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问题凑合着解决了，可往返这三百多里的路途，让人心里发怵。那时临川与宜黄没有交通，凡事只能靠光脚穿了草鞋硬走，当学生的，肩上还要挑着自己的铺盖行李赶路。夏天，我们自己打草鞋，冬天穿布鞋，或者干湿鞋，还有人穿牛皮做的油鞋，油鞋的鞋底钉了铁钉，走路笃笃响，惹狗。
1947年暑假，同乡同学一行七人放学回家，饶南荣、饶绍宽、熊胜良、黄书堂、袁廷树和我，还有黄友生，我们人多，胆子大，就想抄近路。时值早稻收割季节，我们选择走岱七都，那是条新路，比我们过去走的龙骨渡那条老路要近几十里。
早晨从学校出发，一天即可赶到莲源。这一天的路途中，属岱七都那一段最为艰难。岱七都又叫黎溪，是一个靠山的小镇，可通小船、木排，小镇四面高山，中间盆地，有良田数百亩，镇上有数百户人家，家家都很殷实富足，堪称世外桃源。
1942年，日本鬼子窜扰时，国军曾在岱七都不远处，伏击日寇，打死了不少日本鬼子。时间已过去5年了，路边还零落可见鬼子留下的那种大拇脚趾分开的牛皮靴，他们的尸体早已腐烂成了泥土。那些地方，路人经过时，只觉得阴气森森。
我们在岱七都吃罢中饭，立即动身赶路，接下来，一路都是山道，是山连着山、岗连着岗的羊肠小道。山间林木茂盛，不见天日。这样的山路，一个人没有胆量独行，山路弯弯，心事沉沉，虎狼出没，会有生命危险。
赶到莲源时，天色已晚，当晚就在袁廷树同学家歇息。
第二天清早，谢过袁廷树父亲的盛情款待，一行人继续前行，走了7、8里路，天空暗淡下来，不一会下起了雨，我们赶紧就在路边抓了一把稻草遮盖被子。谁知雨越下越大，没办法，只好跑进路边的村子里，躲在农家的屋檐下避雨，结果招来了一阵狗吠。片刻之间，小孩、老人纷纷走出门外张望，一个老婆婆问："你们是做篾的伢崽吗？我有几张晒谷垫要补哩。"饶绍宽笑着回答："老婆婆，你看错了人，我们是学生，暂借此地避雨，等雨停了我们就走。"
一会雨过天晴，我们各自打量彼此，一个个寒酸狼狈相，难怪乡人会认为我们是一伙做篾的伢崽。黄书堂挑的担子，一头是一个破木桶，另一头是一床破旧的棉絮，棉絮包上吊了瓷碗和脸盆，走起路来，发出叮叮当当的碰撞声，路过村庄时，引起成群的狗叫。每经过一个村子，总有一群小孩子跟在我们后面大喊："换糖的人来了，换糖的人来了，我们要换糖吃--"
到了神岭，熊胜良、黄书堂往石池口回家，我和熊绍宽、饶南荣走乐府、寒柏山垅，翻过山去，转了几个弯，就到了饶坊村里，他们到家了。剩下的路，就我一个人，沿着白巢汪家、大路游家、管家，一直走到午饭后，才回到家中。
平常还好，有同学作伴，说说笑笑，一百五十里路，也只是体力上比较劳累而已。万一失了伴，一个人行路，要走过土匪与狼群肆虐的、荒无人烟的十里亭、长石岗，心里忧愁凄苦，真是苦不堪言。
有一回，我因家中筹钱不及，耽误了开学，结果只能孤身一人去学校。那是1947年农历正月十七日，清晨，我吃过早饭，背了个大斗笠，一个打补丁的防空布袋，里面装有几件旧衣服、纸张文具等用品。我把钱分开藏好，藏在夹衣、棉衣、鞋袜内里等处，穿上草鞋，挑起被子、布袋，急匆匆独自一人上路。母亲站在门口，呆呆地看着我远去的身影。
