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他还远在内蒙打理公司，偶尔到北京来联络作者，也是行程匆匆。
几经周折，我们在孙郁先生的办公室里见了第一面。
那是一九九七年冬天一个寒冷的中午，我转了几辆公交车，花了两个小时才到达。
在饭桌上，我口头同意委托贺先生负责《火与冰》的出版事宜。
又经过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坎坷——其间的花絮足以写成一篇长长的文章。
到了一九九八年四月，《火与冰》终于出版了。
此后四年间，这本不成熟的、“带着血的蒸汽”的随笔集，获得了远远高于其自身价值的评价，也引起了不少人咬牙切齿的痛恨。
我意识到，在世纪交替的沉寂与冰封中，人们是如此地希望听见一点异样的声音从远方传来。
人们希望有一种文字能够像破冰船一样，带来冰层破裂的信息。
《火与冰》不过恰逢其时罢了。
《火与冰》的出版带给我的除了喜悦，还有遗憾。
之所以说遗憾，因为每本书、每篇文章都不可能是“最后的成品”。
文学和艺术都是向完美发起冲锋、却又永远达不到完美的事业，也是永远被遗憾所折磨的事业。
作者与出版商之间的关系，永远都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正如鲁迅与李小峰之间那样，由朋友走上了法庭。
出版商首先考虑的是商业上的成功，是卖点、是利润、是炒作，这是毫不奇怪的；而作者首先考虑的则是保持作品自身的完整性，是书籍与文字形成统一的风格。
因此，从一开始起，我与贺先生之间就存在着许多明显的分歧。
我在对他那敢于推出一个无名作者的胆识表示敬意的同时，也难以接受他对《火与冰》所作的包装与炒作——很不幸的是，它的封面最后成了一种花里胡哨的、类似于地摊书的格调。
贺先生还坚持在封面上加上“中国大陆的第一个李敖、北京大学的第二个王小波”这两句“触目惊心”的广告语。
然后，许多文章的标题被贺先生按照他自己的喜好以及他所认为的市场的喜好加以篡改，许多我钟爱的篇目和段落也被大刀阔斧地砍去了。
当时，我虽然难以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在中国，出版的艰难，大概每个年轻的作者都深有体验。
后来，因为《火与冰》牛头不对马嘴的广告语、花哨的封面、粗劣的纸张和草率的装订，我受到了许多热心读者严厉的批评。
当然，这是当初的妥协所付出的代价，我也乐于接受这些善意的批评——我相信，批评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关爱。
但是，我还是想在这里说出自己的苦衷：在出版过程中经历的许多事情，并不是作者本人所能够完全控制的。
在当下的中国，作为一个作者，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应付这一切。
虽然这本书发行了几十万册，我却仅仅拿到五千册的稿费。
在一个知识产权没有受到有效保护的国家里，这也是一件让许多作者都感到无可奈何的尴尬处境。
四年过去了。
《火与冰》遭遇到了一本“别样”的书籍在中国所可能遭遇到的一切。
后来，香港天地图书公司也以《火与冰》这个名字，将《火与冰》里的“思想札记”部分与《铁屋中的呐喊》里的“《资治通鉴》批判”部分合在一起，出版了一个小小选本。
这个选本受到了许多海外读者的注意。
我的文字就是我的灵魂。
回音壁上的回音是喧杂的，有赞扬和辱骂，有理解和同情，也有担心和欣慰……
对我个人来说，更加重要的是，正是通过《火与冰》这本处女作，我认识了我的妻子。
在她那里，我找到了最甜美的爱情、最深切的理解和最无畏的支持。
四年过去了。
我觉得有了重新出版《火与冰》的必要。
我将尽最大的努力，让那些被修改、被伪饰、被删节的地方，恢复其本来的面目。
同时，我也删除了数篇自己认为不太满意的文章。
我希望，经过这一次修订之后的重新出版，我能够拥有一本自己真正喜欢的处女作——它最好能够精美得像一件艺术品。
它将是“表里如一”的，它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字（包括编排形式）都是属于我的。
这本“全本”的《火与冰》，文字有相当程度的调整和复原，它像一只蛰伏了许久的海豚破冰而出。
我的文字带给我无数的朋友，记得有一次我应西西弗书店的邀请到贵州遵义讲学，在书店门口遇到了两位从几百里外某个煤矿赶来见我的退休工人。
他们的脸上还留着艰辛劳作的痕迹，花白的头发在料峭的春风中飘拂着。
他们说，他们喜爱我的文章，因为我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书店外面下着细细的春雨，他们脚上深深的筒靴上沾满了泥土。
忽然，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想起了我的童年，想起了我生活过的那个矿山。
我想，我们的心是联结在一起的。
我们都承受了苦难而不对苦难屈服，我们都经历了谎言而始终坚持说真话。
有这样的读者，我还有什么值得抱怨的呢？
有这样的读者，写作难道不是一件美好的事业吗？
我的文字也带给我阴险的敌人。
还在北大的时候，一位官员就扬言要开除我，因为我“给母校抹黑”。
我不知道蔡元培校长听到这样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感慨。
幸运的是，中文系的教授们像大树一样留给我一片绿阴，让我在困难的时刻依然能够自由地思考和写作。
两千年夏天，我离开了校园；紧接着，我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工作。
在我的面前，明枪和暗箭像一幅画卷一样徐徐展开。
但是，我丝毫不会后悔。
走上文学之路、走上思想之路，是我一生都会改变的选择。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说过：“文学的生命长过绝对的统治者、神学或意识形态的教条、一个又一个的独裁政府；审查制度一再被解除，言论获自由。
