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麦克卢汉那里，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看法，它围绕着文化、文明和政治制度与媒介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侧重的又是汉字构建意义的方法。在总的方面，麦克卢汉认为，中国历史丰富、悠久、独特，能够为现代人理解媒介的演变提供一个难得的视角，而汉字作为古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里程碑，又能够在这样的理解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从传播媒介的发展史来看，机械印刷的基本概念最早产生于中国，雕版印刷文字也早在中国的唐代就已经被采用了。但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印刷机，为什么没有从早期的发明中引发出一个大规模的印刷业，以便能够推动报纸和书籍等大众传播媒介的崛起和发展呢？对此，曾经有过各种不同的看法，诸如将之归结为社会制度的差异，等等。
麦克卢汉的分析角度更加具体化，他直接从文字的构成上做文章，或是说将快速印刷和大众化报纸产生的原因归结于中西方各自不同的文字构成方式。中国早于谷登堡几百年就懂得了印刷的道理，并将之付诸于行动，它之所以没有借助于印刷机来推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崛起和发展，是因为中国的会意文字不太适合互换性的活字排版。而西方的拼音字母是一种独特的技术，它在两千多年的时间中，构筑了西方许多的基本文化模式，如个体经验的分裂、印刷文化的产生、人与自然的关系，甚至后来的工业结构和军备计划，等等。
在数量上，西方的字母表只有26个字母，而中国的会意字，则数以千计，“它们需要许多符号才能表现数量无限的资料和社会行动的操作过程。拼音字母则与之相对，它只需要少数的字母，就足以包容一切语言。然而，这一成就又引起符号和声音从它们的语义和戏剧性意义中分离出来。”
在发展形态上，在西方人使用拼音文字的千百年间，一直受到偏重的是作为逻辑和理性记号的推理链条，而中国文字则大不相同，它赋予每一个会意文字以一种整体的感觉，使之保留着丰富的、包容度广泛的特性。
在社会和心理效应上，“虽然使用字母表的西方人由于使用拼音字母而经历了内在敏感性的很大分裂，但是他同时又赢得了从家族和家庭中分裂出来的自由。”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使用和偏重会意文字的倾向对于这个国家重人伦、重天人合一的传统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
麦克卢汉的思想承继了一种关于文明与文化的研究传统，即所谓“字母研究学”的传统。其比较早的表述是由D。迪林格（David Diring-er）做出的，他在《字母表》中说道：“字母表是终极的、最发达、最方便、适应性最强的文字。这种文字为普天之下的一切文明所采用，童年学起来很容易。显而易见，其优势是巨大的。没有任何汉学家能够认识所有8万个汉字。而且，就是掌握中国读书人真正使用的9千个汉字，也并非轻而易举。用22、24或26个符号，不知是要容易多少倍！字母表从一种文字转入另一种文字，也不会太难。”
麦克卢汉的思想又预示了“后麦克卢汉主义者”的一个观点，如前所述，后者试图在网络传播的背景下探讨麦克卢汉的作用，就本章的主题来说，他们也遵循麦克卢汉的方法，从文字构成当中看待中西文明的差异与融合问题。如被称为“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的莱文森认为，尽管会意字写起来比字母表更需要技艺，但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随着网络传播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会意文字和西方的“字母表”文字之间的差异有可能被抹平。“手指头召唤电脑上的意符时，并不需要特别的才能或风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拼音文字和会意文字的区别抹平了。”网络语言极具个性化，各种材料都可以随意组合，标新立异。或者可以说，有了网络，几乎人人都可以“写”会意字了。更明确的表述是：“中国人把因特网叫做互联网。这个词把‘互’和‘联’并置，而且‘联’又是由两个会意字‘耳朵’和‘联系’组成的。同样，如今电影之类的图像媒介，也通过形象的撞击来传达新的意义。……因特网使人类的许多活动实现了非集中化，它也可能对中国的文字产生同样的影响。”
