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形与地理环境方面看，成都平原位于四川盆地的西部，四周为高峻连绵起伏的山脉以及丘陵所包围，是一个西北高东南低的复合冲积扇平原。正如一些著述指出的，因来自平原西部山区的河流一出山口后即呈扇形散开，使得整个平原河网密布。同时，受盆地地形的影响，河水不易外泄，遇上低洼之处，便积水成湖，或成沼泽，洪水一来更是一片汪洋。所以，几千年前的成都平原是一个洪水到处泛滥、河网湖沼遍布的地区。这正如《华阳国志》所载：“江、潜、绵、洛为池泽。”这种地理环境显然对人类的聚居相当不利，“这就决定了蜀人的祖先在进入成都平原时，必须首先同洪水和湖沼作顽强的斗争，也就必然有一个辗转迁徙治水的过程。事实也是如此，最早进入成都平原的古蜀族，就是在不断治水的过程中逐渐从岷江上游沿江而下进入成都平原腹心地区的”。谭继和先生等学者也认为，古蜀时代岷江进入成都平原后的水流是散漫的，平原一片沼泽，难以农耕。古蜀人自蚕丛、柏濩、鱼凫到杜宇等各个时代，长时期内主要是与水患作斗争，在排水泄水、治理沼泽过程中逐渐发展出农耕文明。最近考古新发现的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宝墩文化，包括新津的宝墩、都江堰市的芒城、郫县的古城、温江区的鱼凫城、崇州市的双河和紫竹等6座古城遗址，多分布在成都平原的西部和西南部到腹心一带，说明“古蜀人为了寻找合适的城市聚落生长点，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过程。先从平原西南部边缘治水建城起，然后再逐渐推进到平原腹心地带。这批古城代表着成都平原地带最早诞生的城市文明”。也就是说，成都平原上古蜀早期城址的营建，与治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这些古城的分布地点以及独特的围堤形式的城垣，都显示出了这一鲜明特点。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这些古城的废弃，很可能也与洪水泛滥有很大的关系。当暴雨成灾，河流改道，致使位于冲积平原上滨河而建的古城遭到毁灭性破坏的时候，便只有迁地另筑新城了。也许正是这个缘故，加上改朝换代的因素，从而构成了史前时期成都平原上的古蜀流动筑城史。
关于古代筑城防洪，并不是成都平原特有的现象，其实在黄河流域等其他地区也同样存在。徐中舒先生就指出：“古代黄河下游广大平原半穴居的村落，必须在地面上构筑城垣，以防河水泛滥时的侵入。《北史?勿吉传》说：‘其地下湿，筑城穴居。’这就是城子崖遗址最好的说明。”只不过比较起来，成都平原上古蜀时代那些斜坡状不留城门的古城遗址，其防御洪水的功能显得更为典型和突出，并由此而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地域特色。这也正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城市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相同与差异之处。
古代城邑是人类社会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根据传世文献透露的信息，城的出现可上溯至夏代之前乃至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史记?封禅书》便记载有“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之说，《吕氏春秋?君守篇》则有“夏鲧作城”的说法，《世本?作篇》也有“鲧作城郭”的记载。据闻一多先生“天问疏证”考证，认为鲧作城即龟作城，指鲧在成都平原上作城。谭继和先生由闻一多的考证进一步探讨，认为鲧作城“在成都平原上一定经过了一个作城迁徙的时代”，结合四川地区的考古发现看，宝墩、鱼凫等“六座古城呈现从平原西部和西南部边缘，向平原腹心发展的走向，这正与这一传说相合，时代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所以成都平原古城遗址文化“应该称之为先夏文化”，这对研究夏禹文化西兴东渐提供了重要线索。著名学者徐中舒先生也对传世文献记述作过考证，认为“鲧是夏禹的父亲，为夏之所自出。西汉人屡称‘大禹出西羌’，而《世本》又言‘夏鲧作城郭’，是城郭之建筑，在居于山岳地带的姜姓或羌族中，也必然有悠久的历史。城垣的修建，在低地穴居则为防水的必要设施，在山岳地带也为防御猛兽侵袭的屏障。这都是我们祖先在与自然作斗争中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在阶级社会中，统治者就利用这样的工事，作为保护他们自己和他们家属、部族，并为镇压居住在他们四周原野上的被征服部族之用”。鲧作城起源于治水修筑堤防，这与我们前面提到的宝墩等古城址斜坡状城垣的防洪功能，基本是一致的。