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思往从邻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
吏治腐败导致少数民族数度起来反抗，下层百姓对于政权的失望也增加了地方离心力。
再次，地方文化意识逐步增强，两汉之际造就了公孙述的成家政权，公孙述采取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域文化的发展。峡江地区自西汉中期以来，物质文化上虽然已经受到中原地区的同化，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仍然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巴蜀地区自古以来巫术流行，信仰神仙方术，三星堆许多出土器物表明商周时期此地巫术流行，到了汉代仍然盛行。道教在巴蜀地区首先产生，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信仰基础，峡江地区也是道教的重要活动地域。再加上东汉中晚期，地方庄园经济大发展，各地大地主势力增强，腐败的中央政权逐渐无力约束地方势力，各地独立欲望增强，而巴蜀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又提供了割据基础，巴蜀区域文化也于此时迅速兴起，文化独立倾向进一步增加，为以后三国鼎立埋下了伏笔。
三国时期，刘备割据四川。初，刘备据有整个峡江地区，后关羽失荆州，峡江东部为吴所占。蜀汉前期虽然有一些战争，但对蜀地社会经济破坏不大。刘备号称正统，在蜀地力推中原文化，所以蜀汉前期，峡江地区仍然表现为汉文化。
诸葛亮时期对少数民族和曹魏政权发动了多次战争，特别是几次北伐，劳师动众，消耗了大量物质财富，致使蜀地经济迅速衰退，对于峡江地区的影响力减小。魏灭蜀后两年入晋，中原晋政权对峡江地区、乃至整个巴蜀地区影响增加，考古学文化呈现出转变的趋势。
304年李雄据蜀，此后至347年桓温定蜀期间，成汉、前秦、西蜀曾统治或割据峡江部分地区。战火连年，政治混乱，经济破败，峡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也表现出衰落的趋势。墓葬上表现为，形制缩小、简单、随葬品减少、陶俑骤减，偶见几件，也是器形较小，形象简化，模糊。相对于蜀地的混乱、破败，长江下游政治影响力增加，至东晋成为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峡江地区成为长江下游的势力范围。
第二，汉晋时期经济重心的迁移对峡江地区文化有重要的影响。整个汉代的经济中心在中原地区，《史记?货殖列传》：“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十三；然量其富，十居其六。”四川地区的经济中心在成都平原，成都平原自秦汉以来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比较发达的经济区域，号称“天府之国”，《华阳国志?蜀志》载有：
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汉书?地理志》也说：
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僮，西近邛、莋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
成都平原的经济优势对峡江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整个汉代峡江地区一直附属于成都平原经济区。成都平原的主要经济联系对象为关中地区，因此峡江地区主要是通过成都平原与关中地区发生间接的关系。总之，汉代对于峡江地区的经济吸引力主要来自北方、西方，这些经济上的交往必然促进峡江地区与中原的文化交流。
东汉中晚期，蜀地庄园经济兴起，致使地方豪强势力膨胀，推动了区域文化的兴起。峡江地区大型墓不多，多为中小型墓葬，地主豪强的数量和势力显然不如川西地区，但从随葬品来看表现庄园经济的奴仆俑增多，表明此地的庄园经济还是有所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峡江地区本地文化的发展。
汉末战乱给中原社会经济造成了致命的破坏，人口大量逃亡，经济严重衰退，“百姓虚悬，万里萧条”建安时仲长统在《昌言?损益篇》中沉痛地谈道：
盗贼凶荒，九州代作，饥馑暴至，军旅卒发，横税弱人，割夺吏禄，所恃者寡，所取者猥，万里悬乏，首尾不救，徭役并起，农桑失业，兆民呼嗟于昊天，贫穷转死于沟壑矣……今田无常主，民无常居……今者土广民稀，中地未垦。
曾在战争中屠杀大量平民的曹操也忍不住哀叹：“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四川地区在汉代虽然保持着相对安定，但是三国的战乱也对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破坏，特别是诸葛亮和姜维的多次北伐战争，消耗了大量财富。后流民入川，战火不断，给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谈道：
李氏据蜀，兵连战结，三州倾坠，生民歼尽，府庭化为狐狸之窟，城郭蔚为熊罴之宿，宅游雉鹿，田栖虎豹，平原鲜麦黍之苗，千里蔑鸡狗之响，丘城芜邑，莫有名者。嗟乎三州，近为荒裔！桑梓之域，旷为长野，反侧惟之，心若焚灼。
相对于中原、四川地区的经济破坏，江南经济取得了重要发展。对于经济重心的南移时间还在讨论之中，但是魏晋时期南方经济迅速发展，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区域则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北方战乱，人们大批南迁，为南方带来先进的技术和劳动力。孙吴时期实行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促进了东吴的发展。至晋以后，南方安宁，经济进一步发展，左思对吴地的描写：
其四野则畛畷无数，膏腴兼倍，原隰殊品……煮海为盐，采山铸钱。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
宋人沈昙庆在谈到建康、三吴、会稽的变化时说：
江南之为国盛矣……考之汉域，惟丹阳、会稽而已。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东晋时期长江下游成为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伴随着周边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原、成都平原对于峡江地区的影响逐渐减弱，而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吸引力增加，峡江地区同长江中下游的经济联系增多，此时峡江地区的瓷器多是从长江中下游输入就是一个重要的表现。
第三，峡江地区移民成分的变化也是峡江地区文化演变的重要原因。考古学文化的载体是人，所以移民对于文化的影响最直接，峡江地区居民成分复杂，有来自中原地区的汉人、川西地区的蜀人、荆楚地区的楚人、西南夷地区的以及峡江附近山区里的蛮夷之族、北方草原的氐羌之族，等等，这些族群直接影响了峡江考古学文化面貌。汉代峡江地区移民主要来自于关中、川西地区，两晋以后，来自于长江中下游移民增加。详细情况下文将予以论述。
第四，土著文化因素顽强的生命力。虽然峡江地区受外界的政治、经济、移民等活动影响很大，但是峡区内的土著居民仍然维持着很多自己的特有生活、文化、信仰以及风俗习惯。如《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中多有峡江地区土著民族的记载，所以自先秦以来，中原、川西、长江中下游地区虽然都对峡江地区施加着各种各样的影响，但乙组文化因素却一直占有着重要地位。
小结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了解到，峡区无论是汉文化的形成、发展、演变还是晋文化的产生都受到外界的影响，这与峡江地区地理特点有着密切关系。峡江地处长江通道的节点，向上连川西平原，以川西平原为基地，向南与西南夷地区发生联系，向北为汉中地区、关中地区；向下俯视长江中下游地区，所以峡江地区一直与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峡江地区多山，地理条件相对恶劣，长期以来经济文化一直较为落后，无法形成一个较为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样就只能依附于强势文化区，在周边较为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地区来回摇摆。汉代中原政治中心的转移、居民迁徙、经济变化等都影响到成都平原，再通过成都平原的“中转”至峡江地区，成都平原在峡江地区文化的演变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蜀汉后期、西晋初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至东晋时期，建康地区成为了南方的政治中心，而此时成都平原的经济文化严重衰退，所以峡江地区的文化变化动力主要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