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女性人物居多。班府上就有五位年龄相近的小姐。作者用她的一支妙笔，把一母同胞的五位年轻姑娘塑造得各具风采。她们的母亲班纳特太太更是写得生动，举手投足之间，令人忍俊不禁。难能可贵的是，奥斯汀在19世纪初的这部小说中，已经开始注意对人物心理的刻画。随着情节的展开，诸少女复杂曲折的心理活动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少女们的行为和心理活动穿插进行，交织成一幅活泼、真实、新鲜、生动的女性生活画卷，令读者耳目一新。奥斯汀的心理描写，有的直陈感受，有的侧面叙述，有的以书信形式体现，有的则以动作神态来表达。手法灵活，运用自如，使她笔下的女性人物个个玲珑剔透，生动传神。伊丽莎白当然是塑造得最成功的形象。她在拒绝达西后的一系列心理变化就写得十分细腻委婉。首先，她收到达西的一封解释信，使她对曾一度爱慕的韦翰改变了看法，并引起了内心的自省。这一改变是理性克制感情的体现。伊丽莎白觉得，韦翰“风度翩翩，辞令优雅”的姣好形象“眨下眼睛就可以看到他出现在她面前”，这是一种感性的情感，是美貌异性在她心里留下的深刻印象。读信之后，她开始自省。思前想后，果然觉得除了韦翰的外表，“她可想不起他有什么更具体的优点”。虽然这使她“更加痛苦，更加心乱”，但她终于以理性克制了感情，并认识到自己的虚荣心（第三十六章）。这也是伊丽莎白与众不同之处，她不像吉英那样善良、盲目，也不像丽迪亚那样狂热，而是理性与感情融合得恰到好处的一种性格，作者认为一个理想女子应该具备这样的素质，并通过心理描写表达了这种理想。接着，伊丽莎白随舅父、舅母旅游，行程中来到达西的宅邸彭伯里参观。宏伟豪华的彭伯里大厦和秀丽幽雅的园林风光引起了伊丽莎白的感情波澜。开头，提到彭伯里，伊丽莎白心情很不平静，不肯贸然前去。后来打听到主人不在家，才同意成行。这隐含着伊丽莎白经过求婚、拒婚那一幕后，对达西一直存有芥蒂。后来，当她徜徉在达西故里的秀丽园林之间和堂皇大厦之中时，不禁满怀感触，生出“在彭伯里当个主妇也还不错”的感觉（中译本第274页），并且在达西少年时代的画像前“欣赏得出了神”，“不禁对画里的那个人起了一阵亲切之感”（中译本第280页）。在这里，作者通过环境影响真实可信地逐步揭示出伊丽莎白感情的转变。而她真正体察到自己爱上达西，则是在她自以为失去达西之时。家里传来坏消息，她的小妹妹丽迪亚和韦翰私奔了。事实无情地证实了韦翰的低劣品质，也从侧面证明了达西讲的是实话。伊丽莎白见达西闻讯后脸色阴沉，便认为，“家庭这样不争气，招来这样的奇耻大辱”，使得“她对他的魔力一步步在消退”，于是悟到，“现在千恩万爱都已落空，她倒第一次感觉到真心真意地爱他”（中译本第308页）。对于最珍视的东西，人们往往在失去它时才体会到它的可贵，伊丽莎白经历的正是这种心理状态。伊丽莎白的感情跌落到谷底了，然而舅母的一封信（告诉她，达西为了她四处奔走挽救了丽迪亚）又不禁使她心旌摇荡。这起伏跌宕的心理和感情变化，是女性自身感受的摹写，是当时被忽视的女性内心世界的难得曝光，表现的是男性社会视野以外的新鲜内容。这一点，也正是伊丽莎白形象得以鲜明凸出地鹤立于当时女性文学群像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小说中其他女性，无论付诸笔墨多少，作者也都驾轻就熟地写出她们隐秘的心理活动。例如，彬格莱小姐称赞达西信写得快（第十章），又迎合达西，声称读小说令人愉快，其实她已经厌倦得打哈欠了（第十一章）。她的行为是恋爱者常有的引起对方注意的手段，从她的举动中我们可以察觉她对达西单恋的程度。当达西夸赞了伊丽莎白几句，彬格莱小姐即冷言冷语，恶意中伤。这体现了常见的妇女的嫉妒和恐慌心理。再如，夏绿蒂·卢卡斯为了逃脱做老处女的危险，故意引逗毫无情趣可言的柯林斯向自己求婚，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出夏绿蒂的苦衷。