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盐业对天津发展的贡献(2)

<h2>第二节 盐业与文教事业的兴盛

天津市区旧为“荒石芦荻处”【66】，自明代永乐初设卫，渐成为“畿南都会”，但是时“居其地者，不过勋戚将弁、卒徒贩负而已”【67】，风俗“不甚统一，心性少淳朴，官不读书，皆武流，且万灶沿河而居，日以戈矛弓矢为事”【68】。然而至清康、雍、乾时期，此种风貌已得到较大改观：“大江南北知名之士聚集于斯者踵相接，津沽文名遂甲一郡，是鱼盐武健之乡易而为文物声明之地。”【69】这一转变的实现，天津盐业功不可没。

一、盐业与右文风尚的兴起

（一）盐商自身的文化素养

天津盐商中不乏文化素养较高者，他们利用手中财富，兴建园林，购置书籍、墨宝、金石等，并延请名士，扩大交际范围，丰富交往层次，努力跻身文化圈。与此同时，为后代创造了良好的教育条件和文化氛围：有的受到名家的亲自传授和点拨；有的耳濡目染，日受人文气息的熏陶；有的则利用家藏，博览经史，等等。传至三四代后，家道或已衰落，但右文风尚却得以保留。兹以三个声名卓著的天津盐商家族为例，以作说明。

1.张氏家族

张霖，字汝作，号鲁庵，又号卧松老衲，抚宁人。其父明宇于天津经商，遂定居此处。康熙二十年（1681年），其以例贡官兵部车驾司郎中；母丧丁忧服阕后升陕西驿传道；三十四年，迁安徽按察使；三十七年，迁福建布政使；次年，迁云南布政使。其“为诗古文词，卓然成一家言”【70】，著有《遂闲堂稿》，但鲜有文存。

张霔（1659—1704），字念艺，又字帆史，号笨山。张霖从弟。擅书法，所书“古逸苍劲，人以为宝”【71】，据称：时津城内无量庵之匾额即其手书，过往者“无不仰羡”【72】。又擅诗，为“津诗一大宗也”【73】。著有《欸乃书屋》（收于《天津诗人小集十二种》）、《弋虫轩》、《星阁》、《秦游》诸集【74】。

张坦，字逸峰，号青雨，更号眉州散人。张霖子。康熙三十二年举人，官内阁中书。幼学诗于王士祯（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顺治十八年进士），学书于赵执信（字伸符，号秋谷，山东益都人，康熙十八年进士），博览群籍。著有《履阁诗集》（收于《天津诗人小集十二种》）、《唤鱼亭诗文集》【75】。

张埙，字声百。坦弟，并与之为同榜举人，亦官内阁中书。善草书。著有《秦游集》（收于《天津诗人小集十二种》，姜宸英序）、《二张合稿文集》【76】。

张琯，字元白。坦子。官直隶州州同。“诗词清婉，能继其家学”【77】。

张鲤，一名鲤涔，字禹门，号子鱼，又号沽上闲鸥。坦子。工书画善诗【78】。

张映斗，字南杓。琯子。岁贡生。其诗主张平淡，不尚绮靡【79】。

张映辰，号拱之。映斗弟。能诗，历游吴楚间，深得方苞（字灵皋，桐城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器重【80】。

张标，字荫松。鲤子。虽为武生但不废吟咏，以家学传子【81】。

张靖，字青立。标子。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拔贡，官浙江浦江县知县。著有《青立诗草》【82】。

张虎拜（1742—1794），字召臣，一字锡山，号啸崖。映斗子。乾隆三十三年举人，逾年成进士。历官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加衔翰林院编修，曾督学河南，主试江西乡试一次、顺天乡试两次。工楷书，其家“先人碑铭墓志篆刻皆出其手书，人得片纸只字咸宝惜之”【83】。著有《妙香阁诗集》。

张虎士，字环极。虎拜从弟。诸生。由实录馆议叙官奉天府锦县尉。曾辑五代先人之诗，汇为一卷，同津邑士人梅成栋（字树君，号吟斋）加以校订，并“手录一通，凡数十万字”【84】。

2.査氏家族

査氏“一门风雅，天津他族罕有及之者”【85】。其开创者查日乾（1667—1741），字天行，自号慕园。主张“读书不为章句”，所学即当有所用，如果“学不为世用，纵文采彪炳，犹瑶檝之不可以川，玉弦之不可以矢也”【86】，故其精于史事，撰有《史腴》若干卷。

