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帝国的命脉大运河
全汉昇在《唐宋帝国与运河》中曾论述道，中央政府是否能够成功地统治全国，依赖于是否能够有效地利用长江下游的经济资源，是否能够将这一地区的物资迅速通过运河运输到首都通常所在的华北地区。
大运河的重要性，到了明清时期更为突出。
大运河曾是明帝国的脐带
明正德十五年（一五二〇年）九月十五日，京杭大运河上一个重要的港口——淮安府清江浦。
一群人正在水面上划船打鱼，这些人衣着华贵，举止优雅，岸边旌旗蔽日，侍卫如林，显然这不是普通渔民为了谋生的渔业活动。谁知道乐极生悲，船突然翻了，一个三十左右的青年人掉进水中。旁边船上的人立刻像炸了锅似的，叫声震天，许多人不顾一切地跳进水里，把青年人救上岸。青年虽然保住了一条命，但受到了极大的惊吓，染上了重病。这个人就是当时大明朝第一人正德皇帝朱厚照。
第二年三月，正德帝驾崩，年仅三十一岁，他没有留下一个子嗣，也没有亲弟弟。群臣商议，将正德帝一位堂弟朱厚熜从封地湖北钟祥请到北京，作为朱厚照老爸孝宗的过继儿子继承大统，是为嘉靖帝。最后闹出了把整个大明朝廷折腾得天翻地覆的“大礼议”事件，帝国元气大伤。
正德帝在大运河上落水，可视为明朝一个转折性事件，从此大明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落。此后的明朝皇帝，几乎都是“宅男”，享国累加达九十三年的嘉靖、万历两祖孙，更是数年隐居深宫，不乐接见臣工。
明朝自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成为“留都”。但南直隶和浙江，无论从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而言，都是远在北京的朝廷必须依赖的重要地区。从政治层面来说，此地是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发迹之地，朱元璋在此慢慢经营积蓄力量而遂有天下。从经济层面来说，朝廷差不多一半的赋税出于这些地区，北京城内的皇帝和大小官员靠这一地区的钱粮供养。在交通以水运为王的时代，大运河的价值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大运河成为大明帝国的“生命线”。甚至可以说，成为大明皇帝与“母体”紧紧相连的“脐带”。
明朝初期由于首都在南京，需要运到北方的粮食并不多，主要是供养北部地区将士的军粮，因此多采取海运的方式。自首都迁到北京后，需要从南方调拨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实在数量太大，而海运风险大、成本高，远远不能满足，于是，通过京杭大运河的漕运是粮食与其他物资北运的主要方式。朝廷开始对大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扩大从杭州通往北京的漕河运输能力——疏浚会通河，造漕船三千余艘，用于转运；同时在大运河沿岸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和天津五处建置漕粮仓库，即水次仓。
明朝中央政府规定了各省的漕粮份额。浙江：六十三万石；江西：五十七万石；河南：三十八万石；山东：三十七万五千石；湖广：二十五万石；南直隶：一百七十九万四千四百石。也就是说，通过漕运到达京师的粮食总数四百万担左右，南直隶加浙江占了二百四十万担左右，超过了一半。江西、湖广、山东诸省的粮食最终也要经过运河的部分航道进行转运。据此，完全可以说，大运河乃明帝国的国脉。
由于漕运的重要性，管理漕运的官僚机构也位阶趋高并日益膨胀。明朝初期设置京畿都漕运司，以漕运使主之。京师北迁后，置漕运府总兵官。景泰二年（一四五一年）设漕运总督，与漕运总兵一文一武同理漕政。漕府领卫军十二总，十二万七千六百人，运船一万一千七百艘，另遮洋总（海军）七百人，海船三百五十艘，专门负责漕粮运输，称为运军。
正德帝的堂弟嘉靖帝即皇帝位后，京杭大运河对帝国政治、经济的重要性没有丝毫减弱，嘉靖七年（一五二八年），朝廷花了很大的力气疏浚了通惠河，使漕粮能够直接运到东便门下。在此之前，由于通惠河被壅塞，南方运来的粮食只能在通州上岸，并在当地的仓库里储存。储粮地离京师五十多里地，在当时走陆路用骡马运输，效率十分低下。嘉靖帝下决心疏通通惠河还有一个背景——“土木堡之变”后，明帝国对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处于守势，在京郊的通州储存那么多的粮食，很不安全。明代正统十四年（一四四九年），蒙古的也先部入侵，京师闭关，通州漕粮没来得及全部抢运进城，剩下的一把火烧掉以避免资敌。这可是血淋淋的教训。
嘉靖帝并没有学他的荒唐堂兄，找个机会沿运河南下，去视察南方那片花花江山，他在位四十五年，喜欢在深宫炼丹修道。唯一的一次南下，是回到他生长的湖北钟祥（当时已升格为承天府），拜祭生父的显陵，并决定将死于京城的生母蒋太后灵柩南运合葬于湖北。这次他走的是陆路，经过今天的河北、河南进入湖广。
对大明帝国来说，两大工程关系到国运。其一是经济命脉京杭大运河，依靠其输血才能养活北方的朝廷和北疆戍边的将士。其二则是从辽东蜿蜒到西北嘉峪关的长城，这是抵御北部敌人的屏障。这一屏障到底没有阻挡住李自成进城，也没法阻挡清兵的铁骑跨过长城，成为统治中华的新主人。
作为清朝“战利品”的大运河
大运河，可以说是清朝入关后获得的最重要的“战利品”。
作为一个来自北方的征服者，东北和蒙古草原广袤而肥沃的土地，成为清朝的“保留地”，整个王朝的公共支出，几乎全部取自原明帝国统治下的诸省，特别是富庶的东南诸省。大运河并没有因为明帝国的灭亡而衰落，它在清朝皇帝的心目中，地位更为重要，它不但是吸取东南膏腴之地财富的“抽血机”，而且是清朝皇帝防范汉人反抗的战略通道，是皇帝控制最富庶之地的“权杖”。
