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两个缩影：“义乌精神”、“桐乡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经济发展迅速，特别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以后，非公有制经济被提到重要的地位，加速了私营企业的发展。一般说来私营企业的创业相当艰苦，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粗到精，经历无数次风险才壮大起来的，其中凝聚着企业家们多少心血啊！这里将非公有制经济成长的一个缩影“义乌精神”介绍如下：
义乌原来是浙江中部的一个小县（后改为县级市），既不沿边，又不靠海，更不是风景胜地，除了浙赣铁路经过此地以外别无优势。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县，却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奇迹。这个奇迹，极其富有传奇色彩：义乌有个世界著名的小商品市场，其商品出口到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5年的交易额达288亿元，而以义乌中国小商品城为中介和窗口背后的订单贸易达上千亿元。市场总面积达260万平方米，商位拥有5.8万个，市场内展销商品已达43个行业，1900个大类，40万种。
义乌经济的发展，可从这两个统计数字表明：义乌市民中至少拥有5000辆以上的宝马、奔驰等豪华轿车，拥有数以十万计的百万富翁。义乌作为一个县级市，在行政监管方面有特殊的设置和措施，义乌的两位副市长是分别由商务部、外交部下派的挂职干部，帮助义乌发展、规划商务的外事工作。公安部授权义乌成立出入境管理局，义乌因此成为目前全国唯一可以直接受理、审批、制作、签发外国人签证和居留许可的县级城市。
然而义乌的崛起的所有成绩都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中取得的，即没有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今天兴隆富庶的义乌。我们姑且不说解放前义乌穿梭农村中以鸡毛换糖的货郎担那种原始交换形式，就是开放之初的1982年，义乌还是一个既穷又保守的浙中小县，商品经济处处受到限制。就在这一年的初春，一位42岁的无业妇女冯爱倩因经商而被抓被罚，她再也忍不住这种抓了罚、罚了抓的游击式的经商生活，闯进县委大院，找新上任的县委书记谢高华说：“你就是新来的谢书记吗？我们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政府为什么赶我们？”
“在街上摆摊，政策不允许！”谢书记答道。
“我没工作，没田种，不摆摊我吃什么？”冯爱倩理直气壮地说。
这样，农妇与书记关于市场的争论进行了半天，问题虽然没有解决，但引发了县委书记的深思。
另一位比冯爱倩更早做生意的个体户何海美，他与义乌人以鸡毛换糖起家的不同，年仅20岁出头，稍有文化。“文化大革命”后古装戏开禁，全国各地对文化生活如饥似渴，何海美抓住商机，制作戏剧照出售，每张一元。他到义乌的廿三里（小商品城的发源地），将照片批给鸡毛换糖的商贩，生意兴隆，发了财，当时存款超过5万元。但是在义乌城区摆摊有种种限制，他被认为是“投机倒把”的典型，甚至被没收货物。就在这1982年的某日，何、冯两人在市场发现书记谢高华，她们找到了谢书记，倾诉了苦衷。谢书记答应她们，自己会好好考虑一下，尽快答复。后来谢书记把“开放市集贸易”和“允不允许农民进城经商”两个问题放在会议上讨论，并通过数月的调查研究，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定越来越明确了。于是谢高华在县委常委会上明确表示，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我宁可不要“乌纱帽”。
1982年9月20日义乌县委作出决定：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并由县政府发出通告。接着，义东、稠城两个小商品市场相继开放，整个义乌沸腾起来了。我们不要忘记，那时是1982年，而全国开放农民经商、办农村集贸市场是始于1986年。这四年的时间赢得，对义乌的发展非常重要。最近几年，关于外商能否在义乌经营贸易企业在国内引起争论，现在义乌又一次领先一步，允许外商经营贸易企业。目前有8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国的民间商务代表常驻义乌，国外有650家企业在义乌设立代表处，世界各地在义乌开设的银行帐户有8200多个，可见义乌对外贸易之兴盛。现在义乌国际化的程度竟然超过了某些省会、街上不同肤色的外商穿梭往来，各式外文招牌鲜艳夺目，西式餐厅、清真饭店、日式料理和韩国烧烤星罗棋布，俨如国际大都市。
无独有偶，浙江还有一个县级市，乘改革开放之东风，兴起于杭州湾畔，它就是地处浙北杭嘉湖平原的桐乡市。不过桐乡与义乌不同，义乌以商业兴市，桐乡则以文化兴市。桐乡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之称，水陆交通发达，经济繁荣。其文化渊源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其文化积淀非常深厚，深深影响着当代桐乡人。近代以来桐乡文化名人辈出（如茅盾、丰子恺等），培养出独特的桐乡精神。桐乡人经商手腕虽然不及义乌人，但桐乡人艰苦创业、开拓进取、诚实守信、文明礼貌等具有江南水乡的人文精神，并不比义乌精神逊色。若将两种精神加以比较，则义乌精神刻苦耐劳、艰辛创业；桐乡精神朴实高雅、勤奋进取。前者商人气息强烈，后者文人味道浓厚。
桐乡开放的时间与义乌差不多，不过发展手段和方法迥然不同。桐乡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文化，打造“经济强市、文化名市、文明新市”，经过30年的努力奋斗，现在已经建成一个经济实力雄厚、文化内涵丰富、生态环保优美的中等城市。市区面积从解放前的1平方公里扩展至今天的30平方公里。在经济方面，桐乡建成三大专业市场：一是濮院毛衫市场，二是崇福皮革市场，三是崇福建材市场。这三个市场都是第一流的，驰名全国。经济实力名列百强市之前茅，尤其桐昆、桐星、巨石、新凤鸣四大集团公司闻名全国。在文化方面建立了许多纪念馆、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艺术院、名人故居等，并开发了江南第一水乡——乌镇，吸引了百万以上的海内外游客。还有石门的桂花村和福严寺，也是著名风景区。为丰富人民文化生活和招商引资，自1999年起每年举办菊花（桐乡市花）节，大大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因桐乡盛产杭白菊闻名中外，被国家授予“杭白菊之乡”；又因漫画大师丰子恺诞生于桐乡，被国家授予“漫画之乡”；更因桐乡是文学巨匠茅盾的故乡，连续三届“茅盾文学奖”在乌镇颁奖。为繁荣文艺创作和奖掖后进，已颁发四届（每五年一届）“桐乡文艺金凤凰奖”。在生态环保方面，市容优美清洁，被国家授予“卫生城市”称号。市区拥有三大公园，树木密茂，繁花如锦，绿草如茵，碧水蓝天，实在是个美丽的花园城市。市郊建立了数个农业生态园区，观光农耕两旺。京杭大运河贯穿境内，其支流四通八达。经过疏浚整治后的大小河流构成富有特色的江南水网，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古色古香，令人流连忘返。近年来新农村建设蓬勃发展，许多现代化农宅拔地而起，给古老的桐乡增添不少现代气息。
笔者儿童时代的桐乡极小，被称为“碗大桐乡城”。抚今追昔，令人感慨万端。改革开放让桐乡变大、变美、变富了，使这个古老的江南水乡焕发出美丽的青春。
14香港、澳门回归祖国
1984年6月22、23日，邓小平为解决香港、澳门、台湾的历史遗留问题，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他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近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经过五年半，现在已经见效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而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何在呢？是社会主义吞掉台湾，还是台湾宣扬的‘三民主义’吞掉大陆？谁也不好吞掉谁。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只有用武力解决，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实行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34】这样，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便成了我国解决港、澳、台的历史遗留问题的指导思想。
（1）香港回归
