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化因素复杂性
通过对峡江地区文化因素的分析以及背景考察，可以发现峡江地区文化因素极为复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峡江地区物质文化因素极为复杂
从上文的文化因素分析来看，峡江地区文化面貌非常复杂。峡江地区外来文化因素主要有甲、丙两组，这两组因素分别来源于中原、长江中下游地区，再具体中原又可分为关中地区、洛阳地区等，长江中下游又可分为两湖、江浙皖地区，在不同的时期不同地区对于峡江的影响又是不一样的。乙组为区域文化，细分又有川东和川西文化之别，一些文化因素为峡江地区特有的，如以中小型的单室墓为主，器物下腹多刀削痕等，另外一些因素如西王母陶俑、摇钱树等来自于川西地区。再详细，峡江东、西部又有区别。其他几组也来自不同地区，有域外、西南夷地区、东南沿海、北方草原地区等。众多地区的文化因素汇集于峡江地区，构成了一个丰富而复杂的文化面貌。
众多因素进入峡江地区后，并不是静止的或是各自聚于某一处，而是不断地融合变动。一个墓地会发现多种文化因素，下面以巫山麦沱墓地和走马岭墓地为例略作分析：
巫山麦沱墓地位于长江边上，共发现墓葬69座，清理了32座，绝大部分为汉墓。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墓、洞穴砖室墓和竖穴砖室墓三类；出土了大量器物，陶器有罐、圈足壶、盂、甑、壶、盆、釜、鼎、灯、瓯、仓、灶、碟以及硬陶罐等，很多陶器下腹有刀削痕，俑类有听乐俑、舞俑、击筑俑、胡人吹箫俑、说唱男俑、抱囊俑、武士俑、出恭女俑、镇墓兽、镇墓俑、提罐俑、西王母俑、庖厨俑、马、狗、鸡等，还有几件陶房、楼，其中M47：2内坐有一胡人吹箫俑；铜器有鍪、壶、簋、釜、洗、盘、镜、带钩、环、盖弓帽、泡钉、鎏金棺饰等；铁器有鍪、铜格铁剑、削、锯、叉；其他有穿孔石器、长方形石板砚、琉璃耳珰、玛瑙珠、金银手镯和戒指等。根据来源不同，可将此墓地文化因素分成五组，甲组为中原汉文化因素，在麦沱墓地居于主导地位，其中M49、M40为夫妻同穴合葬墓，具有典型的汉文化特征；乙组为本地文化因素，在麦沱墓地
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此组中的俳优俑、出恭女俑、镇墓兽、镇墓俑、西王母俑、庖厨俑、铜鍪、釜、鎏金棺饰等器物表现了汉代巫山地区强烈的地方文化特色，其陶器下腹刀削的特征在峡江西部比较少见，并影响到了甲组器物；丙组因素主要来自楚地，巫山位于峡江东部地区，历来受楚地影响较大；己组表现了域外文化对麦沱的影响；庚组为南方文化因素。这众多的文化因素构成了巫山麦沱墓地的复杂文化面貌。文化背后总有一群人，麦沱墓地复杂文化面貌的形成有两种可能，一是居住在麦沱的人群来源比较复杂，二是此地居民有着开放的心态，能接受各种文化因素，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走马岭墓地位于澎溪河（又名小江）上游，已经深入峡区腹地。早在20世纪60年代，走马岭墓地已被发现。为配合三峡水库建设，1997、1998、2003、2004年四川大学考古系对该墓地进行了发掘。笔者曾参与2003、2004年度的田野发掘、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这两年共清理了33座墓葬，有岩坑墓、岩坑砖（石）墓、砖（石）室墓三类，出土近900件器物。其中陶器600余件，种类有仓、罐、壶、鼎、豆、盒、钫、瓮、盆、釜、熏炉、盘、碟、卮、魁、耳杯、灯、勺、匏勺、灶、钵、器盖、串珠、网坠等。铜器200多件，有釜、釜甑、镜、棺饰、镯、蒜头壶、洗、勺、指环、轭帽、盖弓帽等，钱币有五铢、大泉五十、货泉等。另有少量铁器、琉璃器、金银器、石器等。时代从西汉至东汉早期，以两汉之际墓葬数量最多。根据不同文化因素来源将走马岭墓地出土器物分成四组。