每当走在大塘通往石池的山口时，我总要回过头来，张望家乡面前的人字岭山头。离开这个山口，就是十里亭荒芜人烟的山岗了，这里常常发生有土匪拦路抢劫，路人被杀之后抛尸荒野的事件。一路上，我心里打鼓，不免左右张望。刚走过亭子不远，就看见已遭土匪抢劫的三个过往小商贩，他们被绑在路旁的松树上，口中塞满了草纸，在那里呜呜地叫唤，其中一个已经挣脱了绳子，正在给同伙松绑。我见此情景，紧张得毫毛都竖了起来，赶快往前面赶，谁料想，前面的灌木丛中，有四五个人，背着大刀和枪，正鬼鬼祟祟地走向树林深处。我真的吓坏了，只能一个人低着头，大气也不敢出，急急地走着，生怕土匪追过来。万一追过来，我想，我就只好向他们苦苦哀求，我说我是出外学徒的伢仔，千万不能说是读书的学生子！他们一旦知道你是学生，一定认为你是有钱人家的子弟。
就这样，一直到过了十里亭，看见了前面的村庄，我一颗悬着的心，才渐渐地放松下来。
走到龙骨渡，才半下午。在街头吃了两个烧饼当午餐。接下来的路，我决定沿河走，河边可以一直看到行人和河上往来的船只，这比一个人走长石岗要放心多了。走长石岗的话，可以节省很多路，但我一个人不敢走，那里有二十多里路杳无人迹，情形比十里亭还要危险。
天黑的时候，到了谭坊，找到一家路边小店住下，身心十分疲惫。
第二天，离开潭坊，一路都有过往的行人，心情比昨天好多了。
在宜黄城外渡口过河时，遇见几个荣山来的卖灯草的客人，他们一个个挑着像花轿那么大的两捆灯草⑥。我说："这么大的两捆灯草，你们怎么挑得起？听说你们要挑到宁都上面去卖，路上要走十几天，你们真有本事。"他们说："灯草不重，就是挡风，遇到刮风就麻烦，逆风的话，一脚也迈不动，顺风也不好，人被赶着跑，容易摔倒。一担灯草呢，要卖几个月，除了每天吃饭住宿，还要赚钱回来养老婆孩子。"这伙灯草客，他们一致认为：我是一个贫穷人家的学徒伢崽。我说："我是贫苦学生，跟贫穷的学徒差不多。我是行桥人，你们是荣山人，我们是同乡，今天有缘分，同船过渡。"
到了宜黄县城，灯草客准备歇息一天。我辞别他们，祝他们一路顺风，生意兴隆。他们说："读书伢崽就是有文化，说的话让人听起来舒坦。"然后我和他们招手致意告别。大概不到半下午，我就走到了学校。再见到几个家乡的同学时，我忍不住埋怨他们，怪他们没有等我。
后来我常常会感慨，穷人家的孩子，读书是多么艰辛，旅途劳累，提心吊胆不说，还要自己来回挑被子、木箱回家--你不挑回家的话，这些东西，放在学校里，无人替你保管。
十七、乏善可陈的农校生活
在农林职校学习了三年，学校开设的专业课，都和农业生产有关，如：作物学概论、园艺学（果树园艺、蔬菜园艺、花卉园艺）、土壤学、肥料学、气象学、农村经济学等，还有普通中学课程：语文、数学、代数、几何，三角、化学、英语、体育等等。另外，每天下午，还有一场农场实习课，农场为每个学生都分配了一畦菜地，由学生自行照顾种养，所有产出，上交学校。
学校开设的课程虽多，但压力不大，我学得较轻松。那些课程，大多是文字科，基本上我都能看得懂。各科老师讲的也都是一些皮毛的知识，即使讲些科技知识，也只是泛泛地论述。和我们一样，教师们多半也都是出来混口饭吃的，讲课时大都照本宣科，或抄写板书，晚上安排自习，各科都会布置一点练习题，打发学生。因为生活实在艰难，日子无聊，教师走马灯似地更换着。学校对学生学习抓得不紧，学习全凭自觉，有些同学晚自习时就溜出去，跑到镇上去赌博。
我对语文、果树园艺学比较感兴趣。语文课没有固定教材，教师凭自己兴趣，选讲一些古典文学篇章。果树园艺学，最复杂的部分是嫁接理论与实践，我反复摸索，学会了这门技术活，后来，在自己的菜地里，我用枳壳树嫁接了两株桔树，它们都顺利成活了，只是没能等它们结出桔子，我就毕业了。