查为仁（1695—1749），一名成甦，字心榖，道号莲坡，又号莲坡居士，晚号花海翁。日乾长子。虽“家豪於财”，但其“性嗜读书，才名藉藉”【87】。康熙五十年，顺天乡试第一。其擅为诗，所作“通脱警悟、才藻横飞、神情兴会、多所标举”【88】，袁枚谓其“诗之精妙，深得初白（査慎行——笔者注）老人之教”【89】。著有《蔗堂未定稿》《蔗塘外集》《赏菊倡和诗》《花影庵杂记》《游盘日纪》《莲坡诗话》（收于《屏庐丛刻》）等【90】。有论者称：“津沽风雅之盛，皆自为仁开之”【91】；又称：“盖沽上风雅之盛，实心榖先生导以先路”【92】。其妻金至元，字载振，一字含英。金大中（见下文）女。“书算琴管无不精擅，尤工于诗”〇10，著有《芸书阁剩稿》（赵执信序）〇1。

査为义（1700—1763），字履方，号集堂。日乾次子。历官安徽太平府通判、淮南仪所监掣通判。他不仅“博综经史”〇12，而且擅画，与其时居天津之擅画者朱岷（字导江，天津人）、恽源浚（字哲长，号铁箫老人，天津县丞）、陈元复（字西林，常熟人）等不相上下【93】13。

查礼（1714—1781）【94】，原名为礼，又名学礼，字恂叔，号俭堂、铁桥、榕巢。日乾三子。幼从其兄为仁于水西庄读书，与海内诸名宿“尊酒唱酬，分题斗饮”【95】，年十五即以诗名，杭世骏誉称其诗虽为“少作”，但“已可传”【96】。历官户部陕西司主事、广西庆远府同知、太平府知府、四川宁远知府、川北道、松茂道、四川按察使、四川布政使、湖南巡抚。査礼“博览经史”【97】，长于诗词，并收藏唐宋人名迹及金石碑刻多达千余种，著有《铜鼓书堂遗稿》（收于《续修四库全书》第1431册）【98】。

为仁长子査善长，字树初，号铁云。乾隆十九年进士。其妻严月瑶，字阆娟，亦工诗。次子査善和，字用咸，号东轩，著有《东轩诗草》【99】。次女调凤（字鸣祥）、三女容端（字淑正）、五女绮文（字丽言）均能诗。甚至其侍女亦能为诗，如宋贞娘（字草亭）【100】。

査诚，字伟中。善和子。乾隆四十二年举人，历官郎中。著有《天游阁诗集》【101】。

査曾印，为义孙，乾隆四十九进士。

查昌业，字立功，号次斋。著有《林于馆诗草》（收于《天津诗人小集十二种》）【102】。

3.金氏家族

金平，字子昇，号惺园。其礼贤右士，与张霖、査日乾同以风雅相高，著有《致远堂诗集》四卷【103】10。

金大中，字驭东，号名山。平长子。著有《可亭集》四卷【104】1。

金玉冈，字西昆，号芥舟，又号黄竹道人。平孙。精于绘画，所画“山水变黄王细笔自成一家，设色淡雅，为画中逸品”【105】；又善书、工诗，其书“逼近钟、王”，诗“追踪黄山谷、陆放翁之间”【106】。尤喜好游历，足迹几遍天下。著有《天台雁荡记游》（收于《屏庐丛刻》）、《浮槎集》、《岭南草》。后人梅成栋【107】搜其遗稿，编订为《黄竹山房诗钞》（南开大学图书馆藏），但不过“全诗之二三而已”【108】。

金铨，字汝衡，号野田。玉冈之族曾孙。精书法，临摹魏晋唐宋明士真迹，能得其神韵，以致“断章尺幅，人争惜之”【109】；其刻印刀法以秦汉为宗，与李定业、高秉（字青畴，号泽公）、沈铨并为时所重；又善奕工诗，著有《善吾庐诗存》（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天津知县李符清（字仲节，号载园，广东合浦人，乾隆四十八年举人）推之为“沽上第一流人”【110】。

