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早在战国时期就说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微软公司原总裁比尔·盖茨有句警言：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德国奔驰公司董事长埃沙德·路透在他的办公室中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恐龙画，画的下方写着：在地球上消失了的不会适应变化的庞然大物比比皆是。
有人做过调查，80%的世界500强企业掌门人认为企业面临危机就如同人的死亡一样不可避免。也有人做过统计，上世纪70年代的世界500强企业到今天已有三分之一销声匿迹，另有三分之一在垂死挣扎。
如果说死亡不可避免，那么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活得更长久一些。如何活得更长久？用英特尔公司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德鲁·葛洛夫的话来说，就是“惧者生存”！人也一样，居安思危、居危思变，冬天枯萎的永远是那些怕冷的花。
锦盛天成的融资计划再次蒙上了阴影。
当袁道鸣将连夜做好的资料打算亲自交给富威国际的宁璐时，却打不通宁璐的手机。一开始袁道鸣还以为宁璐正在开会，或者有其他的事情，然而等到10点半的时候，宁璐的手机依旧是关机状态。袁道鸣便改为拨打固定电话，依旧是无人接听。11点的时候，袁道鸣再次拨打宁璐的电话，依旧无法联系上，又拨打杜威的电话，关机！拨打他们公司的总机，一直占线！
工作时间，公司总机怎么会没人接听呢，莫名的恐慌一下子占据了袁道鸣的心。有心想直接去他们公司，却又感到不妥，袁道鸣放下电话，拿起桌面上为富威国际准备好的资料，随便翻了两页，便无力地放在桌面上。
阮琦敲门走了进来，递过来一份工作报告：“目前整个经济大环境不景气，很多公司都开始压缩成本，我这两天结合咱们的实际情况，也整了一个关于节约日常办公成本的办法草案。比如取消每周五下午的茶点供应，节约交通费、话费、餐饮费等日常开支，市内公事外出，能坐公交的就尽量坐公交，打长途电话尽量加拨IP长途号，餐饮费能省则省等等。”这是阮琦重回公司后，第一次递交的工作文件。袁道鸣知道他这是为了公司着想，但说实在的，锦盛天成自从搬离中关村那个豪华的办公地点后，每月的办公经费就压缩了一大半，现在再从办公经费里扣出一些来，也解决不了当下的危机，只好说：“咱们目前的办公经费本来就不多，这样的话，会不会让员工感到受了委屈？”
“目前是特殊时期，大家团结一心，共度难关嘛，我想大家能够理解的。况且硬性执行的也就是取消茶点，其他的也就只是提醒大家注意节约。”
“目前的茶点每月支出多少？”袁道鸣问。
“我找刘鼎核算了一下，每月在五千元左右。”
袁道鸣想了一下，说：“既然是靠大家自觉，我看啊，茶点还是继续供应吧，其他的就发个邮件，算是提醒大家吧。”
“好的。”阮琦接过文件，说，“我还有一个想法，想跟您商量商量。”
“说说看。”袁道鸣站起来，坐到阮琦的身边。
“我是想咱们公司能不能减薪来渡过难关？”阮琦说。
“减薪？”袁道鸣的确还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锦盛天成无论在多么困难的时候，从来没有拖欠过员工的工资，更别说减薪了。
“对，目前来看，在没有融到钱之前，这是最有效的‘过冬’办法了。况且，咱们公司的工资待遇在这个行业里也算是高的，现在在公司遭遇寒冬的时候减薪，我想员工也是能够理解的。”
“那么减多少呢？”袁道鸣问。
“这个需要大家一起来讨论，我的建议是每人减30％。”阮琦补充道，“每人减30％后，员工的工资待遇也是这个行业里的中等水平。”
