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发叔
1949年农历正月下旬，我和小学同学游景贤一起，去找他的舅舅汪师韩介绍工作。汪师韩是白沙汪家人，在于都县司法局看守所当所长。
到了于都，游景贤分配去看守所当了戒护所长，职责是看守犯人。看守所规模很小，四个看守，日夜看管着三十来个犯人。这些犯人，大多是宁都于都附近的村民，有十几个是宁都赖村人，他们因种植鸦片犯罪坐牢，判刑十五年，其中两个头目被判了无期徒刑。犯人中还有一个军长卫士，代替军长在那里坐牢，不知是什么原因。
我和游景贤同庚，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心地善良，不敢像别的看守一样，以敲诈、拷打犯人为乐。
在游景贤的推荐下，我当上了看守所的总务主任，主要负责三十几个人的伙食团，里面具体的经济往来则由会计兼出纳负责，我只是跑腿而已。会计是汪师韩的小老婆，临川李渡牌楼陈家人。她以前在李渡区当妓女，汪师韩在李渡区当区员的时候勾搭上她，她那时才十六岁。她把自己的弟弟陈大根/陈大林也介绍来看守所当看守，陈为人比较残暴，打起犯人来，下手很重。有他姐姐姐夫撑腰，陈大根/陈大林使唤我的时候也比较粗鲁。我寄人篱下，在那里呆了不到三个月，因生活实在清苦，连剃头的钱都没有，便决定辞职不干了。
那时正巧江西后备警官学校在于都招生，我和游便一起去报了名，经笔试合格，正式录取，被录取后马上就要送往台湾。就在约好时间正准备上车时，汪师韩赶来，极力劝阻我俩，汪说，"台湾不比别的地方，去了就回不来了，还不如在家中守着几亩薄田过日子安稳"。经他这么一劝说，我俩最后没有去成。我没有去处了，只好暂时寄住在同乡汪百发家中。
百发叔老家是临川县荣山镇的大田汪家，大田汪家是从乌顿汪家老族分居出去的，所以我们算是同族的华宗。华宗百发叔一家在于都开了一家小饭店，同时还经营灯草转卖，生意不错。我在他家住了十几天，他天天好饭好菜招待我，肉鱼不离，我深表谢意。他常对我说："出门在外，就要靠朋友，我们是华宗，比朋友还要亲十分。"他说："前几年在定南县卖灯草，遇到麻烦，被自卫队抓去，幸好遇到朋友相救出狱，要不然坐哑子监，真不知道要坐到什么时候。"其实国民党自卫队抓他只是想勒索他的钱财，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百发叔交了十块银元就被释放出来了。1949年农历四月，家乡已经解放，关山难越，游景贤坐船走赣州，经吉安回了家。我在华宗家遇到同乡陈思藩，陈二十八岁了，尚未成家，老家在临川云山。他是中正大学英语系毕业生，在寻邬中学教英语，放暑假回家路过于都，听说家乡已经解放，路上不好走，所以不得不停下来，寄住在百发叔的灯草店里。我很想和他搭伴回家，但考虑到路途艰难，陈的身体又十分瘦弱，于是俩人就想先安顿下来，等待一段时间，等局势明朗再作打算。陈思藩这时想起来他有一位朋友，认识兴国县长许勋，如果前去求他谋个饭碗，大概不成问题。我于是再三请求他帮我也推荐一下，陈为人厚道，看在同乡的份上，他答应我随同前行去兴国。
百发叔特意送我和陈去兴国。走小路，翻山越岭，行程八十多华里，一天就赶到了兴国县城。那时兴国县城较小，而且贫困，人口不足十万。
我经陈的介绍，在兴国县府当雇员，具体工作是誊写公文。陈思藩担任田赋科长，负责征田粮税。解放前夕，兴国县城没有人用钞票，市场流通的是银元、铜板，工资按稻谷计，我的工资每月三百斤稻谷，陈是五百斤。我们只领了一个月的工资，解放军就打到了兴国县城，我和陈思藩，还有几位同乡，仓促离开兴国，逃往宁都。在宁都城内东门，认识了梦生笔店的邹老板，他是临川文港人，经他介绍，我们一行人住进宁都县的临川会馆，在那里等解放，吃住不必花钱。