学校很小，总共只有160来名学生，三四幢房屋，学生们住在校外一家老祠堂里，里面的厢房安排作了宿舍，每间房间里都摆放着两排通铺。教室设在一座新建的法国式大礼堂里面，礼堂内全部铺有地板，两边辟为教室，中间作礼堂，礼堂外面有游廊，游廊边上，设有可靠背坐的栏杆。
学校门前是操场，操场前面是鹅卵石砌成的古老街道。崇二都是乡间小镇，逢三六九当街，店铺很小，几家杂货店和小饭店而已。家中条件略好的同学，往往都在饭店搭饭吃，一天两顿，一个月交店家一块银元即可。学校膳食一般，大米常常发霉变质，菜蔬则主要由学校农场提供。
农林学校的三年，只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平时，我按学校的时刻表作息，星期天则赶到附近的石巩寺后山，砍毛竹扛下来卖钱，好贴补自己的伙食。说起来，那时候，能够有机会避免日晒雨淋，有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我已经十分知足了。
教师中，印象深的是谭逵老师。谭老师人近中年，思想比较激进，很受学生欢迎，因为他是站在学生的立场说话的。有人说他曾留学苏联，到过延安。记得有一次，学校周会课，谭逵老师主讲，他说："如今大学生、中学生、职校毕业生，无法谋到饭碗，毕业即失业。君不见，南昌中正大学学生，上街拉黄包车，全国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大游行，抗议当局搞得国无宁日，民不聊生，你们青年人希望在哪里？我认为，在延安--"这位教师发表了他的一通感慨之后，不久就不知他的去向了。
周会后，我班游瑞同学，他看到了报纸上的一则消息，也在大发议论。他说，报纸上刊登了一条新闻，批评国民政府当局，其中有题赠善后救济总局的一副对联，左联："善后总局，什么局？酒局肉局麻雀局、局内者甘、局外者苦，几时结局见太平？"，右联："救济之公，何谓公？猪公狗公乌龟公、公心何在、公道何存？无非假公图利禄。"经他一讲，同学哄堂大笑。此情此景，几十年来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在农林学校那几年，成绩一直比较优秀，有几个学期当班长。毕业后，学校保送我去南丰高农、永修高农升学，两所学校都寄来了录取通知书，我还专门去这两所学校看过，永修高农比南丰高农好一些，但是，永修路途较远。
当时，我对于是否继续念书深感犹豫，我考虑到，农校学生没有出路--过去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国家都不包分配，何况高农的学生！再读三年，情况也未必会有所好转，此其一；其二，虽说这两所学校是国立的学校，学校管伙食，但三年下来，也还是需要一笔不小的日常生活开支。想到我家境不好，父亲年迈，且经常闹病，加上农校专业课的内容我已基本学过，最后我作出决定，不念书了，先找点事做起来再说。
比我早一年毕业的江国祥，离校之后，他也没出去找工作，而是回到家中，帮他父亲照顾田地。他父亲身体不好，没有再去外地卖灯草。我在农校学习的三年期间，曾在他家中吃过几十顿饭。他母亲热情好客，我们几个同学多次路过她家，她每次都殷勤招待，毫无怨言。