阮琦说的有道理，袁道鸣沉默了一会儿说：“减薪的事情咱们要慎重，我的意见是，就是减薪，也不要减基层员工的钱，他们的基本工资并不高。若是减，先减我们这些管理层的，减我们中的一个，就顶减十个基层员工的，你说呢？”
“袁总说的有道理，我们先带个头，先把眼前的困难渡过去。”阮琦站起身，说，“其他没什么事情，我先出去了。”
袁道鸣也站了起来，叮嘱道：“减薪这个事情，先征求一下江久年江总的意见。江总若是同意了，咱们再开会议议。”
阮琦点点头，说：“我知道的。”
减薪也不能解决锦盛天成的资金困难，袁道鸣惦记着富威国际的事情，等阮琦一离开办公室，袁道鸣就再次拨打宁璐的电话，依旧是联系不上。想到宁璐是江久年介绍的朋友，江久年应该还有她的其他联系方式，一筹莫展的袁道鸣便拨打了江久年的手机。响了四五声没人接听，可能正在和客户谈事呢，袁道鸣便挂断了电话。
仅仅过了几秒钟，江久年的电话便拨了过来。江久年声音不大地说：“我在浙海教育厅。”
袁道鸣忽然觉得不应该告诉江久年这边富威国际的事情，毕竟两人的分工不同，江久年正主攻浙海的单，不能让他分心来操心找钱的事，于是说：“那你先忙，我这儿也没什么事情，就是想问问那边的情况。”
“没事，我们刚出来了，说话方便。”江久年停顿了一下说，“今天原本约好的时间，他们都在忙。还好刘恒辉来这里站了一上午，终于敲开基教处的门。然而给我们的时间很少，我只是和他们的阎副处长聊了一会儿，从他的口中了解到，项目领导小组已经成立了。”
“这是一个好消息。”袁道鸣说，“至少说明大家不是白忙活的。”
“是啊，大家心中都有了底。”江久年说，“我今天上午看了，除了帕瑞比和鑫星，还有三五家厂家代表也来了，呵呵，打单的不少，凑热闹的也不少。教育厅这边，当家的都像新媳妇一样躲了起来，现在能见到的也就是那些副手。副手也是手，能见到就不错了。我们还算比较幸运，见到了基教处的阎副处长，给我10分钟的交谈时间，效果还行，给了下一次进门时的钥匙。但我感觉到这个阎副处长有其个人的需求。”
袁道鸣一愣，他明白江久年这话的意思，说：“不怕他有需求,就怕他没需求。”
“但是我还不敢贸然行动，目前，他能提供的就是那个领导小组名单。”江久年说，“目前我还判断不准他的最大价值，我想等接触接触后再说。我是想直接绕过他，晚上再详细说吧。”
“好，你在第一线，你来定。你说得对，等摸清底牌后再出牌，不用着急。”袁道鸣觉得这个时候是不应该给江久年主动打电话的，有点督促的味道了。江久年的经验，是让人放心的，并且他已经放手让江久年做了，就不应该过问太多的细节，于是说，“你有什么想法，就尽管去做，需要什么，尽管说。咱们现在虽然有困难，但是再难也不难客户，再穷也不穷销售。”
“我明白的，放心，该花钱时我跟你要！呵呵。”江久年笑着挂断了电话。但在江久年略显轻松的笑声中，袁道鸣却已感到一种紧迫感和压力。
这个时候，人事总监孔颖打来电话，说帕瑞比的陆峰和鞠莉莉有了回复，约好下午两点见个面，问袁道鸣到时间有没有空见一下。
没想到孔颖的工作做得这么快，袁道鸣忙问：“约在了哪？”
“地点是让他们定的，离他们公司不远处的一家咖啡馆。”孔颖解释说，“原本是想让他们错开时间，单独见面，没想他们之间并不避讳，约好了一起见。”
“一起见更好。咱们这不是面试，是邀请。”袁道鸣考虑了一下，说：“你一会儿给我准备一份他们的详细资料，下午我和你一起去。”
都是在一个圈子里混的，陆峰和鞠莉莉的情况，袁道鸣还是了解的，都是干将。自从江久年来到锦盛天成之后，袁道鸣每时每刻都希望他们的加盟，但目前锦盛天成囊中羞涩，原想等找到钱以后，有底气地请他们来，然而钱一时也没有找来，只好硬着头皮上了。袁道鸣长叹了一声，揉了揉发酸的眼睛。宁璐的电话却在这个时候打来了，袁道鸣忙摁了接听键。
“抱歉袁总，我们刚才一直在开会。”宁璐的语速比平时快了很多，可能是刚开完会的缘故。