文学的历史有一部分是书籍战胜审查制度的历史，作家战胜权势者的历史。
因此，在最坏的时代，文学都永远葆有一位盟友：未来。
意大利小说家西洛内和莫拉维亚、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和小说家德布林的生命比法西斯主义更长久，就像俄国作家巴别尔和诗人曼德尔斯塔姆的生命比斯大林更长久——虽然斯大林主义把他们杀死了。”刚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格拉斯也许太乐观了。
还有那么多清脆的声音被冻结在冰层里呢——何况，如《日瓦戈医生》所描述的那样，在刀枪和坦克的面前，文字和书写文字的人从来都是软弱无能的。
文学真能像破冰船划开冰面一样战胜邪恶吗？
但是，我又看到了格拉斯下面的一段话：“文学永远具有一种强大的持久力，它确信自己的长远影响，它可以寄望于时间，哪怕文字和句子、诗行和音节的回声要等到数十年后、甚至数百年后才被听见。
这种预先的支付，这种时间的储备，使得最穷的作家也变得富裕起来。
即使在最可恶的时代，这些以‘永恒’的名义计算增长率的自由灵魂，也是不可征服的，他们可以被监禁、被处死或被流放，就像我们今天依然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的那样——但最后还是书籍胜利了，还有文字。”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认识到，格拉斯不是乐观，而是在客观描述一种历史的、也是现实的状况。
我们不可妄自菲薄。
曼德尔斯塔姆的妻子在《回忆录》中写到：“革命初期，在取得胜利的人中间有许多诗歌爱好者。
他们是怎样兼顾这种爱好与野蛮部落的道德：如果我杀人——很好；如果我被人杀——不好的呢？”真正兼顾了这两点的只有斯大林。
对此，帕斯捷尔纳克解释说：“诗人与沙皇是彼此敌对的：一个带着子弹，另一个带着言辞。
子弹在一瞬间取胜，而言辞则永恒地取胜。”格拉斯再次印证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观点：我们失败了，但我们更胜利了。
自古以来，身体可能会遭到禁锢，然而灵魂却无法被禁锢，灵魂像飞鸟一样在蓝天上飞翔；生命可能遭到屠杀，然而思想却无法被屠杀，思想像游鱼一样在大海中游弋；书籍可能遭到焚烧，然而文明却无法被焚烧，文明像树的根系一样深深扎根在大地上。
最软弱的必战胜那强悍的，而最黑暗的深夜，也正是黎明到来的前夕。
《圣经》中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
（《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二节）破冰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鸟儿的翅膀划过天幕的声音，也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
我还听见了花朵在开放，露珠在滚动，以及我自己的心跳。
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刻，也是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刻。
最后，衷心祝愿所有善良的读者朋友们，“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
我是个早慧的孩子，不到两岁，我便能区分十多种色彩。
我有四个年轻美丽的姨妈，她们各自爱穿一种自己喜欢的颜色的衣服，我那时便叫她们“红姨妈”“白姨妈”“蓝姨妈”“黄姨妈”。
我通过色彩来区分她们，这是一个孤独的孩子观察世界的方式——不愿执著于“本质”，而沉浸在经验世界那些鲜活的色彩里。
因此，“颜色”变得比“姨妈”更加重要。
母亲说，从那时起她便觉得我是个奇怪的孩子。
我出奇的孤独，不喜欢与同龄的孩子玩。
老师在称赞我学习成绩的同时，给我的学生手册上“缺点”一栏千篇一律地写上“不合群”三个字。
那时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不合群”恰恰是从事写作的先决条件。
“不合群”的我发现了蕴藏在落叶、流水、黑夜、灯光以及小方块字里的魅力，那种魅力既遥远又触手可及。
小时候，北大对我来说是一处海市蜃楼般的地方，北大人个个是无所不能的伟人。
外公家“成分”是地主，被扫地出门，我对垂泪的外婆说：“我要考北大，以后给外婆修一幢好大好大的房子！”（小孩的想法是无遮无掩的）许多年过去了，我终于被北大所接纳。
北大是一座孤立于时间和空间之外的岛屿，被潮水咬得遍体鳞伤的岛屿。
成千上万的书籍堆砌为城池，构成“内”与“外”的分野。
这座颓败的校园依然奉行不干涉主义。
湖光塔影之间，“不合群”与优缺点无关。
这就足够了。
李卓吾说：“大丈夫喜则清风明月，怒则迅雷呼风。”我虽不能活得如此自在，却也无须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无须做任何自己不想做的事——这是孤独给我的唯一的回报。
周围已经没有多少人在写作了。
我的写作却得以绵延不绝，从一九九三年到今，我写出了一百多万字，先后编选了四本没有公开出版的小册子：《行者手记》《明天》《远方》《思人》。
许多寂寞的夜晚，我一个人坐在未名湖畔蔡元培先生像前的草地上时，“为何写作”一直是痛苦我的“鸡肋”。
按照乐观主义的说法，是为未来而写作；按照悲观主义的说法，是为抽屉而写作。
一叠叠的稿子被陆陆续续地塞进抽屉。
抽屉里爬满令人厌恶的蟑螂，让自己的某一部分鲜活的生命与蟑螂为伴，这不是一种幽默的举动。
小小的抽屉像鲸鱼的巨嘴，不露牙齿地吞噬着我的文章。
我，如同奴隶一样劳动，金色的谷穗却无一例外地要上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