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于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永久割让九龙半岛尖端。1898年英国又乘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条约》，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大片土地以及附近200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99年，1997年6月30日期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一直采取这样的立场：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期内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随着1997年的日益临近，英方不断试探中国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我国认为在此情况下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时机成熟，便与英国谈判。
1983年7月12日至13日，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一轮会谈。由于英方仍然坚持1997年后英国继续管治香港，直至第四轮会议毫无进展。1983年9月邓小平会见访华的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说，英国想用主权来换取治权是行不通的，劝告英方改变态度，以免出现到1984年9月中国不得不单方面宣布解决香港问题方针政策的局面。这样，英方才软下来。10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带来口信说，双方可在中国建议的基础上探讨香港的持久性安排。第五、六轮会谈中，英方确认不再坚持英国管治，也不谋求任何形式的共管。至此，中英会谈的主要障碍开始排除。尽管如此，英方在谈判中仍然提出种种与其承诺相违背的主张，如以“最大限度自治”来修改中方的“高度自治”，反对香港特区直辖于中央政府，一再要求中方承诺不在香港驻军，并要求中方承诺在1997年后原封不动地继承香港政府的结构以及过渡时期英方可能作出的改变，等等。这些要求被中方一一拒绝。特别关于驻军问题，会后邓小平说：“驻军是主权的体现嘛！为什么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英国可以驻军？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天下有这个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点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哪？必须要驻军。”
中英通过谈判确定，中国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并于1984年9月26日草签了中英《联合声明》和三个附件，为时两年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圆满结束。1984年12月19日，中英在北京签订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5年5月27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批准书，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
1997年6月30日，江泽民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香港，出席香港政权交接仪式。7月1日凌晨，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举行。江泽民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接着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
（2）澳门回归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6世纪前期（明朝中期）葡萄牙人东来，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入居澳门。其后澳门被葡萄牙逐步占领，但中国政府对澳门一直在行使主权，即使是1887年《中葡北京条约》（主要内容是中国仍允许葡萄牙永驻和管理澳门）签订以后，澳门虽由葡萄牙管理，仍然是中国领土。这与香港不同，中国从来没有将澳门割让给葡萄牙，澳门是葡萄牙通过各种手段逐步占领的。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发生民主革命，成立新政府，宣布放弃殖民主义政策，公开承认澳门的主权属于中国。次年1月，葡萄牙宣布与台湾国民党政权断绝外交关系。1979年2月9日，中葡在巴黎互换建交公报，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建交后，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大大促进了两国的友好关系。1984年12月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澳门问题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
1986年6月30日，中葡澳门问题的谈判终于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周南（外交部副部长），葡萄牙代表团团长是梅迪纳（葡国驻华大使）。双方谈判在极其和谐的氛围中进行。10月21日至22日的第三轮谈判，会谈有重大突破，周南得意地吟咏刘禹锡的绝句：“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第四轮谈判于1987年3月18日至23日仍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最后达成协议，并于3月26日在人民大会堂草签。4月13日正式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中葡联合声明》，宣布澳门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行使主权。这个历史文件与1887年3月26日金登干与巴罗果美在里斯本签订的屈辱的《中葡北京条约》草签相距整整100年，一天不缺，一天不多。这是偶然巧合，不过历史有其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早在1553年葡萄牙人开始入居澳门之时就孕育着今天回归的必然性。450年以来澳门所走的是一条和中国大陆截然不同的道路，然而终究归于一途。宋·释普济说：“法无异辙，殊途同归。”这个“法”，就是历史客观规律。
1999年12月20日凌晨，中葡两国政府在澳门举行澳门政权交接仪式。江泽民宣告：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交接仪式后，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部队于20日零时开始履行澳门防务职责。
港澳回归祖国意义重大，它割掉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尾巴。从此以后，中华民族东方巨人真正站起来了。
15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WTO，简称“世贸组织”），是一个独立于联合国的永久性国际组织，成立于1995年1月1日。其前身是成立于1947年的关贸总协定（GATT），总部设在瑞士瓦莱蒙湖畔。世贸组织是具有法人地位的国际组织，在调解成员争端方面具有最高的权威性。与以前的关贸总协定相比，世贸组织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知识产权贸易，而关贸总协定只适用于商品货物贸易。
世贸组织成员分为四类，即发达成员、发展中成员、转轨经济体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2005年12月，世贸组织总理事会在香港正式批准太平洋岛国汤加加入，其成员身份于一个月后生效。这样，世贸组织正式成员增至150个。
世贸组织的主要职能是：组织实施各项贸易协定；为个别成员国提供多边贸易谈判场所，并为多边谈判结果提供框架；解决成员间发生的贸易争端；对个别成员的贸易政策与法规进行定期审议；协调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关系。
