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价格改革方面，张维迎最突出的成就就是提出了“双轨制”。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其中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放权让利”开始的。但是在价格体系还没有开始进行改革的情况下，放权让利导致了一些以利益为中心的不负责任的市场性行为，进一步加剧了产业结构的失调和供求失衡，政府对价格的控制变得越来越困难，计划指标也越来越难以得到执行。到了1983年，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府主管经济的官员已经意识到，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已成为经济改革的障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进程。
当时的情况是，市场上的产品有的价格太高，但是有些产品的价格又太低。企业发现这其中的不合理，只好在有限的范围内根据需求自主定价，所以就出现了有些企业的产品供不应求，有些企业的产品大量积压的情况。而且，对企业来说，产品价格是国家所定，大家都愿意去生产那些产值高的，却忽略了那些产值低的产品，导致市场的混乱。
这种情势下讨论价格改革问题的文章越来越多，但多数观点都受当时意识的局限，认为市场价格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必须由国家而不能由市场供求决定。在这样的前提下，人们讨论的价格改革范围比较狭窄，都是要通过政府的行政手段来调整价格体系，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价格的形成机制。
经济学家之间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基本上集中在“成本决定价格”还是“生产决定价格”上，实际上就是分不清该“大调整”还是“小调整”。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张维迎的思想更快速地成长起来，经过几年对西方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市场经济的观念已经深入他的内心。
1984年4月，张维迎的《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初稿形成。他建议参考农副产品的价格改革的办法，来制定相应的价格体制改革措施，也就是实行双轨制价格，用旧办法管理旧价格，用新办法管理新价格，最后建立全新的价格替代制度。
张维迎的这篇文章得到茅于轼先生的赞赏，推荐发表在由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杂志《专家建议》上。
而在这一年，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极其不均衡，农村改革进行得比较顺利，在进程推进上大有起色，而城镇改革却举步维艰，因为保守势力相对比较强大，尤其是在思想意识形态上非常强势。在这种情况下，每走一小步都得小心翼翼，生怕踩到爆点，怕之前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政府内的改革派和民间的改革者都需要谨慎，甚至借势而行。
1984年7月，张维迎在报纸上看到了经济日报社等单位组织发起的“中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的征文活动，遂将题为《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的论文投了出去，经过重重审核，最终获得通过。
由于这篇文章语言犀利、言论大胆，观点更是触及了当时的关键问题，所以导致初审失败。最后如果不是石小敏先生的赏识，他的文章和观念根本不会获得认可。而且，石小敏还把这篇文章推荐给高尚全先生，此时他正在组建体改所，而这也为张维迎以后进体改所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
1984年9月，“中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将论文通过的124人从全国各地召集到浙江莫干山召开会议，这次会议的宗旨是 “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重点讨论的是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张维迎在去参加会议之前，就双轨制思路已经有了新的、更加详细的版本，这个新版本通过对不同产品的描述，对双轨制思路作了更加详尽的解释。在这次会议上，张维迎的理论给与会各方带来震动的同时，也给当时的经济界注入了新鲜血液。他的观点被部分采纳，上报给政府部门，对后来价格改革制定政策起到了重要影响。
在80年代中后期，整个中国经济基本上都是“双轨制”了，也就是计划一条轨，市场一条轨，尽管在理论上这个方法比较完美，但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与提出者的初衷不相符合的现象——大面积腐败。
实际上，双轨制之所以能够推行下去，跟它能让部分官员得到一定的好处很有关系，因为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调配资源，从而赚取“两轨”之间的差价。以农村的价格改革为例，刚开始的时候，有些乡镇干部害怕失去特权，本是反对改革的，可是很快他们就发现，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关系和对外界更详细的了解，得到额外的好处。
双轨制滋生了太多的腐败现象，而它的创见者张维迎则遭受了广泛的批评。
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张维迎始料未及的，他这样解释：“中国的渐进改革并没有一张精准的蓝图，改革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依赖，只能部分呈现，是摸石头过河式的‘干中学’。”
吴敬琏对双轨制的实行也有这样的评价：“双轨制的实行使部分能够从中得益的官员比较容易接受改革，确保了价格改革得以顺利进行，这是利大于弊的。”
张维迎也说：“这或许是制度改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因为改革的成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权力部门的态度，有太多的改革理念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即使到了今天，也依然想不出比双轨制更好的办法来度过20世纪80年代那样的难关。