甲组，中原文化因素，主要是来自关中地区和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等地区，王莽之前主要是关中地区的影响，有些器型显然是模仿关中地区，如蒜头壶等器物，王莽及其以后主要是受洛阳地区的影响，如熏炉、卮、耳杯、盘等一套祭奠器物很明显来自于洛阳地区墓葬的影响。甲组器物最多，占总出土器物的绝大部分；器类（型）也占总器类（型）的67.8％。乙组，区域文化因素，本组因素包括继承早期的巴蜀文化因素、峡江地区特有文化因素、云阳比较流行的地方文化因素、秦汉以来巴蜀地区新形成的区域文化因素，此组器物数量和种类仅次于甲组，在走马岭墓地中占有重要的比重，仅从器物种类（型）来看，占有走马岭总出土器物种类的18.6%。丙组，楚文化因素。此组器物数量不多，器类（型）约占走马岭墓地总器类（型）5.1%。这些文化因素多为早期楚文化的遗留。丁组，由于走马岭墓地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众多文化因素进入
走马岭墓地之后并非静止不动，而是相互融合的。一个墓葬内有多种文化因素，如岩坑墓虽然总体上为中原墓制，但是有些墓的葬具底下置垫木的习俗在楚文化墓葬中很常见。一件器物会受到几种文化因素的影响，如归入甲组的Ａ型壶，某些装饰明显是受到楚文化的影响，如03YGZM22：36装饰的鸟形饰常见于楚地早期器物上，但从总体上来看受中原文化影响比较大，所以归入甲组。这些器物比较容易归类，但是有些“融合性”或叫“混合性”的文化因素往往很难确定其文化归属，如走马岭的乙类Ｃ型罐，其器物的上半部和甲类Ｃ型罐非常相似，很明显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但是其底部却是为圜底，圜底器为峡江地区的传统，所以这类器物是中原文化和峡江地区传统文化融合的结果，难以判断哪方占主导地位，暂单独归为融合性文化因素。此类器物比较少见，占走马岭总器类（型）1.7%。通过对以上几组因素分析，可知走马岭墓地文化因素主要呈汉文化面貌，区域文化因素和楚文化因素也有较强的影响。
之所以选取这两个墓地作为分析，一是因为二者都是峡区发现较为典型的墓地，二是因为二者距长江主通道远近不同，麦沱墓地位于长江边上，而走马岭墓地位于峡区腹地，据此可以分析墓地文化面貌是否与距长江主通道的远近有关系。根据以上分析，巫山麦沱墓地文化因素明显复杂于走马岭，说明距长江主通道越远，文化面貌越简单。但走马岭墓地文化面貌并不单一，仍然有多种文化因素构成，说明即使深入峡区腹地，仍然受到区域外各种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唯麦沱和走马岭墓地，峡江地区每一个墓地文化因素都非常复杂，至少有两组以上的文化因素构成，此处不再一一分析。这和峡江地区总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但是各个墓地又略有区别，峡江东部地方文化特征较为浓厚，而西部地区汉文化势力要强劲一些。
或是一个墓葬内会发现多种文化因素。忠县涂井M5表现得最为典型，M5为前后室崖墓，时代为蜀汉前期，未被盗掘，器物位置基本没有被扰乱，对于复原峡江地区蜀汉时期墓葬文化很有意义。此墓随葬品丰富，陶器以俑居多，有舞俑、抚琴俑、吹箫俑、击鼓俑、胡人吹箫俑、说唱俑、听乐俑、武士俑、庖厨俑、提鱼俑、托盘俑、执便面俑、执锄俑、执臿俑、牵马俑、执箕俑、执镜俑、提罐俑、坐俑、拱手俑等，其中抚琴俑、舞俑、击鼓俑、武士俑、执便面俑、提罐俑、执锄俑额上有白毫相，其他还有罐和灶、井、水塘、鸡、鸭、猪、狗、马、屋等模型，其中陶屋模型中有胡人吹箫俑的活动场景，吴焯先生认为正在进行“一种通俗的佛教宗教仪式”；铜器有壶、釜、钵、摇钱树、洗等，其中摇钱树M5：62树干上铸有铜佛像；钱币有太平百钱、五铢钱；其他还有瓷碗、铁釜陶甑、铁刀、银发钗、银手镯、银顶针等。此墓葬文化因素可以分为五组，甲、乙、丙、己、庚五组文化因素组成了M5复杂的文化面貌，同时也说明墓主的文化背景比较复杂。