她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终生的“储藏室”，当伊丽莎白和夏绿蒂的父亲、妹妹前去拜访时，她们看到柯林斯家里安排布置得很周全，夏绿蒂十分得意，夏绿蒂的父亲威廉爵士也声称女儿嫁得称心如意。作者没有直接描写夏绿蒂婚后的心情，只提到大家寒暄之时，她为丈夫愚蠢的谈吐“微微脸红了”，不过尽量地装作没听见（第二十八章）。还有她把女客们的起居室安置在远离丈夫书房的后边一间，而舍弃了光线好得多的前厅，因为那一间与丈夫的书房靠近。于是，伊丽莎白她们得以较少与表兄柯林斯相聚而感到轻松愉快（第三十章）。夏绿蒂的安排显然是为了少让丈夫在人前出丑，让客人讨厌，这就道破了夏绿蒂婚姻的实质，揭露出夏绿蒂为衣食之计而付出的代价，使读者很自然地体会出夏绿蒂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和一个“受过相当教育”的青年女子感情的压抑。此处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小说中男性人物的塑造却普遍不如女性，大多欠生动。他们有时似乎只是为推动情节而出现，有时甚至成了塑造女性的道具。可以这样说，这些人物是为了适应书中的女性氛围而设计的。这一现象应该说是有趣的，使我们不由得联想到女权主义批评家对传统文学中女性人物的评价。凯·米利特在《性政治》一书中就宣称，“妇女形象……是男人们创造出来的，并被塑造得适合他们的需要”。女权主义批评家认为，在传统文学中，女性形象往往被分为两个极端的大类：好女人和坏女人。无独有偶，奥斯汀在小说中也为了适合女子的需要而塑造了两类男人，好男人和坏男人。奥斯汀笔下的男性形象难以说是成功的或典型的，但是她在自觉不自觉之间，按照女性的逻辑来看待男性世界，倒正好成了传统文学的一个反衬，表现了文学中另一极的偏见，对于我们认识传统文学的偏见和了解女性世界的规律是不可多得的佐证材料。同时，通过女性视角的折射，我们也看到女性对男性的期望和评价。
达西和彬格莱是小说中的理想男性人物，尤其是达西。他们都高尚、正直、有涵养，并且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同时，都鄙视虚伪的传统道德。最后，这两位优秀的青年都抛弃了腐朽的门第观念，双双获得了幸福。这一描写反映了作者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在达西身上，则更寄托着女性的理想。达西仪表堂堂，健康、英俊又极其富有。他本可以随心所欲地挑选所谓高贵体面的少女为妻子。以财产与门第讲，表妹安妮是他母亲在摇篮时就为他定下的婚配对象；以聪明美丽讲，拥有相当财富的彬格莱小姐正焦急地等待他的垂青。然而，达西鄙视这一切，作者赋予了他超越一切旧的封建意识的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当伊丽莎白以同样优越的意识与他产生了默契后，他就不惜抛弃了精神以外的一切优越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感情比伊丽莎白更显得纯洁。可贵的是，这个骄傲的青年（人们说，他既然那么有钱，就“有权利骄傲”〈第六章〉），竟为了爱情而改变了作风。当他所爱的人指出他的缺点后，达西即痛改前非，不仅不记恨伊丽莎白的偏见，反而始终如一地挚爱着她，还默默地为她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不论达西形象的真实程度如何，他的品行完全应受到尊重。
