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制度、意识形态都有其自身的起源、成熟、衰亡的过程和内在原因，也都有着其他制度、意识形态不能替代的功能和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当不同模式、不同价值取向的制度相遇时，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就不可能是畅通无阻的，必然会出现冲突以及碰撞。一方面，冲突与碰撞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会在开放、比较和竞争中为本土文化带来积极的影响，为其提供发展的机遇；另一方面，也会因为传统、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而给本土文化带来冲击和碰撞。就此而言，媒介技术的“双刃剑”的作用、“数字鸿沟”的担忧、本土主流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在有效性和外在有效性等问题，始终是人们谈论较多的内容。
在传播学史上，媒介技术论者英尼斯最早提出了关于“传播的偏向”的观点。他认为，对于文明的兴起和衰落，对于某种单一文明内部变化的解释，存在着一种基本的方法和视角，即将之理解为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的功能。各种形态不同的文明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或是通过对空间领域的控制而存在，或是通过对时间领域的控制而存在，因此可以在有关的空间扩展范围和时间持续范围的框架内，对其做出认识和评价。所谓“传播的偏向”指的是特定文明对于大的传播媒介类型的倚重程度，这里的“大的类型”就包括时间和空间两个系列，而世界文明、尤其是帝国的兴起与衰落，在很大程度上维系于它们与这两大类传播媒介的关系。
在名为《传播的偏向》一书中，英尼斯指出：“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只有在很罕见的间歇期，另一种媒介的影响才能抵消其偏向，从而达到平衡。”一般说来，与强调时间的媒介相对应的是分散和等级型的制度；与强调空间的媒介相对应的则是等级性质不强的制度。在分类上，具有经久耐磨性质的媒介被归入强调时间的媒介种类之中，诸如羊皮纸、黏土以及适合于建筑和雕塑的石头等等；携带方便、不那么耐久的媒介被归入强调空间的媒介种类之中，诸如莎草纸和字母表，以及以之为基础的印刷术。
就文化意义而言，与时间偏向的媒介发生密切关系的是历史、传统、宗教和森严的等级制度，其文化特征是信仰、来世、礼仪规范和道德秩序；与空间偏向的媒介发生密切关系的是现实的世俗权力、领土的扩张、贸易的发展，其文化特征是世俗关系、科学和商业主义的兴起。
具体对于中国的文明发展而言，英尼斯的一些论述构成了从媒介技术角度研究中西文明差异的方法的基点。他先于麦克卢汉，提出了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中国人不能用推理去形成观念，或陈述信条。因为汉字不是用特定的抽象和概括来固定观念，而是激发出许多不确定的具体意象。中文里保留着象形文字——虽然大多数的汉字还是形声字，所以汉字不适合形式上的精密与条理。英尼斯甚至断言说，用汉字通话的结果，借助于笔而不是舌头通话的结果，使方言不同的人能够彼此交流，使中国人因此不去开发字母表！
中国对于纸和墨的发明，对于毛笔绘画写字方法的使用，标志着一种文字传统的开始，也标志着一个读书人阶级的兴起。凭借其非凡的能力，中国的文字能够成为表现许多方言的媒介。但是，其复杂性突出了读书人的重要地位，也突显了舆论的影响和政治宗教制度的持久性。读书人需要的文献是各种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儒家势力由于国家的影响和儒家经典的大量刊布而壮大。中国的文字给行政管理提供了基础，它强调的是按照空间来组织帝国，但无法满足时间的要求，因此中国总是暴露出改朝换代的问题……”在中国，与儒家经典一起借印刷术发展起来的还有佛教，它在地位和功能上介于、斡旋于少数统治者和广大人民之间，而其发展又得到了官方力量的大力扶持。
传播学家施拉姆曾为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如此丰富的文化背景的国家，竟然没有人致力于传播理论与传播实践的研究，而感到遗憾。他说道，中国的表意文字中约有一定数量部分是图画的和表现性的，还有许多可以看出是源于图画。在中文这样的语言中，一个表意字的形象化性质帮助人们把它同其他表意字区别开来。和口头语言一样，书写语言反映人类接触的频繁程度，反映征服、思想和新的社会组合，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它还反映各种文化是如何产生的。西方世界的语言是符号—音节体系，它“比较容易学，比较容易使用，比较容易变化，十分可能代表西方关注变革与发展。反之，单字—表意字体系中每一个字有一个不同的符号，儿童要掌握上千个符号才能阅读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文章，因此看来同需要稳定和怀念过去的深厚感情是一致的。”
施拉姆是传播学经验主义学派的代表人，他也看出，这两大体例的书写语言可以用来对中国“漫长的改朝换代的安详气氛”提供解释，而且还可以从中得出肯定的结论：表意文字帮助中国的历代王朝得以维护下来，因为与欧洲的情况不同——在那里，同是印欧语系的德、法、西班牙和荷兰等国家，都有可能处于语言不通的状态下——中国的书写语言并不随口头语言的变化而变化。
相当程度上，当文字和语言被包容进以数字化为标志的电子整合系统中时，会对社会形式与社会过程产生重大影响，尤其会对原有政治文化体系及其作用产生重大影响。当代学者卡斯特将之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大幅度地削弱了传统上外在于该系统的发送者的权力，“这些发送者以含有历史性编码的社会习惯来传输：如宗教、道德、权威、传统价值以及政治意识形态。并不是他们消失了，而是除非他们在新系统中为自己重新编码，否则就会日渐没落。”另一方面，“新沟通系统彻底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基本向度：空间与时间。地域性解体脱离了文化、历史、地理的意义，并重新整合进功能性的网络或意向拼贴之中，导致流动空间取代了地方空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长期依靠特有的“历史性编码”来传递社会信息，地缘政治特征明显的国家来说，这样两个角度的分析具有特殊的启发意义。