世贸组织宗旨是：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和大幅度、稳步提高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扩大货物和服务的生产与贸易；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积极努力确保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增长中获得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份额和利益。
世贸组织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包括货物、服务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及知识产权等内容，更具活力、更持久的多边贸易体系。
世贸组织的原本原则是：非歧视贸易原则，包括最惠国待遇条款和国民待遇条款；对关税的规定；促进公平竞争；致力于建立开放、公平、无扭曲竞争的“自由贸易”环境和规则；鼓励发展和经济改革。
1995年7月11日，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会议决定接纳中国为该组织的观察员。中国自1986年申请重返关贸总协定以来，为复关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进行了长达15年的努力。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员。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也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新的阶段。温家宝说：“当前中国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要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和中国的国情，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体系，转变政府职能，规范市场秩序，建立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要适应发展开放型经济的要求，改进宏观经济调控机制，灵活运用宏观管理手段，提高国民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要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低廉、产业体系比较完整、国内市场广阔的优势，引进外国资本、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和人才，发展新兴产业，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将为世界各国提供广阔的市场和发展机遇。在未来的五年内，中国货物市场的开放将为贸易伙伴提供至少1500亿美元的市场机会。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35】
16民主建设
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各国的民主是由内部生成的，而不是外力强加的。由于国情不同，各国人民争取和发展民主的道路也不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新中国成立后又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实行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民主。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这条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中国人民不仅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而且正在逐步实现把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共同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正在不断健全、完善和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民主制度不断健全，民主形式日益丰富，人民充分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正在与时俱进，不断呈现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中国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中国的民主是由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中国的民主不受资本操纵，不是少数人的民主，是最广大人民的民主。中国的民主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的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就是要求充分发扬民主，集体议事，使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得到充分表达和反映，在此基础上集中正确意见，集体决策，使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得以落实和满足，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反对把个人意志凌驾于集体之上。
（1）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当代中国，由共产党领导和执政是中国发展和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更是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否则国家大乱，谈不上统一和稳定，更谈不上民主和福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其本质是领导、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掌握国家权力，以此保证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方针能够体现人民的共同意愿、利益和要求。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制度，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监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县、乡两级人民代表都由选民直接产生。目前全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共有280多万人，代表来自各民族、各行业、各阶层、各党派，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是四项：立法、监督、人事任免、重大事项决定。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于1982年全面修改了宪法，其后又通过了四个宪法修正案，共制定了200多件法律和200多件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地方人大制定了7500多件地方性法规。几乎每件法案的起草都采取专家座谈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专家意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植根于人民群众，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代表广大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动员全体人民以主人翁的地位投身国家建设，保证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维护国家统一团结。
