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剑华
20世纪以来，四川有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众所周知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考古发现已轰动了世界。而新津宝墩与温江鱼凫城等早期古城遗址的发现，也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知道，按照学术界流行的说法，城邑的出现是文明起源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标志和组成要素之 一。学者们通常认为，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自拉丁文Civis和Civatas，即指城市居民与社会，有城市的形成等含义。当人类进入农耕社会，随着城市的出现和形成，原先的村落生活方式与史前生产方式便逐渐结束，而新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和城市生活方式则得到确立，从而意味着文明时代的来临。同时，城邑与都市也是早期国家形态及其权力结构的物化形式。而将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社会到来的共同标志，已成为目前学术界一种新的共识。当然，“由于各古代文明所处的生态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其文明到来时的现象即文明的因素及其表现形式，自然也就不尽一致，它体现了各地文明社会演进格局的多样性”。对古代城址的发掘和研究，在世界考古史上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古老的中华民族从原始社会走进文明，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我国南北广阔的区域内发现了许多早期城址，揭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起源发展格局。用学术的眼光看，在黄河流域如果没有安阳殷墟的发掘，如果没有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等遗址的考古发现，我们对中原商代历史文化的了解将不可避免地留下许多空白。在长江中游，黄陂盘龙城商代城址的发掘，则为我们了解商代方国都城的面貌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外在长江中游还有江陵楚郢都故址纪南城、当阳季家湖楚城、宜城楚皇城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为我们了解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在成都平原上，三星堆古城遗址和宝墩、鱼凫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则从时间和空间上将古蜀文明的起源发展和鼎盛时期的灿烂辉煌真实而又生动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先说一下三星堆古城，这座营造在岷江流域冲积平原腹心地带的古蜀城址，总面积约2.6平方公里。同时期位于黄河流域的商代早期都城偃师商城总面积只有1.9平方公里，商代中期都城郑州商城的总面积也只有2平方公里多，而作为商代方国都城的湖北黄陂盘龙城总面积仅7万平方米，山西夏县东下冯商代方国城址残存南垣约长400米、总面积也甚小，由此可知，作为殷商时期古蜀王国都邑的三星堆古城，其规模大大超过了商代的方国都城，而且大于早商都城，与中商都城不相上下。这说明了什么呢？我们知道，根据《尚书》、《周礼》、《左传》等古代典籍记载，殷商王朝在内外服制度和匠人营国之制方面有一整套严格而又明确的规定，方国都邑必须小于王都，不能逾越。如果蜀国是殷商的一个方国的话，其都邑规模显然严重违背制度规定，在当时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由此可见，事实上蜀国并没有成为商王朝的外服方国，蜀国都制与商王朝都制显而易见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政权体系，二者不存在隶属的关系，也就没有权力大小的区别，在营建都邑的规模方面也就可以各行其是。
三星堆古城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为我们了解蜀国和殷商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证据，说明地处内陆的蜀国在当时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富饶繁荣的王国，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或是在宗教礼仪和社会生活习俗方面，都与其他区域不同，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但这并不排斥它和黄河流域殷商王朝以及周边其他区域在经济上的交往和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我们从三星堆遗址和一、二号坑出土的众多精美文物中可以看出，大量的青铜雕像和青铜面具、高大的青铜立人像和巨大的青铜神树，无不显示出浓郁而又神奇的古蜀文化特色，而其中青铜礼器中的尊、罍以及玉石器中的璧、璋、戈等形制，则反映了商文化对蜀文化的影响和融合。三星堆古城并不是一座孤立的都邑，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在其周围1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10多处密集的古遗址群。从发掘清理的房屋遗迹看，既有平民百姓居住的木骨泥墙小房舍，又有王公权贵们居住的穿斗抬梁结构的大厅堂，展示出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建造三星堆古城这样规模宏大的都邑，不仅需要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而且需要高度统一的控制和管理，这充分表明古蜀王国这个时期的繁荣发达。三星堆古城展示的灿烂的青铜文明，还调整了人们有关商代中国的概念，说明殷商在青铜时代并不是唯一的文明中心，商王朝的周边地区也并非都是蛮夷落后之地。这对我们更加全面客观真实地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在让我们来看宝墩、鱼凫等早期古城遗址。这些散布在成都平原上的古蜀早期城址，最大的温江宝墩古城遗址面积达60多万平方米，其次的郫县古城和温江鱼凫村古城遗址的面积均在30多万平方米，较小的都江堰市芒城与崇州双河古城遗址也都在10万平方米以上。而位于黄河流域的史前城址面积，却普遍偏小。比如在中原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史前城址为仰韶文化晚期的郑州西山古城，距今4800～5300年，面积就很小。其次为山东滕州西康留古城，时间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距今5000年左右，面积约3.5万平方米。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史前城址发现的数量较多，面积大小不等。长江流域的史前城址，如属于屈家岭文化的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址平面近圆形，直径310多米，面积约7.5万平方米。1998年发现的湖北应城门板湾古城址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00米、面积约22万平方米，等等。从上面列举的考古资料看，黄河流域的早期古城址面积都明显小于宝墩等古城遗址，长江中游的史前城址也大多如此。这无疑显示了中华文明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中游与上游成都平原等区域发展进程中的不同特点。
宝墩、鱼凫等古城遗址另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是，城垣正中没有城门缺口。有的古城址个别拐角处发现有缺口，如宝墩古城的东北角，芒城的西南角，但这些缺口显然不能与城门简单地画等号。将这些城垣的斜坡状形式联系起来思考，就格外耐人寻味了。有学者认为，这种没有城门缺口呈斜坡状的城垣，犹如堤岸，很可能与古蜀时代的防备水患有关。按照地质学和人类学的说法，古人类在经历了艰苦的冰期之后，大致在7500年前进入了气候温暖的大西洋期，促使了全球性原始农业与文化的发展，创造出灿烂的新石器时代文明。大约在4000年前，气候又转入不稳定的剧烈波动期，青藏高原、阿尔卑斯和北美等地均出现了新冰期，冰川以外的广大地域则持续干旱，伴以强烈风灾和突发性洪水。从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传说中黄帝和尧舜禹汤时期，烈日、大风、洪水交替出现，便是这个时期各种剧烈灾变气候的反应。例如《吕氏春秋?顺民篇》记述：“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又如《论衡?感虚篇》说：“儒者传书言，尧之时，十日并出，万物焦枯……洪水之时，流滥中国，为民大害。”于是便有了射日治水的传说故事。这种长期持续干旱，继之又洪水泛滥成灾的情形，正表现出一种典型性的大陆性灾变气候的基本特征。地质考察揭示的水文变化，殷墟出土甲骨上大量的祈雨刻辞，也都证实了这种情形。四川盆地亦不例外，这个时期曾发生空前规模的大面积干旱以及间发性的暴雨和洪水肆虐。最典型的便是杜宇时期的水灾，扬雄《蜀王本纪》说：“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华阳国志》卷三说杜宇时期“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由于洪水成灾和治水的结果，而导致了古蜀两个王朝政权的更替，这也可以说是古代蜀人社会生活过程中的一个典型的缩影。在这样的古气候环境条件背景下，古蜀时代修筑具有防洪功能的围堤性质的城垣，就不难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