当然，除实力雄厚的盐商家族外，仍有不少盐商及后代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如盐商龙震，字文雷，号东溟，自康熙三十三年至五十二年，撰古今体诗四千余首，辑有《玉红草堂集》【111】；又如盐商徐都，字式围，著有《周易注》与《养愚斋古文》【112】；再如盐商子弟陈普，字少海，七岁能诗，吟有“庭花弄灯影，窗纸响秋虫”之句，稍长精于数学，撰有《勾股摭言》一卷，其兄学昕亦工诗文，有《镂冰文集》、《子安敝簏诗稿》【113】。等等。

（二）盐商的“以园会友”活动

清康、雍、乾时期，“升平日久，海内殷富，商人士大夫慕古人顾阿瑛、徐良夫之风，蓄积书史，广开坛坫”【114】。天津盐商也活跃其中，以张霖、査为仁最为出众。他们以私家园林为依托，招集南北名流，相与覃研学术。

1.张霖张霖“一生尊贤重士，济人之急”，“每逢乡、会两闱，四方之士出都者赠以资斧，留都者多延至津门”【115】。时，大江南北之名宿，如姜宸英、赵执信、朱彝尊、梅文鼎、方舟、方苞、吴雯、徐兰、沈一揆、邵长蘅、査慎行等【116】，均曾寓居其园内。由于文人名士纷至沓来，园中“文酒之燕无虚日”。时人有将张霖之“以园会友”活动比拟为“月泉吟社、玉山草堂”【117】。

并且，张霖与寓居者也非浮泛之交。如赵执信《去天津留别鲁庵句》云：“经岁忘归客，今朝独去身，可怜相送者，一一最相亲。”又如某年岁末，其游历至天津杨柳青，忽慨然谓同伴曰：“同游日日久，须归家矣”，同游者以为其将返家，甚感诧异，孰料其解释道：“受恩深处便为家，归遂闲堂耳。”【118】

而与张霖相交“最为莫逆”者当属吴雯【119】。吴曾对其谈及未来生活的畅想：“我家中条山下，环以玉溪之水，倘买田郑谷之口，构草堂十余间，有楼眺远，有亭纳爽，有屋贮书，院种竹数百挺，黄梅数十株，面雷手肘，太华徜徉，终老足矣。”【120】张霖听后笑而不语，私下悄悄将吴雯旧居按其所属改造一新。未几，吴雯告归抵家，方发现“庐舍顿改”【121】。

2.査为仁

由于水西庄富涵极高的物质、文化景观，且“南北人才过沽上者，一刺之投”，査为仁“无不延款”，享有“庇人孙北海，置驿郑南阳之誉”【122】，故其“以园会友”活动不仅在天津最具声名，被后辈邑人评为“津邑文人之盛二百年于兹者，自此启焉”【123】，而且在全国也享有盛誉，与扬州马氏之玲珑山馆，杭州赵氏之小山堂、吴氏瓶花斋并称，法式善（字开文）所作《水西庄》诗写道：“扬州玲珑馆，天津水西庄，风流绵百年，朋友来远方。我闻顾阿瑛，卜筑玉山堂，弹筝复摘阮，转眼荆榛场。查氏子孙贤，桃李春风长，饮酒更读书，潇洒江湖忘。”【124】

时，水西庄中“名流宴咏，殆无虚日”【125】。寓居时间较长者有汪沆、万光泰、吴廷华、刘文煊诸人【126】，他们的诗词“各张一军，与主人为劲敌”【127】，日相切磋。其他交往、居留之文士还有胡睿烈、姜宸英、朱岷、陈奕禧、杭世骏、钱陈群、余懋樯、鲁之裕、佟鋐、谈汝龙、胡捷、周焯等。其中，杭世骏还与査为仁结以秦晋之好【128】。

天津盐商的“以园会友”活动对地方文化氛围的形成大有裨益，为地方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第一，丰富了天津文学史的内容。主要表现在时人诗文与后人的追忆歌咏两方面。前者如汇集数年间寓居水西庄之名家学者“晨夕往还之作”【129】的《沽上题襟集》；后者如姚承恩（字桐云，号朗山）作《篆水楼》与《竹楼间》分别怀念张霔、査为仁【130】等。

第二，盐商招结文人名士寓居天津，推动了天津地方文化的建设以及人文风气的形成。如吴廷华与“莲坡査氏昆、季，结文酒之交”【131】，久居天津，被天津知县朱奎扬（字南湖，浙江山阴人，监生）聘请撰修《天津县志》；又如，史称“天津诗学实自霖倡之”【132】；再如，或云天津“自遂闲堂张氏、水西庄査氏际会承平，播扬风雅”后，“诗人接踵辈出”【133】。