顺治一朝，经过血腥的屠杀，清朝军队基本上控制了东南地区；到了康熙朝早期，朝廷平定了三藩之乱，收复了台湾。整个南方基本上算平定下来，胡人入主中原作为既定事实也被多数士民承认，最高统治者沿着大运河视察东南诸省的条件到此成熟了，于是便有了康熙、乾隆祖孙的十二次南巡。京杭大运河，进入了历史上最繁忙也最辉煌的时期。
与明朝皇帝沿着运河南下回到故乡不一样，清朝皇帝沿运河南下，是去视察一个超级大公司新开辟的“市场”，这里的人民曾对他们充满敌意。南巡对清朝皇帝而言，乃是威慑加怀柔。
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三十一岁的康熙帝首次南巡。皇帝正当盛年，清帝国国势亦如最高统治者的年岁。这次南巡，有两件大事极具象征意义。其一是十一月康熙南巡到明朝的旧都江宁（南京），拜谒了孝陵。南京对明朝的遗民来说，最具符号意义。此次视察，康熙帝题写了“治隆唐宋”的匾额来褒奖明太祖朱元璋，目的是安抚东南一带乃至整个原大明版图内的汉人。同时也应该有彰显合法性的考量，用现在的话来说，强调了大明江山的“股权”交给满清是合法转让而非抢夺。
第二件事是康熙帝坐船经运河返京，在运河边重要城市济宁上岸，然后驾临相距百里左右的曲阜。在此他拜谒了孔庙，题赠“万世师表”匾额，并听取了孔子第六十四代孙孔尚任对儒家经典的讲解。这举动当然更是为了争取汉族士人对其统治合法性的认同。
康熙帝第二次南巡是在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这次他来到了大运河最南端所在的浙江省，并到绍兴府拜祭了中国儒家经典中上古圣君之一的大禹陵墓。其目的和首次一样，只是工夫做得更细致了。
乾隆的南巡，效法乃祖，主要目的是为了“维稳”，确保对大清的“粮仓”和“钱袋”的绝对控制。所不同的是，此时清帝国迎来了回光返照式的“富强”，乾隆帝比他爷爷大方多了，花钱如流水。两位皇帝重点巡视的是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如杭州、苏州、南京、扬州、淮安、济宁、德州。这些城市在大运河的“黄金水道”时期，是不折不扣的财富之都。
最高统治者如此频繁地视察大运河沿线，明朝皇帝不曾有过。而且比起明朝，清朝统治者在对运河的管理和控制上，建立了一套更为有效的制度。在明朝，总督和巡抚只是皇帝指派的临时性职务，非定制；而清代的总督是有衙门、有固定驻地的正式官职，其权力远非明朝的总督所能比。清代很长一段时间有八名掌管地方军政民政的总督（后期增加东三省总督）、一名漕运总督和南河、东河、北河（多由直隶总督兼）三名河道总督。其中漕运总督专司大运河上的运输管理，几位河道总督一项重要工作便是负责辖区内运河的河道疏浚和水患治理。对运河的管理如此高级别的官员配置，就可看出这一条“黄金水道”在满清皇帝心中是关系到国运之兴衰。
事实上，大运河之兴衰几乎是和清朝国运兴衰同步的。
清代大运河的运输功能第一次受到严重打击是一八四二年。当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英国虽然在东南沿海的广州、虎门、定海、宁波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但对清廷的打击是有限的——对于一个大陆型帝国来说，沿海的战败并不影响整个帝国的运转。是年六月，英军发起了吴淞之战，清军大败，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英军占据了上海，长江入海口门户洞开。英军舰队便溯长江西进，于七月二十日进攻镇江，这是鸦片战争中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战役。镇江失守，守军全部战死，京口副都统海龄自焚殉国。这场战役中，清军的八旗和绿营将士表现得不可谓不英勇，但以古老的冷兵器和传统的战术对战世界第一强国的坚船利炮，失败几乎是注定的。英军占领镇江后，便把京杭大运河拦腰切断。这对清廷来说是致命的，南北交通大动脉由英军控制，漕运不能正常进行，清廷就无法支持下去，因此，道光帝才决定和英军谈判，并与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一八四二年英军切断大运河是古老的漕运厄运真正的开始，从此，大运河和清廷的命运一样无可挽回地走向败落。十来年后的一八五三年，起于广西的太平军占据南京以及东南一带的富庶地区，运河沿线的主要城市包括扬州、清江浦、临清、苏州和杭州遭受重创。大运河再也不能正常地将南方的财富转运到北京。湘淮军平定太平天国后，大运河也没能因朝廷军事上的胜利而重显辉煌。湘淮系的重要政治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等人在战争中认识到中国技术上的落后，于是开始了引进西方先进科技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随着江南制造总局设立，中国能够制造用蒸汽机作动力的现代轮船。一八七二年，轮船招商局于上海设立，开始使用吨位大、抗大风大浪的现代轮船走海路向北方运送粮食。从此，大运河变得无足轻重了。
一九〇一年，清廷停止了大运河的漕运，一九〇四年撤去了漕运总督的设置，一九〇六年，连接汉口和北京的芦汉铁路全线通车。
一九一一年，南京浦口至天津的津浦铁路全线通车，此前北京至天津、南京至上海的铁路已经先行通车。在铁路运输和轮船海运的夹击下，京杭大运河终于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这一年，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皇帝也宣布逊位，作为“黄金水道”的大运河和古老的帝国一起成为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