（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的政党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一些国家实行的一党制，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团结奋斗的成果。中国目前共有9个政党。除共产党外，还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年成立）、中国民主同盟（1941年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1945年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1945年成立）、中国农工民主党（1930年成立）、中国致公党（1925年成立）、九三学社（1945年成立）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947年成立）。中国党政制度的显著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党派合作，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各民主党派是与共产党团结合作的亲密友党和参政党，而不是反对党或在野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也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扬民主的重要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香港特别政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组成；设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和秘书长，每届任期五年，全体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可设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中央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一般都邀请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征求意见，共商国事。民主党派中有17.6万人担任全国各级人大代表，有3.2万多人（截至2004年底）在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其中有19人担任中央有关部委领导职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有非中共党员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27人。民主党派为推动祖国统一和社会全面进步不断建议献策，1989年以来提出重大建议180项，地方组织提出各项建议提案8万多件，大部分都被采纳。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优势在于，既能实现广泛的民主参与，集中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智慧，促进执政党和各级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又能实现集中统一，统筹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利益要求；既能避免一党执政缺乏监督的弊端，又能避免多党纷争、互相倾轧造成的政治混乱和社会不安定局面。
（4）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为1064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41%。中国对少数民族采用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它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于194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于1955年10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于1958年3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于1958年10月；西藏自治区成立于1965年9月。目前中国共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其中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民族自治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它们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民族自治地方根据本地的实际，对婚姻法、继承法、选举法、土地法、草原法等法律的变通和补充规定有68件。民族自治地方，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目前中国有22个少数民族使用28种本民族文字。2003年用少数民族出版的国书有4787种，印数5034万册；杂志205种，印数781万册；报刊88种，印数13130万份。
民族自治地方，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截至2004年底，西藏自治区共有1700多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约4.6万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有清真寺约2.39万座，教职人员约2.7万人。此外，民族自治地方还有权保持或者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自主安排、管理和发展本地方经济建设事业，自主管理地方财政，自主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
2000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至2004年底，陆续开工60多个重点工程，投资达8500多亿元。全国5个自治区、27个自治州以及120个自治县中的83个自治县被纳入西部大开发范围。国家制定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温饱基金”、“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等，都是将帮助民族地区加快发展作为主要内容。
国家对西藏的发展给予特殊安排。1994年至2001年，在西藏直接投资39亿元，建设了30项工程。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2001—2005），在西藏投资312亿元，建设117个项目。
由于成功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证了中国各民族不论大小都享有平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分裂国家和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形成了各民族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和谐民族关系。
（5）城乡基层民主
随着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全国各地城乡基层民主不断扩大，公民有序地参与政治的渠道增多，民主实现的形式日益丰富。村民自治是广大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事，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制度。村民委员会是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村民直接选举或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村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三至七人组成，每届任期三年。截至2004年底，全国农村已建立64.4万个村民委员会。凡涉及村民利益的重要事项，都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按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中国80%以上的村庄实行了民主监督，村民通过村务公开、民主评议村干部、村民委员会定期报告工作、对村干部进行离任审计等制度和形式，监督村民委员会工作情况和村干部行为。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责任感，掀开了中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新篇章。