第三，盐商的“以园会友”活动为后代树立了榜样。如张霖曾孙映辰，在恢复先业后，修建墓园，命名为“思源庄”，并仿效先人，招集文人于其地，为诗作文。其规模较先世时虽隘，但遗韵犹存【134】。又如李承鸿（字云亭，号秋帆，别号三一老人）起家盐，耽诗好客，馆康尧衢（字道平，号达夫，岁贡生）于园中，一时沽上词人相与结社联吟，主盟坛坫，犹有张、査之遗风【135】。再如梅成栋于水西庄旧址创立梅花诗社，“南北诗朋唱和者几无虚日，风雅之盛于是复振”【136】。

此外，天津盐商的“以园会友”活动还对其时国内的学术繁荣发挥了一定作用。如杭世骏称：“査莲坡殁，而北无坛坫，马嶰谷殁，而南息风骚，二十年来诗人凋谢略尽”【137】。

二、盐业与教育事业的空前发达

“天津东距大海，洋舶、盐、百货之辐辏，又自明以来，为军卫之地，其改为州治，因而升府，几三十年，人心风俗之渐染于功利，犹有未克丕变者，所以崇奉学宫，习祭菜鼓箧之仪，以播弦诵之雅化，视他郡尤为亟，政理之要，莫有先焉”【138】。而盐业对天津的教育事业也多有贡献。

（一）官学

天津府学即旧天津卫学，建于明正统初年，由指挥使朱胜捐宅基修成【139】。清代雍正间，伴随天津改卫为州，升州为府，卫学亦相继改为州学、府学【140】。

由于天津“为水乡，水不治则壅，壅则地溃”【141】，使得府学之屋舍、墙垣常常“因以颓圮”【142】，受到损坏。如乾隆十六年（1751年）时，其“殿壁陊剥，门庑欹斜，棂星门内外水潴而芦茂，席板以渡，乃得进而瞻礼，颓垣通市”【143】，而此势必会或多或少地影响正常的教学活动。因此，明代“历景泰至崇正二年而修者五”【144】，至清代，修缮次数则更多：

天津府学的历次修缮活动中，由盐务官员首倡者居半数。而修缮资金则多来自驻津官员及津邑商（盐商当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的捐款，如顺治十年（1653年）的修缮活动，其资金来源为：巡盐御史张中元捐俸一百金，其前任巡盐御史杨义捐二百金，天津镇总兵官管效忠、甘应祥，户部分司苏霖、陈襄，长芦运司运使徐来麟、青州分司运同牛藩等各捐俸，多寡不等，当地富商大贾及府学诸博士弟子员的欣然输助【145】。

其他官学的修缮方面，如顺治间，天津镇总兵官管效忠首倡捐俸重修武学时，盐商曾协力输助【146】；至雍正十一年（1733年），巡盐御史鄂礼捐俸创建校士馆（又名试院），同城职官并绅商悉有捐资【147】。再如康熙十一年（1672年），长芦运司运使迟日豫首倡修缮演武厅，分司等官咸捐俸以助【148】。

（二）书院

清雍正帝即位后，令“天下省会各立书院”，嗣后，各地“有司承上意旨，通都大邑往往设有书院，士习烝烝进而益上”【149】，天津的书院建设即在此背景下兴起。而在其创建、发展过程中，盐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三取书院

三取书院位于三岔河口东岸【150】，初建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时，津邑商民修筑渠黄口堤岸，发现堤尾处有一座已废弃的赵公祠，遂因之购地，增造学舍、门垣，创立为书院。乾隆二十年（1755年），在津邑绅士、庐州府同知王又朴（字从先，号介山，雍正元年進士）的倡首下，商士共同捐造学舍十二间，并延请教师，教授生徒。每岁给发教师的束修，学生的膏火、奖赏等费，皆由长芦运司商捐领款项内支给【151】。嘉庆六年（1801年），众商重修。同治七年（1868年），移建盐关亭后【152】。