七月上旬，宁都解放了，不久，我报名参加了解放军。当时老乡们都劝我不要参军，说眼下兵荒马乱，有生命危险，但我主意已定，他们也不便再劝阻，只是希望我好自为之。陈思藩身体病弱，他不敢参军，便与老乡结伴回家了，我则跟随部队在江西赣南一带剿匪。
1951年，春节刚过，部队要离开江西，当部队路过于都时，我特意去看望百发叔，他见到我的到来，一阵愕然。百发叔以为我已经回家了，哪里想到我竟然去参了军！他把我拉到偏僻处，悄悄对我说："不要去当兵，朝鲜战争烽火连天，危险！"我说，参军我自愿，用不着担惊受怕，各人头上一块天。百发叔见我心思坚决，也再不好说什么，随后他借我一只金戒指（韭菜扁，有一钱重），说："万一会有什么意外，也可以派上用场。"在那样兵荒马乱的时候，他愿意出借金戒指给我，我感到这里面有很真挚的感情。我问起汪师韩的下落，他说："有人说他到大宇矿山里做事去了，也有人说他已经逃往台湾了"。
我转业下地方后，1955年冬，百发叔特意从荣山大田汪家来看我，我既高兴又感激，立即取出金戒指给他，完璧归赵，并感谢他当时的好意。我留他住了一宿，第二天，他吃过早饭决意回家了。
1956年春，百发叔与儿子闹矛盾，原因是儿子嫌父亲把他管得太紧，两人吵了起来，他跑来抚州找我，跟我商量，他还想出去开饭店。我劝他不要出去，我说："你岁数大了，好汉莫提当年勇，外面也很难找生活，现在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一切要按计划供应，你想做生意，处处都会受约束限制"。那时，城市商铺公私合营了，农村也成立了高级农业合作社，没有个体户的机会，"你现在应享受天伦之乐，好好地安度晚年--"我说，他听了我一番劝说之后，出外谋生的念头动摇了。最后我送给他六元钱，让他回家的路上好买些吃的。那时猪肉四角钱一斤，坐汽车由抚州去行桥只要五角钱。
1996年，汪氏老祖修族谱时，十几个汪姓的村子都来乌顿汪家认老族。大田汪家也来了几个代表，我打听到百发叔已于几年前去世了，他的儿子叫华青，这一回也来汪家聚会了。四十五年前，华青只有十五岁，见到生人还很害臊，现在他也是花甲初度了，我们见面后倍感亲切。华青一直在家务农，一个孩子已经成年，在广东打工。
二、各人头上一块天
我与陈思藩一行从兴国逃到宁都，住在宁都县临川同乡会馆里。
会馆是临川客商购置的，面积不大，两层小楼房，门前有小院子，后面是厨房，可以容纳十几人吃住。只要你能说明自己是临川人，在会馆吃住不必付钱，会馆的日常开支由在宁都经商的临川老板资助。
那时因时局紧张动荡，临川人早已离开宁都回家了，会馆里吃住的也就我们四个人。我们大多数时候呆在会馆里，闲聊，赌不玩钱的牌九，商量下一步的打算，个个一筹莫展。有时候，可以听到街上的枪响。会馆的厨师老吴，年纪比较大，他说，"不用害怕，解放军就是当年的朱毛红军，现在还是朱毛的军队。"当时我们倒没有感到过害怕，我心里想，万一被解放军抓住的话，那就解决吃饭问题了。
一天上午，街上戒严，突然听到一阵枪响，解放军进城了。我和陈思藩、胡日辉等同乡，及时躲进"梦生笔店"的楼上。梦生笔店的老板陈梦生是临川李渡人，他人很热情，招待我们几位同乡，说等时局平定之后你们再回家。第二天我去北门的一位老乡家，他是临川荣山人，外号猪食盆，在宁都开了一家饭店，他人也十分热情，留茶留饭招待我。那时候，饭店生意萧条，饭店老板见到临川老乡，个个都很亲热，大家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
解放军进城后，街上出现欢迎解放军的标语，墙上还贴有解放军进城约法八章的通告，内容是安定民心，各行各业，各守其职等，募兵的广告也随处可见。自解放军进城后，街上秩序井然，公买公卖，秩序治安比解放前好多了。我看到解放军象过去的岳家军一样军纪严明，饿死不掳掠，冻死不拆屋，心里产生强烈的向往。我考虑了几天，打算参军，同时也问过同乡的看法，他们认为，眼下时局尚未稳定，打仗的硝烟四起，劝我最好莫去当兵，但我主意已定，不再犹豫。