城市居民委员会是中国城市居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到2004年底，全国城市已经建立71375个居民委员会。目前正在由点到面、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由东向西推进，以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活动正在全国展开。
（6）尊重和保障人权
2004年3月，中国第十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揭开了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新篇章。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始终将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保障和发展人民的各项权利作为根本任务，并将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人权。
中国宪法全面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以宪法为依据，制定了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法律，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现在人民享着过去从未有过的全面、真实和充分的人权，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保障。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解决人民生存权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目前人民生活基本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从温饱到小康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用不到世界10%的耕地成功地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生存权得到了保障。从1979年至2004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由1473亿美元增加至16500亿美元，人均突破1200美元。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少到2610万人。人民总体健康水平已超过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平均寿命已从解放前的35岁升至2004年近72岁。这样，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充分得到保障。
宪法和法律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权利，对公民的财产权、名誉权、姓名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人身及住宅不受侵犯等权利予以确认和保护。为使公民享有充分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等民主权利，政府不断建立健全信息公开等相关制度。国家依法保障信仰宗教的公民、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此外，宪法和法规对保障公民的劳动权、休息权、男女平等权、男女同工同酬权、知识产权、社会保障权、获得物质帮助权、受教育权、结婚离婚自由权，以及从事和参加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权利等，作出了全面规定。总之，公民有充分享受这些权利和自由。
17法制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作出了把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实行改革开放决策，并明确了一定要靠法制治理国家的原则。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使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法治建设的基本理念。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方针指引下，现行宪法以及《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等一批基本法律出台，中国的法治建设进入了全新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由此进一步奠定了法治建设的经济基础，也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并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任务。1999年，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中国的法治建设揭开了新篇章。进入21世纪，中国的法治建设继续向前推进。200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律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2004年，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200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对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的法治取得了巨大成就。
（1）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国家基本方略和全社会共识。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确立。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普遍增强，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
（2）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能力显著增强
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同时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通过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不断巩固。
（3）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
在现行宪法基础上，制定并完善了一大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法律体系日趋完备，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和立法质量不断提高，法律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各项权利、确保国家权力正确行使等方面的作用不断增强。
（4）人权得到可靠的法制保障
在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同时，国家高度重视通过宪法和法律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随着法律规定、司法体制、维护权益机制的不断完善，人权在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保障，人权事业全面发展，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得到切实尊重和全面保障。
（5）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法治环境不断改善