2.问津书院

初，查为义视长芦运司运使卢见曾有创设书院之意，而其恰有废宅一所，位于津城内鼓楼南，“地高阜而面阳，形家以为利建学”【153】，遂将之捐出，以备修造。经奏明总督方观承与巡盐御史高恒，卢见曾与商众开始捐资修建，自乾隆十六年（1751年）八月始，至次年二月落成，花费白银两千四百两有奇。书院共有房六十四间，前为门，中为讲堂（钱陈群题名为“学海”），后为山长书室，四周为学舍。新任巡盐御史吉庆亲为延选名士，制定条规。每岁掌教之束修、馔金，课艺诸生之膏火、奖赏、饭食，及供役、舆夫工食，皆由长芦运司闲款生息项内支给。乾隆五十七年，长芦运司运使嵇承志（江苏无锡举人）重修。嘉庆六年，众商重加修葺【154】。

3.辅仁书院

辅仁书院由邑绅侯肇安、进士王天锡、举人梅成栋共同创立于道光七年（1827年），位于天津城外西北。书院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二：其一，长芦运司运使金洙借拨部分库款，发质库生息；其二，天津府知府陈彬、天津县知县沈莲生各捐地亩，租赁取息【155】。

4.渠梁书院

渠梁书院位于宁河县治东文昌祠后。乾隆间，由县令关廷牧（字从桂，号西园，广州府南海县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三十九年九月——五十年五月任）倡建，初因“经费无多”，遂劝蓟六商人吴肇元每岁捐金，以助膏火。嗣后因“吴商落业，无人更襄义举，遂使数十年来文运就衰”【156】。同治后，复由芦商岁捐银百两助办【157】。

（三）义学

义学专为无力延师之贫民子弟而设。天津义学多由长芦运司提供经费支持，由府学学官稽查、考校，依照官学之例而行。

（四）商学

明清时期的商学由其学校的学生身份而得名，而与传授内容无关，与今通常所言之商学含义不同。时，由于盐商“久客他乡，籍不隶于有司；而灶户办课急公，尤宜优恤”【158】，故特为商灶子弟设立商学，以便其学习和仕进。

明代，由于长芦盐业的中心在河北沧州，故商学亦设于其地，名长芦运学，且设立不常【159】。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设直隶商学。然而其并无实体，商灶生员附入河间府学。天津改州为府以后，商灶集中之天津、沧州二区均改由其辖领，因此，雍正十年（1732年），为便于就近管辖，令商学生员一律附入天津府学，与民籍生员一体稽查考课，不另设教官。

清初，商灶两籍童生由长芦运司运使考试，然后汇送学政，附入府学。雍正七年，改由地方官查明收考，录送长芦运使，再送学政汇考【160】。

商学录取额数及商灶分配比例时有变动。如清初额数为文、武各十二名，商、灶名额分配均等，各六名。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因皇帝六十寿庆，增加文额两名，商、灶各一。雍正十年，更为文额十五名，武额十三名，其中商籍取文童八名，武童七名，灶籍取文童七名，武童六名。文武、商灶额数均显现出差异。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十月，总督周元理会同学政汪廷玙奏称：“直隶商籍应考文童不过二十七八名，武童不过十六七名，请以十名取进一名，文童额进三名，武童额进二名，即应试人多亦不得逾此额。倘为数不及十名，果有文理明顺、技勇可观者，亦酌取一名，否则宁阙毋滥。其灶籍均应照商籍十名取进一名之例办理”【161】，遂令下部议行。同治五年（1866年），因芦商捐输，遂予以恩赏，增加商籍文武额各六名，灶籍文武额各一名。

此外，廪膳、增广生员各二十名（与河间卫、忠顺屯合）。其原不食廪饩、不挨贡，雍正十年，经总督刘于义奏准，令与县学一例，二年一贡【162】。

商学生员均参加顺天乡试，但二籍生员的应考方式不同。初，商籍生员被另编为卤字号【163】，每五十名取中一名；如不满五十则不取，各生有愿改归原籍予试者，均听其便；如多至数百，取中总数亦不得超过二名。灶户因“住居以久，与土著无异”【164】，令归民籍乡试。乾隆十八年，御史魏涵晖疏奏：是年顺天乡试，卤字号终三场者仅四名，按定例，不足五十员不应取中。而如此一来，则虽有文意俱佳者，亦不能中，未免将人才弃置。遂下令将商、灶籍生员一体编入北贝字号取中，不再另立字号【165】。四十三年，以商籍童生回原籍参加乡试，往返不便，复设卤字号，录取办法照旧例施行。灶籍童生仍归北贝字号，一体应试【166】。嘉庆初年，商籍以人数不能足额，皆各归本籍应试，灶籍则照例考试取进【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