袁道鸣笑笑说：“没事。你们要的资料我整理好了。你看你一会儿方便不？我派人给你送过去。”
“不着急了，袁总。”宁璐放慢了语气，声音也低了下来，“真的很抱歉，我们刚刚开会讨论了最近的项目，其中也包括咱们这个，鉴于目前的形势，公司对IT行业的投资更谨慎了。公司的投资方向做出了调整，目前的经济环境越来越恶劣，公司收缩了大部分投资业务。就是做，也是做老的熟悉的行业，像咱们这样对我们来说比较陌生的领域，公司的态度不乐观，所以最终决定这个项目还是暂时放一放，请您理解。”
融不到钱的结果袁道鸣也想到过，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富威国际连资料都不看就给否决了。袁道鸣最后一丝的希望也破灭了。他定了定神，说：“没事，来日方长，以后还有合作的机会。谢谢你宁璐。”
宁璐在电话那端沉默了一两秒钟说：“要不这样，袁总，资料您也整理好了，一会儿我过去拿，等有机会我再让公司看看，您看好吗？”
袁道鸣虽然听出了宁璐的无奈，但看到桌面上辛苦整理好的资料，便说：“也好，不过，不用你亲自过来拿，我下午刚好要去国贸附近办事，路过你们公司，我把资料给你带去好了。这次合作不成，也烦请你这个专业人士给我们把把关，提提意见。”
“好的，”宁璐知道这些资料中有些涉及到公司运作的机密文件，没想到袁道鸣还是送过来，“下午大概几点能到？”
袁道鸣算了一下时间，说：“1点半左右吧。”
挂断电话后，袁道鸣望着桌面上那一摞融资文件，一动不动。楼下的枝丫上有几只知了不知疲倦地鸣叫着，声音此起彼伏地爬升，不打招呼就钻入了锦盛天成的办公区内，听起来有点烦。
龚仁贵的小“调”还没有落实，帕瑞比的大“调”便已拉开帷幕——就在彼森离开北京的第二天，帕瑞比大中华区便成立了。
虽然事先做好了心理准备，并且得到了一些相关信息，但当看到由美国总部发送的告全体亚太人的邮件时，龚仁贵还是无法接受。邮件中说，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为了实施公司的战略目标以及建立更有效的市场反应机制，公司将原中国区、香港区、台湾区合并成立大中华区，大中华区直接向总部汇报，原亚太区总裁陈汉生调整为大中华区总裁，原中国区总经理龚仁贵为大中华区副总裁及中国区总经理，原中国区副总经理Bill调整为大中华区副总裁及技术总监……
龚仁贵呆呆地望着邮件，一个一个地看那些名单上的名字，原亚太区各业务总监大都成了大中华区的各LOB（业务线）的主管，从中国区上去的也就是Bill一人。这样一封简短的邮件让他这一段的所有努力都落空了。是什么原因让总部这么快做出了决定？又是什么原因让陈汉生如愿以偿？难道真的是因为没有安排好彼森的北京之行？不会的，这么大的老板，绝不会因为张亦菲的无礼而做出这么大的调整。
龚仁贵想来想去，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调整方案事先就经过总部高层的反复论证，陈汉生早就打通了关系，彼森来北京不过是顺便考察一下，见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龚仁贵还没有做出足够打动彼森的行动，便按部就班地执行之前的调整方案了。在这个调整方案中，陈汉生从亚太区总裁到大中华区总裁，名义上是降了，实际上是最后的赢家，而龚仁贵名义上升为了大中华区的副总裁，实际上是败了。然而，让龚仁贵失望的不仅是职位上的调整，更痛心的是业务上的调整：调整后的管理机制下，各部门总监已经不再单独给总经理汇报，而是向大中华区LOB（业务线）主管汇报，龚仁贵作为中国区总经理一下子从之前拥有业务决策权到了只有监督否决权。
这已经不是心理落差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