长久以来，女性只有按男人的标准来塑造自己，却很少表示自己的要求、自己的好恶，更谈不上要求男人如何如何。奥斯汀一反这种传统，为女子塑造了理想的男性形象，这无疑是对当时传统道德观念的一种离经叛道。尽管在奥斯汀笔下的男性人物身上，还存在着艺术上的某些不足，但他们在文坛上的出现就是文学上的一种革命，在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达西和彬格莱身上，比较明显地带有女性富于理想化的感情色彩，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为他们存在于人类半数的广阔的生活基础之上，有着不容忽视的社会意义和文学上的认识价值。
小说中还有一类坏男人的形象，以骗子韦翰和笨伯柯林斯为代表。韦翰有着风度翩翩、辞令优雅的外表和虚伪、猥亵的内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他曾险些拐骗达西小姐，最后终于拐走了丽迪亚。这类有着潇洒外表的小人对于女性来说，是最危险的。作者深刻地揭露了这一点，并以高超的手笔暴露他内心的肮脏，使他英俊潇洒的外表暗淡无光。韦翰身上既有封建贵族的寄生性又有早期资产阶级的冒险性，可以说他集中了两个阶级的劣根性。他既耽于享乐，挥霍无度，又毫无道德感，无所不为，终于在社会上站不住脚，成了寄生虫。与他相映衬的是柯林斯牧师，他愚蠢、古板、墨守成规、思想僵化、自以为是。他是旧的封建制度的忠实奴仆，既可笑又可憎。小说无情地嘲笑了柯林斯毫无价值的人生哲学，并指出这类男人永远不会讨任何女人喜欢，也不会使女人幸福。韦翰和柯林斯的形象塑造真实生动，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毋庸讳言，奥斯汀笔下的男性人物并非无可指摘，尤其是正面人物。由于作者对男性心理、男性社会生活均认识不足，加上她的理想化倾向，使得达西、彬格莱形象有着失真之处。例如，作品很少涉及他们正常的社会交往，他们总是在姑娘们需要谈情说爱或需要舞伴时出现。而且他们关心和津津乐道的也如妇女们所关心的，是婚姻爱情问题、女子教养问题以及理想女子的条件等等，使人感到惊讶。再如彬格莱的婚事，竟在很大程度上听凭达西摆布，达西说好就好，说不好就不好。这样的友谊在男性中实属罕见，也完全不符合男性心理规律。又如达西前后的转变，缺少性格的内在逻辑，远不如伊丽莎白的性格描写那么有血有肉。这些，都给人一种“一厢情愿”的感觉，减弱了作品的艺术力量。
现在西方的一些文学史，正如历史是他的历史（history），而不是她的（herstory），这些文学史也不属于女性。其中，对女作家的作品和人物往往没有充分注意，或是按照“男性价值标准”进行带有偏见的阐释。奥斯汀等作家的创造，或说所反映的女性世界，正好填补了以往文学史上这方面的空白，理应在文学史上占有应有的地位。然而，长久以来，西方文学以男性笔下的女性人物（有些是很不真实的形象）充当女性世界的代表，根本不研究女性的特有世界，而把奥斯汀等女作家从切身出发所展示的女性世界抛置一旁，不予重视，使文学史中的女性世界严重失真。女权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华尔特指出了现今文学批评的这种倾向，“现在已经清楚，我们要求的是一种新的、普遍性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要把男人和女人的文学经验结合起来，因而是在理解我们文学传统方面的一次全面的革命”。肖华尔特的这段话可以说明我们对文学中的女性世界应予关注的意义。
自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兴起以来，已产生了许多这方面的文学批评文章，以往文学史对待妇女作家和她们作品的忽视现象理应得到修正。我们已经认识到女作家自己的天地，这也正是我们重新审视奥斯汀的艺术世界的出发点。奥斯汀在现实主义小说兴起之初，描绘了女性特有的世界，相信她的艺术成就，会在今后的文学批评中越来越受到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