网络技术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网络语言大都源自由“字母表”构成的英语单词。这些语言随着网络在世界范围内的日益普及，而逐渐成为“国际性语言”，为步入网络天地的各个国别的人所认同和享用。另一方面，借助于技术打造出来的虚拟语境和虚拟交往规则，网络上的语言直接反映出进入网络社会的普遍社会心理和心态，语言形式和语言内容符合网络参与者的精神状态，后者包括追求异类、新奇、刺激、放松，以及拓展新的交往范围等，诙谐、幽默、滑稽、别具情趣等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
在以拼音字母为书写系统的语言中，尤其是在以少数字母包容一切的西方语言中，出现了随信息技术发展而导致的变化。这里，通常采用简化或音译转化的形式，英文缩略语比比皆是便是一例。“字母表在它实际的使用上，比数字媒介还要抽象一些。数字媒介在编程序的层次上，是高度抽象的（其二分代码可以表现声音、形象和字母），但是在实际使用的层次上，它常常是以图像运作的（我们在因特网上看到图像、听到声音）。”实际上，即便不谈图像和声音，网络上的文字也比从前出自字母表的文本显得更简洁、更有寓意、更新鲜活泼。这里，有着值得注意的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方面，在编程序的层次上，数字媒介是高度抽象的；另一方面，在实际使用上，字母表的抽象程度要高于数字媒介。
中国的汉语在引入网络词汇时，有其独特的改造方式。我们已经熟悉、并接受的许多网站名称都有令人产生无限遐想的功能，如“易趣”、“雅虎”、“新浪”、“搜狐”等等；汉字谐音、数字谐音以及英汉并用等，既是为了输入的方便，又与上网人当下的情绪和心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其间的意蕴也跃然于屏幕；此外还有大量的图形符号，诸如-表示鼻子，“（”或“）”表示嘴巴，-D表示大笑，-P表示吐舌头等。
无论如何，这里似乎出现了一种重合，或是趋近。数字媒介不像原来的字母表那样抽象，中国文字在希望达到信息快速传递的要求的同时，也在为网络这个来自西方的“舶来品”打上自己的烙印。
另一方面，至少在网络传播的现有阶段，这充其量只能说是某种程度的“趋近”，或者说是创造了一个新的语境，其中的“会意”并非完全等同于中国传统语言文化中的“会意”。后者随中国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寓意深厚，世代相传，一直使用至今。
追本溯源，中国传统的文字语言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包括哲学、伦理、文学等表现形态，以及以儒、道、佛为主的各个流派。就语言来说，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文字，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汉字具有超方言的特性，它帮助不同方言的汉人弥补语言难以沟通的局限，借助汉字进行交流和联系。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汉民族使用汉字书写了大量的文献，是这一民族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的重要手段。
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与指南针一起，被并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宋代是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的重要阶段，此时雕版印刷发展到了它的鼎盛期。两宋刻书之多，内容之广，规模之大，印刷之精，都是前所未有的。从保留下来的宋版书籍来看，许多刻本都十分精良，刀法纯熟，纸墨精莹，其字体也成为后世仿照的书法艺术。”文字是使文化趋于一致的加工过程，就此意义而言，可以将之视为文明的基础。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以后，实行“书同文”的政策，使统一文字成为可能。而西方的拼音字母程序可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后来西方世界的其他类型的拼音文字基本上是它的衍生物，也都具有形、声、义相互分离的特点。谷登堡的发明引入了复制技术和一致性原理，从而使得拼音文字文化所代表的线型序列，获得了更加强大的发展力度。
拼音字母在整体上有着独特的内涵。历史上有许多文字，它们可以是象形的，也可以是分为音节的，但是拼音字母没有意义，或者说，用拼音文字书写的词汇以其简单性牺牲了文字本身的丰富意义，后者在埃及的圣书文字及中国的会意文字中得以保存，但与之相并存的是严密的家族网络和部落式结构，也就是说，就某种程度而言，在使用会意文字的文化传统中，个人的确受到更多限制，不容易从传统世界转入以线型逻辑为特征的视觉世界。