主流政治文化的精神传输力量可以借助于电子网络，增加威力和渗透力。作为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的延伸，诸如人民日报网络版、新华通讯社所属新华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网、中国日报网和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主办的中国网等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利用因特网能够同时容纳多种语言的特色，为世界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开设窗口和园地。但是，这种力量的增加和力量扩大，同时又伴随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魅”过程。因特网对政治文化的深层影响是决策和权力的分散化，网络传播的发展使社会结构趋于扁平化、网络化，主流意识形态原有的超越地位受到挑战。在网络中，它必须承认众多不同种类的信息共存于同一片天下的事实，也必须或多或少、或早或迟地经历从最高的精神力量到与其他力量——包括自我建构的力量——“平级”和相互作用的变化过程，其直接的结果便是主流政治文化的传输力量的有效性、权威性必定受到影响。
中国的文字、语言传统既体现在众多思想家的作品中，也与历代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所需要的意识形态有关，它还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渗透在民族的心理素质、思维方式以及风俗习惯等许多方面，其中既有积极的意义，也有消极的意义。就后者而言，比如说，传统是一个巨大的惰性，它有时会与新观念发生严重的冲突，或者，阻碍新事物的发展。
在历史的发展中，一个民族会在特定的心理氛围下逐渐凝固成相对稳定的思维方式，其中又熔铸了它的传统；或者毋宁说，传统在民族的凝聚力方面发挥了特别巨大的作用。就此而言，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一种相对久远的“恒常文化”，它积累着民族智慧，民族创造力的结晶。作为中国的文化传统重要组成部分的温、良、恭、俭、让等品格，不仅是修身养性的结果，也是教化的结果。
就中国文字、语言文化来说，用“历史性编码”来进行传递的社会习惯常常产生的是巨大的教化作用。当众多种类的信息出现在同一个传播系统中时，作为教化形式的主流文化的穿透力就没有那么有效了。超凡脱俗的信息，有着文化和历史厚重感的信息，与随意进行的线上交谈、轻松的肥皂剧、充满诱惑力的色情图文同处一“室”，又正逢精读和记忆方法让位于不断变化的新技术的时代，中国文字、语言文化的教化作用必定受到挑战。“流动空间与无时间之时间乃是新文化的物质基础，超越并包纳了历史传递之再现系统的多种状态：这个文化便是真实虚拟之文化，假装（make-believe）便是相信造假（believe in mak-ing）。”这种“新文化”具有多样性、多重模式以及易变性，而物理的地域空间则脱离了文化、历史和地理的意义，被重新整合到功能性的网络或有意无意的粘贴之中。
就社会结构本身的影响问题来说，从西方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产生发展中可以看出，那是一个比较宽松的历史时期，一个媒介取代、或包容另一个媒介的过程相对来说显得从容不迫，有时间、条件和力量来应付各种矛盾和冲突，而其背后所运行的社会结构则是农业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顺延发展。
在当代中国，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几乎是同步展开，或者说，几乎被压缩到同一个空间和时间之中，社会的准备、文化的准备、行动者个人的准备都没有那么充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印刷媒介的产生和发展，在起源上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以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发展和作用局限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在整体上进入商业、大众和市场经济的时间，与诸如因特网这样的更新媒介的引入的时间之间相隔不长。
经济技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发展因特网最好是采取谨慎的、有节制的和逐步的过程；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迅速发展又对各行各业的信息网络建设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国家与地方、企业与企业、个人与市场、个人与个人，各个层次的交流都急需通过因特网得到协调快速的信息服务。
这是一个向发达国家学习的过程，又不能照搬照抄；是一个需要有冷静和谨慎态度的过程，又容不得拖延、缓慢和等待。仅仅考虑到相对时间差的问题，如果变革的速度过慢，就不仅摆脱不了工业化结构中的落后地位，也无法避免信息化社会中的被动态势；但如果操之过急的话，牵涉到与文字、语言等如此深远的问题，所以其结果又远非一句简单的“欲速而不达”所能够概括得了的。
当代西方学者马克·波斯特在《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和社会语境》中指出，“电子的介入使得语言的传播复杂化，并颠覆了总想把语言的作用限制为一种简单的表达媒介的语言主体。”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发展的计算机技术与光纤网络、通信领域相结合，将信息的编码、存储、传输和扩散连为一体，为人们打造了一个新的语境环境，也使得从中西视角探讨文字、语言和网络传播的问题越来越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需要强调的是，汉字在引入以英语为基础的网络术语和习惯用语的过程中，加入了必要的改造工作，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于意译形式的重视，这可以说也反映了汉民族心理和汉字表意功能的制约作用。对此，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专门研究。
§§第九章 网络传播与“全球媒体新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