对于外界对他的种种非议，张维迎并不认同，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中，他这样阐述自己的观点：“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优劣时，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把这项政策与替代政策相比较，而不能把现实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标作为反对一项政策的理由。”“直觉对我们理解现象是重要的，但通常是不够的。在当前改革的讨论中，一些人全然不考虑政策的可行性，不考虑政策的激励条件是否充分，而是习惯于用乌托邦理想、‘文革’思维蛊惑人心。”
无论双轨制实行的结果如何，张维迎都凭借这个理论成功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获得了经济界前辈的认可，被许多人视为最具发展潜力的青年学者。那一年，他25岁。
4．主流经济“引导者”
1984年12月，张维迎研究生毕业，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
张维迎在体改所工作了6年，期间他根据工作需要，研究过不少经济领域，像外汇、宏观调控、收入分配等等。针对中国的国情，他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其中很多受到国家经济政策部门的关注。
对张维迎个人而言，他最感兴趣的是企业家问题。
其实，在提出价格改革理论的时候，张维迎就讲过：“价格不是自己形成的，它的背后一定有人在活动。”他的思维自然而然转向了企业家。
张维迎或许是最早研究企业家理论的中国学者之一了，他推崇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对“正是企业家把要素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并通过不断创新改变其组合方式才带来了其经济增长”这句话十分认同。通过对中国的经济现状进行分析，他与中央党校的盛斌合作写成《论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一书。
实际上，张维迎很清楚，在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他认为企业家是充满不断冒险和创新精神的，而我国的企业家充其量只是官僚经理而已，他们没有冒险和创新的动力，也不用为自己的决策承担责任。
张维迎意识到，没有企业家就不会有真正的商品经济和市场价格。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真正的企业家从何而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张维迎系统研究了企业家的职能、素质以及生存环境，提出了从“学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商”转变的观点，而且论证了“造就企业家队伍的核心是改革所有制”等一系列命题。
1986年9月19日，张维迎《造就真正的企业家》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他指出：只有财产关系明确，才会有真正的企业家。因此，造就企业家的关键在于改革财产关系。张维迎发出的声音，引发了人们对企业和企业家的广泛讨论，对国家政策的制定者也有借鉴作用。
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全国各大企业都开始实行承包责任制。这个政策的实施，有力地提高了企业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幸运之神总是眷顾勤奋的有心人，同年10月，张维迎被体改委派到牛津大学进修。在学术上，他大开眼界，深切感受到自己在经济理论方面的不足，然后义无反顾地深入进去，汲取知识的营养。
1988年底，进修期满，张维迎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那里，但他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再找机会重新回来学习。1990年夏天，张维迎把工作关系转出体改委，又委托朋友办了出国手续，于9月飞赴牛津。
牛津大学4年的学习让张维迎受益终生，其中所付出的艰辛，只有他自己能够体味。对此，张维迎却并不在意，他更看重的是在牛津生活期间那种披荆斩棘后的快乐和兴奋。
“我是带着中国的问题到牛津求学的。”张维迎说。基于之前对企业家和所有制关系的关注，他把学习的重点集中在“资本雇佣劳动”这一课题上。
1994年，他关于这一命题的论文通过答辩，获得了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而论文的中文版《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在1995年出版，被国内经济学研究生视为珍宝，几乎人手一册。
整篇论文结构紧凑、逻辑严谨，而且充满创意，被他的导师称为是未来研究生论文的一个范本。表面上看，这是一本纯理论著作，而真正懂得的人能看出，书中的思想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具有宝贵的理论指导价值。张维迎提出了“国有资本变债权，非国有资本变股权”的思路，这个观点在政府有关部门引起强烈反响。
因为张维迎在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和影响，他被国家体改委聘为“现代企业试点咨询委员”，并多次被国家经贸委和国有资产管理局等机构邀请在有关会议上作主题演讲。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届一中全会召开，会上明确提出：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在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个重大决策大大加快了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度，而之后实行的股权改革、搞活经济等等，有不少与张维迎的观点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