作为一种新的媒介技术，因特网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技术以及掌握技术的专家最终成为控制人们思想意识形态的主要媒介和主要力量。“网络就是计算机”除展示出人机对话的广阔前景以外，还从根本上揭示出一个道理：网络和计算机的操作程序和技术语言是一致的，也就是上面所提到的“编程”意义。“数据库里的信息是把人的生活抽象为若干条赤裸裸的基本信息，便于迅速地做出商业和法律的决定。……这种思维方式非常适合于二进制的运算规则，即开/关，或是/否。”其间的工具主义、操作主义语境，与西方工业革命以后的“科学主义”、实用主义思潮仍然有着血脉上的关联，并曾因为工业革命所创造的财富而获得了证明。
在学习方式上，中国的历史、人文知识渊源流长，博大精深——这是众所周知，中外共识的评价。对于它们来说，长期以来“博闻强记”的学习和理解方法极为重要。人文科学的研究者占有的第一手资料越多，越善于“博闻强记”，其优势便越显突出；人文知识的学习也是这样，人们希望学生通过阅读、记忆与背诵来获取和消化文明所积累下来的知识。网络传播提升了文化信息传播与储存的数量、速度和品质，也增加了文化内容多种组合的可能性，例如“二十五史”、“古文献资料库”等都可以在有关研究机构的站点获得。电子版的《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的问世，更使得世界各地的学者能够共享中国文化的成果。但另一方面，数字化文本便于操作和处理，排列、裁剪、校对、自动摘要、索引、翻译等一应俱全，手到成功，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对于思维进程的停顿、反复、凝固、精妙等方面造成冲击。数字化引起的“卡通化”和“快餐化”，存在着使本真意义上的文本，尤其是经典文本的丧失或被“遮蔽”的缺陷，造成视觉文化和听觉文化的泛滥。
从总的方面看，“博闻强记”的时代已经遭到消解，学习的重点也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即以快速获得信息和加工信息的方向冲击以往的从容不迫的分析和领悟性的思考。更多的信息来源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同一媒介传递信息的功能也在不断扩大，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自由时间的减少，学习、工作和休息时间的混合，渴望在同一时间内接受更多的信息，处理更多的事情，“人类同步进行多种媒介输入的能力似乎一代比一代都有扩大。相反，耐心和注意力持续的空间却在不断萎缩。”这种现象在西方先后通过高雅文化和印刷文化、印刷文化与电子媒介文化的矛盾冲突而得以表现；对于中国文化来说，由网络传播所代表的新的媒介形态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冲击，波及面广泛，速度也是“闪电般的”，相对而言，过渡和准备没有那么充分。
总之，计算机及其网络正在逐步地取代传统的方法，从事笔、印刷、出版、传递、保持、检索等方面的工作。而且，通过高性能计算机信息加工装置，我们可以获得集声、图、文于一身的信息，它们突破了以往单维抽象的表示方法，顺应了人类通过多种感官接受外界信息的习惯，并可以借助“虚拟空间”实现传递双方动态交互作用的目的，进一步使语言的传播复杂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面对计算机网络强大的信息处理功能时，往往又会使人忽略语言及其功能本身。语言最基本的功能是表示和指示事物，表示和指示都是人类活动，表现了人类的自由和创造性，而这些是不能被完全束缚在设定的规则之中的。除此之外，语言还有建构的功能，既能够建构言说者，也能够建构被言说者。对于中国文化发展之重要里程碑的汉字，尤其如此。“电子媒介交流使说话者与听话者的关系变远，并且摆脱了阅读者或书写者与印刷或手写文本的可感可触的物质性之间的关系，并以一种极其新的形式对这一关系重新建构。”这样的“重新建构”在德里达看来，更加带有“对主体的颠覆”的意义：“1988年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谈话，尽管带着那惯有的艰涩策略，但他（指德里达）还是指出，作家使用电脑会使主体失去稳定性。他在这次谈话中争论说，电脑有助于文本的可逆性并且使得增补的插入更加方便；然而，电脑扩展了书写的整合能力，从而保护了线性书写（整合能力亦即把注释，因而也就是他者声音，从主要文本中删除出去的能力）。因此，德里达坚持，无论这种整合是由作者、还是另一个人、或是一个集体完成的，电脑都使他们失去稳定性，因而开创了诸多局限的一种新情境。”
就此而言，有着“会意文字”传统的中国文字和语言，重视人文精神的中国文字和语言，目前还面临着其丰富内涵无法在以“操作主义”、“工具主义”为运作机制的计算机网络中得到充分表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