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郎咸平的争论中，樊纲并不孤独，汪丁丁教授也对郎咸平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郎过多地将市场经济发展的希望寄予政府是不对的，政府应该做该做的事情，其他的权力还给市场。其实两派的论战正反映出了“市场派”与“调控派”的意见分歧，从长远角度来看，就像有些学者所说的，也许作为樊纲一方的“市场派”更符合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
8．资本市场改革
银行坏账是各个国家的金融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如何有效控制坏账也因此成为银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我国，银行的坏账与国有企业的发展有着很深的渊源。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是国有的银行业；一方面是同样为国家所有的企业，同为一个东家，向国企贷款就好比是把钱从一个兜里掏出来放到另外一个兜里。对于银行来说，有国家担保，不用担心国企造成的坏账，即使是产生了坏账，银行也不用承担什么责任，反正自己也是国家所有的。对于企业来说，有恃无恐，除因为“大锅饭”机制造成的运营效率低下外，对于银行贷款的有效利用也没有动力，多数都用到了其他方面，甚至是中饱私囊，运用权力贷出款以后直接挪到了个人名下。
处于开放市场中的民营经济却是另一番景象。由于没有强有力的担保，银行贷款非常艰难，只有通过亲戚朋友借钱等私下融资方式进行企业的扩大再生产。由于国家对银行业的垄断，不允许私人开办银行，单方面通过私下融资方式筹集的数额毕竟有限，所以催生了地下钱庄的交易泛滥。
樊纲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方式就是金融市场的开放，允许私人开办银行，这样不仅银行本身有了发展的强大动力，一些中小企业的发展融资问题也可以解决。对于解决国有银行的坏账问题，樊纲认为大力推进银行业和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才是根本。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企业融资方式也有了多样的选择，起初的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的股票市场在我国逐渐成熟起来。国有企业上市融资，起初有70%的国有股份是不允许流通的，这自然就产生了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
按照樊纲的理解，资本股票市场之所以活跃的一个根本动力是股东以资本为依据的投票权。对于中小股东来说，如果企业经营不好，可以选择“用脚投票”的方式撤出该企业。
而对于大股东来说，也有着努力把企业做好的动力，一方面是中小股东的选择权，另一方面也要防范由于经营状况欠佳，股价下跌而被人收购的危险。但是在我国的股票市场，尤其是以“非流通股”的存在为特征的融资方式，极易造成国企圈钱不赢利的悲剧，因为没有被收购的危险，又加上国企“政企不分”的体制性经营障碍，使得中国的股票市场处于一种不健康的发展态势，股市丑闻频出也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刚刚进入21世纪，我国资本市场就爆出了震惊中外的“银广夏”[ 1994年6月上市的银广夏公司，曾因其骄人的业绩和诱人的前景被称为“中国第一蓝筹股”。2001年8月，《财经》杂志发表“银广夏陷阱”一文，银广夏虚构财务报表事件被曝光。专家意见认为，天津广夏出口德国诚信贸易公司的为“不可能的产量、不可能的价格、不可能的产品”。以天津广夏萃取设备的产能，即使通宵达旦运作，也生产不出所宣称的数量；天津广夏萃取产品出口价格高到近乎荒谬；对德出口合同中的某些产品，根本不能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设备提取。从大宗萃取产品出口到银广夏利润猛增到股价离谱上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事件，资本市场如何有效监管成为当时热议的一个话题。
樊纲认为，资本市场出现丑闻并不是我国所特有的现象，而是自资本市场诞生就频繁出现的问题，关键是如何透过丑闻有效地对市场进行监管。在樊纲看来，我国的资本市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产权问题。由于大部分的资本市场运营企业都是国企，即使出了问题也无法彻底问责，最多就是开除公职之类的处罚，如果能透过产权改革，将这个责任具体到个人，发现丑闻，一罚几百上千万的，倾家荡产的压力会迫使这部分人不敢进行非法交易和操作。
虽然存在重重问题，但是樊纲对我国的资本市场改革取得的成就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和欧美发达国家经过了上百年发展比起来，我们发展的时间是远远不足的，依照时间和成绩来进行比较，成果还是显著的。所以，他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也不可操之过急，必须坚持渐进式的改革模式，欲速则不达。
9．繁荣下的反思与危机中的乐观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的《道德经》一语道出了世间万事相互转化的道理，但是生于尘世之人，又有多少能从“危”中看到“机”，又有多少能在“顺”中觉悟到“逆”呢？也许前者相对于后者来说要容易一些，因为希望从来都是对抗困难的一剂良药，而沉浸在幸福之中的人们，多半不会意识到潜在的风险，人性使然。
樊纲相比大多数人来讲，可能更为理智和觉醒。
上世纪90年代，曾经出现过多次“中国经济崩溃论”。1993年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以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有进入21世纪以后的国企、金融、国民收入等方面的弊病的日益显著，仿佛都给这些崩溃论调提供了佐证。
然而，樊纲却一贯坚持其冷静乐观的态度，认为中国经济还有非常强劲的发展余力，甚至喊出了“高速增长几十年”的口号。在他看来，所谓经济崩溃的各种论点都必须通过不断的发展进行解决，所以中国事实上是被逼上了高速增长的道路。一旦增长停滞，所有的矛盾都可能一触即发，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中国必须不断发展。同时他也强调了体制改革深化的重要性，国企、金融资本市场、城乡以及区域发展等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改革的地方。