甚至一个器物也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例如A型壶，本书将其归入甲组，但是A型壶上的某些装饰很显然受到楚地文化的影响。走马岭墓地发现的陶壶盖上往往装饰有鸟形饰，这种鸟形饰常见于楚地早期器物上。还有很多文化因素进入峡江地区以后，经过融合演变，或是结合其他文化因素形成了新的具有区域特点的器物，例如蹲坐状镇墓兽的吐长舌形象本是来自楚地，但是整体造型则是巴蜀地区的新创造。
二、墓葬资料所反映出来的精神信仰观念也比较复杂
《荀子?礼论》：
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终始一也。
通过墓葬材料不仅可以了解古代丧葬制度，还可以了解到古代社会历史情况，甚至文化、习俗、信仰等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但仅凭考古材料去分析意识形态问题很困难，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独特之处就是保存了丰富的历史文献可供考古研究参考，这些文献对古代的宗教信仰、风俗观念、学术文化等多有记载，利用墓葬材料、结合文献可对古代的意识形态问题做一定的复原。本书尝试利用峡区汉晋墓葬材料来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
通过对峡区墓葬材料的初步分析，笔者认为汉晋时期峡江地区至少存在儒、释、道、鬼巫、神仙方术等文化或信仰。
先谈儒家文化，峡区汉晋墓葬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儒文化的强势地位。甲组主要反映了儒家文化，随葬器物多是适应儒家文化的要求，如墓中的厚葬习俗和儒家所提倡的孝有着密切的关系，杯、案、盘等一套祭器的出现和儒家所提倡的祭祖也有关系。墓葬类型中的家族墓、夫妻合葬墓等也反映了典型的儒家文化，蒋晓春对这两类墓葬在峡江的存在情况进行了详细讨论，其中夫妻合葬墓最能表明儒文化的影响。夫妻同穴合葬墓的流行是和中国儒家思想文化紧密相关的。传统儒家对于夫妻间的要求是“夫妻一体，荣耻共之”，儒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提倡合葬：“卫人之袝也，离之；鲁人之袝也，合之，善夫！”而且身体力行，将自己的父母合葬于一起。西汉中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家思想文化广泛的渗透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而儒家所倡导的夫妻同穴合葬也随之流行。
所以甲组文化因素实际上反映了中原的儒家文化在峡江地区的发展情况。文翁是巴蜀地区推广儒家文化的重要人物，“少好学，通《春秋》……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采取了很多措施，选拔蜀地子弟进京学习，建学校等，再加上蜀地良好的文化基础，“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正如罗二虎先生所说，“至此以后，巴蜀地区在文化上、心态上也认同了外来文化和中原统治者的统治”。文化迅速提高使蜀地出现很多的儒家学者，《汉书?地理志》：“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故《华阳国志?蜀志》说：“汉征八士，蜀有四焉。”蜀地的儒家学者又反过来推动蜀地儒家文化的发展。蜀地儒学的提高，对峡江地区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巴、汉亦化之”。《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了西汉中期以后儒家文化在巴地发展情况：
自时厥后，五教雍和，秀茂挺逸。英伟既多，而风谣旁作。故朝廷有忠贞尽节之臣，乡党有主文歌咏之音。
儒家提倡的贞操观念也影响到了峡江地区。
永初中，广汉、汉中羌反，虐及巴郡。有马妙祈妻义，王元愦妻姬，赵蔓君妻华夙丧夫，执共姜之节，守一醮之礼，号曰“三贞”。遭乱兵迫匿，惧见拘辱，三人同时自沉于西汉水而没。死，有黄鸟鸣其亡处，徘徊焉。国人伤之，乃作诗曰：“关关黄鸟，爰集于树。窈窕淑女，是绣是黼。惟彼绣黼，其心匪石。嗟尔临川，邈不可获！”