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中国建立健全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市场秩序、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和制度，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以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
（6）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水平不断提高
通过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和司法的组织法制和工作机制，保证了行政和司法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行政立法和制度建设进一步加强，各类公开办事制度不断完善，法治政府建设不断推进。公安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和实现司法公正和权威。
（7）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得到加强
不断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构，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监督体系和监督制度，监督合力和实效不断增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人民政协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监督行为逐步制度化、规范化。公众和新闻舆论对政府及司法工作的监督渠道不断拓宽。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的日益健全，保证了对国家公务人员的监督有力有效。
18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到十七大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概述
（1）基础产业和基础建设成效显著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投入快速增长。2003年至2006年，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20271亿元，是1978年到2002年的近两倍；年均增长26.1%，比同期国民经济年均增速高15.7个百分点。
中央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入。2006年，中西部地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施工项目比2002年提高6.4个百分点；项目完成投资21178亿元，占全国的53.0%，比2002年提高5.5个百分点。国家资金的注入，也带动了其他资金的投入，使中西部地区建成了一大批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如青藏铁路，渝怀线铁路，甘肃宝天高速公路，陕西黄延高速公路，贵州黔西电厂，陕西宝鸡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工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等等。这些项目的建成投产，改善了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面貌，为提高中西部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大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建设项目竣工投产。其中，百亿元以上项目包括石油、钢铁、电力、铁路、地铁、港口、机场等多个行业建设工程。如西电东送工程等项目的建设，使我国电力等能源工业紧张状况得到缓解，极大地改善了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为促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优化产业结构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同时为下一步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新增了大批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能力，国民经济基础进一步加强。主要体现在：一是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确保了农业高产稳产，连年丰收。二是能源工业的生产能力极大提高，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保障作用显著增强。三是已形成铁路、公路、民用航空、水运和管道组成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四是建成了覆盖全国、通达世界、技术先进、业务全面的国家信息通信基础网络，以及业务种类齐全、网点分布广泛的公用邮政网络。五是城市公共交通、绿化、供水供气、污水处理等设施条件明显改善。
通过大规模的投资建设，曾经是国民经济“瓶颈”的基础产业生产能力和基础设施服务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城乡面貌极大改善，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经济发展潜力不断增强。
（2）农业生产稳步增长
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的逐步落实，农业生产稳步增长，粮食产量连年丰收。粮食产量连续三年增产，棉、油、肉等主要农产品稳产增产。党的十六大以来，围绕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立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全新政策体系，农业生产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2003—2006年，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4.7%。粮食产量从2003年的历史低点逐年增加，2004年达9389亿斤，扭转了1998年后连续五年下降的局面。2005年、2006年又连续两年增产，实现了1985年以来的首次连续三年增产。其中2006年粮食总产量达到9950亿斤，成为历史上第三个高产年。2006年棉花总产量达到675万吨，比2002年增长37.2%，年均增长8.2%；油料产量达到3059万吨，比2002年增长5.6%；肉类总产量达8051万吨，比2002年增长22.2%，年均增长5.1%；水产品产量已达5250万吨，比2002年增长15.9%，年均增长3.8%。
（3）工业生产迅猛发展
2006年工业增加值突破9万亿元，达到90351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2002年增长了57.9%，年均增长12.1%，比改革开放以来的年均增长速度11.5%快0.6个百分点。其中，重工业年均增长17.9%，快于整个工业5.8个百分点。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增长迅猛。2006年生产原煤23.8亿吨、发电量2.9万亿千瓦小时、粗钢4.2亿吨、水泥12.4亿吨、家用电冰箱3531万台、彩色电视机8375万部、移动电话48014万部、微型电子计算机9336万部、汽车728万辆，分别比2002年增长63.1%、73.3%、129.8%、70.6%、120.8%、62.5%、295.3%、538.0%和123.9%。其中，钢铁行业生产增长迅猛，钢产量自2003以来连续跨越三个大台阶。2002年粗钢产量1.82亿吨，2003年超过2亿吨，2005年超过3亿吨，2006年超过4亿吨，已占当年全球粗钢产量的1/3以上。附加值较高的发电设备2006年比2002年增长4.6倍，冶炼设备增长2.7倍，工业锅炉增长89.5%，数控机床增长2.5倍，金属切削机床增长1.4倍，汽车增长1.1倍，交流电动机增长1.3倍。
2006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中，钢、煤、水泥、电视机和棉布的产量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发电量继续位居世界第二；糖产量居世界第三；原油产量居世界第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