解放后，1955年春，正月十六日下午，我去龙溪相亲，路过中王村，见到他母亲，我借问老同学江国祥，他母亲说，"国祥可怜，土改划为地主分子，吃尽了苦头--"
江国祥为人朴实厚道，我熟悉他家的情况，他父亲，靠卖灯草起家，家中有三十亩薄田不到，根本算不上富裕，只因为他们村里，没有一个像样的地主，所以，他们家就倒了霉，被判成了地主。
1997年早春时节，我去石池口挖盆景树桩，从一位农民口中得知，江国祥在文革中被斗死了。唉，没想到，自江国祥离开农林学校后，我俩竟成了永别，想起来，心里真伤感。
①有一次，仁生先生母亲生病，几天卧床不起，请医生治疗也不见效，于是做儿子的，天天都到床前恭敬问候，每次都问母亲需要什么？想什么吃？他母亲也读过书，会讲解《三国》、《聊斋》，是知书识礼的人，被儿子问得不耐烦时，便随口说道："想什么吃？想什么吃？想你的肉吃！"听过母亲这样的回答，仁生悄悄一人躲进厨房，关上厨房门，拿起菜刀，把自己左胳膊的股肉割取下来，及时切好煮熟，用碗盛好，跪送床前，轻声地对母亲说："孩儿送肉来给母亲吃"。他母亲，慢慢地坐了起来，看看碗里的肉，疑心顿起：今天不当街，村中没有人家杀猪，哪来的猪肉？老人抬起头时，看到儿子脸色苍白，左臂上的衣衫被血染透，这才明白过来："哎呀，大事不好，快来人帮仁生止血！"就这样，仁生先生及时敷上了止血的药，其伤口经半年才痊愈。
仁生先生割股肉奉敬母亲的事，很快在村子里传为佳话。不久，族长召集全村人商议，一致同意，要将此事载入族谱，代代流传，以教育后人。而且，每年冬至、春节，开祠祭祖时，发给仁生双份的饼和肉，以示对孝子的表奖。那时候，汪家宗祠上有四五十亩祭田，属于宗族共有的固定资产，管理祭田的人家，每年都要用红榜公布当年祭田收租卖谷的收支结存情况。每年清明节，十三族的汪氏子孙各派代表前来老族乌顿汪家祭扫祖墓，他们要住上五六天才会回去，这全部的开支，都由祭田上的收入提供。冬至、大年时要杀猪祭祖，全村男孩要到祠堂上拜祖，每人散发十个铜板，祠堂上设有两餐酒席，男丁入席，还可以领受肉、饼之类的祭品，女子就什么都没有。
解放后，村中的祭田，土改中全部分给了农民，此后，祭祖的饼和肉也都取消了。
②黄先生与我大哥讲话比较投机。他曾向我大哥介绍过自己坐船去日本遇到风浪的情形，他说："船颠簸得很厉害，很多人呕吐不止，真是活受罪"。我大哥在抚河上撑船，平安得很，没有遇见过风浪，他无法理解大海。黄先生说："大海看不到边。在日本未住满一年，就遇上中日开战，接着就被驱逐回国了。"解放后，听说黄先生还活着，但再也无人请他教书了。不过有人见他在南城乡村里帮人家耘禾，混口饭吃。
③邀会是当时农村比较盛行的经济互助方式，亲戚朋友之间，约好5、6户人家，每家出两担谷，一次可聚集十来担谷作为公积金，谁家有急需时，可挪用公积金，事情过去之后再及时偿还即可，这样就免除了借高利贷的风险。
④旧时人家称女儿叫千金，有钱人家的女儿叫千金小姐，管的老婆接连生了十个女儿，所以成了"万金"；女婿称为半子，十个女婿，正好合为"五子"。
⑤"38"是"三八妇女节"的缩称，即指妇女，"60"指老年人，"61"则指幼儿，是"六一儿童节"的缩称。
⑥灯草又名蔺草，形状如同葱叶，但要长出许多，剥去外皮，可以抽出轻盈洁白草芯，草芯状若米粉，蘸上清油，即可点作灯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