临两种选择——当官或者做学问。当时董文俊虽然没有直接给他建议，不过也表达了自己倾向于做学问的意思。最终，林毅夫放弃了到国家教委担任国家合作司司长的从政机会，选择了农村发展研究所，这也为日后他在中国农村改革方面作出的巨大理论贡献埋下了伏笔。
5．创立北大经济研究中心
漫漫历史长河中，华夏文明一直走在人类世界的前列，然而清政府长达数百年的闭关锁国和自大妄为的“天朝”情绪使其对现代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视而不见。1840年，鸦片战争的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进入屈辱的时代，农业文明被发达的工业文明所蹂躏。许多有志之士一改过去的封闭思想，放眼世界，寻找救国之道，经过100多年的努力，终于在上世纪中叶迎来了曙光。1949年10月1日，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进入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然而由于固守僵化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格局下，发生了“大跃进”、“文化在革命”等运动，中国人民又经历了几场“浩劫”。直到“文革”结束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才为探索中的中国经济带来了曙光。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到了90年代中期，已经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发展格局，各界知识分子，尤其是经济学者，接过了振兴中华的历史一棒。而是否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建立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摆在广大经济学者面前的一个理论难题。
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时的讲话肯定了私有经济存在的必要性，奠定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与此同时，经济学术界的研究也空前热烈，大家摒弃了原来意识形态方面的种种羁绊，如脱缰之马尽情驰骋在现在经济理论的广阔草原之上。
1993年夏天，分别从美国和英国赶到海南参加经济学术会议的易纲[ 易纲，1958年3月5日生，北京市人，经济学博士。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在1992年获终身教职。2007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现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
]和张维迎、林毅夫相遇，共同的理想和志向使几个经济学的“弄潮儿”一见如故。怀着“繁荣国内经济学研究”的共同理想，1994年8月，林毅夫、张维迎、易纲、海闻、张帆以及余明德6个人在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吴树青以及其他领导的共同支持下，在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力图打造一个国际一流的经济学科研和教学机构，同时也为中国改革开放与发展提供理论方面的支持。
成立之初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由林毅夫担任主任。他重新回到北京大学时曾豪言道：“下一个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当时的林毅夫踌躇满志，意气风发。1992年，他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学奖”。紧接着，次年他又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青年科学家”称号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大卫·莱姆经济学家”的荣誉称号。同年，他还获得了国际经济学界的认可，美国中国经济学会授予林毅夫“终身成就会员”荣誉。同时，他还获得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国家粮食和农业研究中心政策论文奖等。在这样的成就和光环之下，那样的豪言壮语显然不是空话。回看中国近几年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人们不得不为林毅夫当年的先见之明感到叹服。
1994年，北京大学正式确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实体地位，并进行了人事任命，办公地点在北大老教学楼109号办公室。从这里，6位经济学者开始了中国经济梦想的扬帆之旅。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林毅夫的带领下，发展势头迅猛，不但在国内站稳了脚跟，在国际上也获得了肯定和众多殊荣，成为中央政府决策的重要智库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