这里还应特别提到都江堰市的芒城与崇州双河古城两座古城址，都是“回”字形的双圈城垣，这在黄河流域的早期城址中是比较罕见的。林向先生认为这种成都平原上独特的建城特征，“肯定与‘夏鲧始筑城郭’的传说有关系”。综合以上所述，不论是传世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说明了长江流域上游的成都平原是中华城市文明的最早起源地之一，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古代城邑的出现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产生也是分不开的。与城邑起源密切相关的，便是阶级的产生和国家的出现。《世本》张澍补注转引《吴越春秋》说：“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说明早期城址的出现，一是卫君，二是守民，都是为了保护统治阶级以及聚落城邦和整个方国的利益。伴随着这些城邑的涌现，则是青铜器的铸造使用和文字的出现，以及宗教和礼制的发展。黄河流域夏商早期城址，便清晰地展示了这种发展规律。长江流域和成都平原上的古蜀早期城址，也遵循着这一发展规律，同时又显示出自己的一些特点。从宝墩、鱼凫等古城址到规模宏大的三星堆古城遗址，便充分表现出了早期蜀王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以及社会等级的分化。要修建三星堆古城这样宏大的都城，不仅需要充裕的物力和财力，而且需要统一调动和指挥大量的人力，这说明早期蜀王国已形成了一个权力强大的统治集团，而且已经建立了比较稳固的统治秩序。
到开明王朝迁都成都的时候，古蜀时代的统治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成都十二桥考古发掘揭示的商周时代大型木结构建筑群，既有宫殿庑廊，又有干栏式建筑，相互联结，错落有致，分布范围约1万平方米。在成都羊子山发现了高10米以上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的土台，这个三级四方形用土总量估计在7万立方米以上的土台很可能是举行礼仪活动或大型祭典用的。在成都指挥街遗址春秋文化层发现了木柱桩和竹编拦沙筐，显然是城市治水用的。而成都方池街遗址第四文化层发现的黄泥卵石砌筑成的数条石埂，则无疑是春秋战国时代成都的一处防洪排泄工程。这些都表明了成都这座古城的庞大规模，和它在较长时期内的繁荣发展。成都十二桥和羊子山两处建筑遗址告诉我们，无论是从建筑学或是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分析，这两处遗址的建成均需要动员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需要大批的建筑者、运输者、手工业者、一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者，以及为他们提供食物的大批农业生产者，这显示当时有一个强大的权力政治中心支配指挥着这一切，并由此而反映出了一个早期文明社会的广阔的时代背景。从另一方面看，工商业的兴盛，人口的增长和城市规模的扩大，也显示了成都在城市聚合模式上与三星堆古城以及宝墩、鱼凫等早期古蜀城邑的不同，显示了它在继承早期古蜀城邑一些重要特点基础上的许多新的发展，比如没有封闭的坚固城墙，基本上没有城防体系，这使得成都成了一座古代自由都市。这种开放的格局，从商周延续到秦朝灭蜀后，仍遗风犹存。
总而言之，古蜀时代众多古城遗址的发掘以及异彩纷呈的大量出土器物，为我们揭示了古蜀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兴旺发达，与同时期长江中下游和黄河流域基本处在同一发展水平线上，构成了中华文明满天星斗的发展格局。如果说宝墩、鱼凫等早期古城遗址所处的时期尚是古蜀文明的孕育时期的话，那么在宝墩、鱼凫文化基础上脱胎发展而来的规模宏大的三星堆古城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则显示出古蜀王国在这个时期已完全进入文明社会，形成了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可以同殷商中原文明和西亚文明以及世界上其他青铜文明媲美的文明形态。而成都这座大规模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则使古蜀文明进入了更加繁荣兴旺的时期。
总而言之，成都平原上的这些古蜀城址，不仅为我们研究探讨中华城市文明起源发展提供了重要而珍贵的资料，同时也在世界城市文明发展史上谱写了灿烂辉煌的篇章。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