陈思藩独自回家了。那一段时间担惊受怕，加上缺衣少食，陈身体已经极其虚弱。1950年，我听说他病逝在家乡。想起来真替他感到惋惜：一个大学生，读了那么多书，把身体读垮了，身体不好，一切等于零。
1949年9月，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当时报名参军手续简便，我找到征兵处，他们叫我写上姓名、年龄、籍贯、文化程度、民族、婚否、家庭成员等内容，负责人很快就接纳了我，把我领到新兵营。到了新兵营，就像到了一个新学堂，我生活有了着落，心理上放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其他再什么也都不去想了。
参军之后，几位同乡，笔店、饭店的老板，他们看到我穿上解放军的服装，开始反复劝阻我、开导我，他们说："如今时局紧张，兵荒马乱，最好不要去参军！"还说，"你们部队是野战军，是经常要打仗的。"猪食盆老板说，"你把军服悄悄脱下来，我借你一身便装和盘缠，你好回家"。我说："解放军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从不危害百姓，解放军比国民党的军队要强百倍。当兵是我自愿的，他们没有强迫我。"他们听了我一番解释后，也就不好再多说什么，最后大家安慰我，嘱我保重。
母亲、大姐、大哥，还有亲戚好友，他们得知我参军的消息，都陆续请人带信来劝阻我。那时部队还在宁都，大哥和陈坊村的错错，他俩结伴去赣南卖灯草，路过宁都时，特意到部队上来看我，劝我不要参军，说："现在刚解放，形势紧张复杂，走当兵这条路太危险，还是回家务农好，过几年安稳日子。"我当时刚从师司令部调到师直属部队的直供科工作，在直供科当见习会计、审计，我工作较忙，直供科的领导还代我请大哥错错他们吃了一顿饭。临别时，我对他们说："你们的好意我明白，谢谢你们关心，但你们也应了解，现在时代不同，解放军不像过去的军队，参军我是自愿的，没有任何人强迫我。再说，各人头上一块天，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见我态度坚决，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刚参军不久，赶上中秋节，那时我还在教导队，中秋节加餐，教导队分配给新战士每人半斤猪肉炖粉条。猪肉炖粉条，这是东北的地方名菜，因为我所在的这支部队，绝大部分是东北人，他们最喜欢的，就是猪肉炖粉条。
大概过了二十几天，我听到广播里，播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特大喜讯，我心想，新中国成立了，往后的日子肯定会好起来，老百姓再也不必过颠沛流离的日子了。
三、剿匪
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国内外形势既紧张又复杂，年轻的地方政权常常受到土匪、特务的大肆骚扰与破坏。为安定民心，保障安全，部队当时最主要的战斗任务就是剿匪。