事实验证了樊纲的推断，中国在21世纪的头10年里确实保持了一种快速的增长态势，并且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部分矛盾也在不断解决，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也许真的如樊纲所言，需要用发展的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我国的对外贸易造成了巨大冲击。海外许多企业纷纷倒闭，通胀压力增大，失业人口增多，社会各界都噤若寒蝉之际，樊纲却抛出中国经济不会出大事的论断。
樊纲认为，中国经济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健康经济体，从基本面上来看，财政盈余、货币稳定、贸易顺差以及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又加上政府年初对防止经济过热的有效调控以及紧接着出现萧条迹象以后的经济刺激计划，所以中国经济有着强劲的后发优势，不会因为国际金融危机而造成巨大波动。未来30年中国经济仍将快速增长。樊纲也借助了危机的影响，再次阐述了自己“回归制造业”的中国经济发展理念。
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樊纲的推断，仅仅过了不到1年，中国经济就恢复了以往的活力，持续上涨。2009年不仅实现了GDP（国内生产总值）保8的目标，各方面的发展也显现出了所谓的后发优势的活力。
然而，樊纲并没有因此而兴奋。繁荣之下，他发出了“冷静面对新繁荣”、“防止资产泡沫”的警告。
在我们的经济体制当中，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因素存在，因此体制改革的力度还不能放松，要通过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来推动发展。另外，纵观历史上经济危机的成因，多数是由资产泡沫引起的，也就是股市、楼市的泡沫，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要作为一个持久的功课来做。不过，樊纲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并不是很强烈，他认为CPI（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上涨是由原材料价格上涨引起的，但是到消费市场的许多中间环节又会通过技术改进等方式抵消掉一部分，另外通货膨胀也不会造成经济危机，所以这一点不必太过忧虑。
2011年，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央行年内几次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膨胀的势头还是没能根本抑制，樊纲没有预见到本轮的通胀，然而通胀本身究竟是不是像樊纲所判断的那样不会造成危机，还是一个未知数。
然而，在一轮比一轮猛烈的政策打压之下，房价仍然稳步攀升确实令人担忧，外有人民币升值压力，内有躁动的消费心态，中国会不会上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的悲剧，是未来人们紧密关注的事情。
寂寞的旁观者
灰色的理论到处都有，我的朋友，只有生活之树四季常青，郁郁葱葱。
——歌德
素有“帅哥经济学家”美誉的樊纲，在经济学研究上却是以严谨慎重而著称的，虽然有些时候这些谨慎会给人保守的印象。对于保守，樊纲有自己的看法——“先悲观的人更乐观”。
21世纪初，当互联网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樊纲给“网购”泼了冷水，坚持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的风格又给他扣上了“唱衰新经济”的帽子。不过，如今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说明樊纲的判断也并非无可挑剔，然而他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却始终如一；回看其以前发表的专著或论文，个中理论几乎是不需要改变的，因为他所追求的是一种普适的经济学框架。
樊纲经常自称是一个理论经济学家。在他看来，所谓的理论经济学，是超越国别、民族和利益团体，没有阶级性的基础学科。他如此执著追寻，坚信并寻找着一种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方案，这多少让他看起来有些格格不入。
在研究风气式微、学术氛围所剩无几的今日，学者们不甘寂寞，头顶各种帽子投身市场经济的洪流当中，任何一种声音的背后，都代表着一定的利益诉求，这几乎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见怪不怪。在这个日益浮躁的时代，向来严肃的经济学也未能幸免，成为哗众取宠的手段。各种论调上下翻飞，甚至常常自相矛盾，让人们看不清本来面目。
樊纲的存在起码让人抱有一丝幻想。
樊纲追寻普适经济学的行为本身，正是基于对人类生活共同点的发现，冥冥之中总有一些东西不能被时间磨灭，见证着岁月的枯荣与明灭。
蓦然回首，从苦难的少年时代开始，樊纲就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虽然因此付出了代价，却始终如一。
很多时候，樊纲看问题的角度和方式总是非常“另类”，更确切一点讲，仿佛他本身不在其中，而是一个旁观者，这种理性让他显得极其冷漠。人们常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樊纲无疑是相信这点的。也许正如他自己所说，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以经济学人独立的学术人格诠释着“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品质是尊重科学”这一看似简单却实属不易的操守。
作为普通人的樊纲，也会经受世俗社会各种各样的诱惑，譬如，农场改造时期的机遇、海外留学时的去留问题。当徘徊于实事求是与歌功颂德、“糟糠”祖国与舒适美国之间时，他最终的选择已经无声胜有声。
在争议四起的时候，他大可以缄口不言，从政、从商也未为不可，当然也可以把经济学作为敲门砖。而樊纲却一再保持着“用自己的声音说话”的经济良知，不为外界影响所动摇。
马克·吐温说，“迟来的真相，就像突然击中头部的马蹄铁。”如同一位孤独猎手，樊纲旁观世事，等待那一刻的降临。然而，他更希望那一刻不要降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