贞操观念是夫妻合葬墓流行的重要原因，进一步解释了峡江地区夫妻合葬墓流行的原因。
孝道观念也备受推崇。
故其诗曰：“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其祭祀之诗曰：“惟月孟春，獭祭彼崖。永言孝思，享祀孔嘉。彼黍既洁，彼牺惟泽。蒸命良辰，祖考来格。”
这两首诗为峡江地区的厚葬找到了依据。
还有忠君观念。
巴郡谯君黄，仕成哀之世，为谏议大夫。数进忠言。后违避王莽，又不仕公孙述。
通过考古和文献资料可以了解到，西汉中期以后儒家倡导的忠、孝、仁、义已经深深地影响到峡江地区，历两汉一直主导着峡江文化的发展方向。
其二，峡江地区流行鬼巫之道和升仙思想。
峡江地区出土了摇钱树、铜棺饰、镇墓兽等比较有特色的器物。
目前一般认为摇钱树与升仙思想有很大关系，有些论述更明确，为“引魂升天之梯”；铜棺饰的意义，上文已经谈到一些，一般认为是表达了升仙的愿望；峡江地区的镇墓兽研究不多，但关于楚国镇墓兽的著述甚多，解释各不相同，楚地“信巫鬼，重淫祀”，信仰的鬼神众多，无论镇墓兽的确切意义是什么，都与楚地盛行的鬼巫之风有着密切关系。峡江地区自古也盛行鬼巫之风，相似的信仰背景和相邻的地域关系使峡江地区继承了楚地随葬镇墓兽风俗。
鬼巫之道、神仙信仰很早就在巴地流行了。《说文解字》云：“古者巫咸初作巫。”《世本》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巫咸始作巫。”“巫咸以鸿术为帝尧之臣。”也就是说巫咸这个人开始使用巫术，而巫咸在《山海经?大荒经》中有记载：“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蒙文通先生认为《山海经》可能是“巴、蜀地域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古籍”，其中“《大荒经》部分可能就是巴国的作品”。袁珂先生认为灵山可能是巫山，十巫从巫山上下于天，“宣神旨、达民情之意。灵山即盖山中梯也”。当然这些均属于传说，但也反映了峡江地区很早就产生了“巫”，且种类繁多，巫术盛行，影响着此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有些学者认为鬼巫文化就是发祥于巫巴之地。
巴人祖先信奉鬼巫，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也有记载：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子之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
汉晋时期峡江地区仍然巫风弥漫，升仙思想流行。《魏书?南蛮传》记载僚人：
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鬓髯者，乃剥其面，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了一位太守升仙的故事：
涂山有禹王祠及涂后祠。北水有铭书，词云：“汉初，犍为张君为太守，忽得仙道，从此升度。”今民曰张府君祠。
左思《蜀都赋》也载川东地区“山图采而得道，赤斧服而不朽”。
这种鬼巫之风一直延续到后世，今日丰都号称“鬼城”。
摇钱树、镇墓兽、铜棺饰正是这些巫术、升仙思想在墓葬中的表现。
峡江地区盛行的巫风对于儒学、道教也有重要的影响。“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今文经学实乃是儒学的宗教化，它和神仙方术一样，与宗教在本质上已经没有好大的差别”。今文经学在巴蜀地区的盛行与神仙、巫术思想的盛行有密切关系。至于道教，无论从思想、道术神灵、神仙人物等方面都受到巴蜀神仙方术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