开始剿匪时，解放军对土匪实行宽大政策，抓到了土匪，教育两三天，便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家，并告诫他们回家后要参加生产劳动，自食其力，或做点小生意，谋碗饭吃，千万莫再出来当土匪。哪知道这一苦口婆心的举措收效甚微，土匪们被释放的时候，个个唯唯诺诺、千恩万谢，感谢解放军，感谢共产党，等把他们放走，很快他们就又参加土匪队伍了。这样一来，土匪越剿越多！特别在当时，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匪特、地主分子趁机兴风作浪，大肆破坏，其活动十分猖獗。在此情况下，解放军不得不来个政策纠偏，抓到了匪特之后，只要证据确凿，一律先斩后奏，就地处决。这一举措立竿见影，不少匪特纷纷向解放军驻地或当地政府缴枪投降或坦白自首，以求得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
1950年春夏之交，我在一四四师当文书时，曾随部队前往广昌、瑞金、寻邬、均门岭一带清剿土匪。那里地形复杂，人烟稀少，不好发动群众，部队战士常常遭冷枪袭击，后来战士们换上当地百姓的衣服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有一回，我和几个战友走在山间，我们每个人隔开约50米，保持散兵线的距离。山间寂静，老远就听见深山瀑布流泉"哗啦哗啦"一阵阵响得异常，我们高度警惕，以为有土匪在瀑布中冲凉，走近一看，竟是一条大蟒蛇！蟒蛇足有海碗口那么粗，正在潭中戏水。战士们想开枪击毙它，被排长及时制止，他说："鸣枪会惊动土匪，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不能轻易暴露自己。"
部队驻守广昌时，我曾和师直文工团一起，前往广昌县的水口镇，文工团要去那里举行演出，慰问剿匪部队和当地群众，号召老百姓起来配合解放军清匪反霸。演出的第二天，就有群众来向部队反映说，昨晚上有几个土匪来看文工团的演出了。排长问他，"为什么不及时报告呢？""你们一旦走了，土匪会来报复的！"群众耽心地回答。
有一天，会昌县均门岭坳下山村有农民向解放军报告：有一小股土匪十余人，在村里抢粮食、牲畜，闹得整个山村鸡犬不宁，请部队赶快去清剿他们。
解放军及时赶过去，没想到还是扑了个空，土匪早已跑掉了。通报消息的那一户农家，一家五口，有三口被土匪抓上山去残酷地杀害了。后来据群众揭发说，土匪要那一家人自己先挖好坑，然后把他们绑起来，推入坑中，将削尖的毛竹，对准他们的心窝，用榔头钉下去，毛竹穿透身躯扎入土中，几个人活活被扎死，他们也不用土盖上。当地群众对这群残酷的恶匪恨之入骨。
后来部队上山剿匪，把这群惨无人道残害百姓的恶匪全部抓获，及时召开公审大会之后，将其押赴刑场全部枪决，叫恶匪死无葬身之地。
在剿匪过程中，有时遇到情况特殊，群众难于发动起来，这时候，就需要派出侦察员，与敌人斗智斗勇。侦工连的司务长姚三喜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侦察员，他给我讲过一个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
1950年春，部队在石城县一带剿匪时，为了摸清一小股残匪的活动情况，姚三喜和小通讯员许茂生一起，化装成爷孙两人，前往侦察匪情。司务长是1938年的老兵，年逾五十，许茂生身材矮小，十六岁看起来只有十二、三岁的样子，两个人几个月未理发，留有花白头发和花白胡子的姚三喜，看上去有六十多岁。
姚三喜带着许茂生，化装成老乞丐带着孙子。两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爷爷左手拄了一根木棍，身上背了个烂草席，腰间别了支二十响的驳壳枪，小腿裤筒里绑了块发臭的猪肉，周围用旧絮包好，走到哪里总有几只绿头苍蝇跟着。小许手上挽了个破篮子，篮子里放了两个破碗，他腰间也带了枪，还别了两颗手榴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