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因特网的构成具有浓重的研究色彩，而不单单以某个军事产品为方向。在阿帕对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研制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它与军方、国家科学基金会、主要的研究型大学以及林林总总的智囊库的密切关系。关键性的步骤往往采取与这些机构签约和招标的方式，计划和方案的实施也是科学、机构与个人相互交融的结果。或者可以说，以阿帕为中心，许多优秀的科学家和专业技术人员往返于不同的机构之间，塑造了网络化的创新氛围，其运作过程与网络传播之逐渐地脱离军方，成为自主性活动的过程是相一致的。
在阿帕网的产生历史中，大学始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仅举数例。
成立伊始，阿帕就选择了斯坦福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少数其他组织作为资助的对象，来探讨分时计算机的新前景，而所谓分时技术的最简单解释是，通过远距离计算来分摊计算时间，由此可以使分散在各处的电脑资源获得充分的在线利用。按照今天的价值来折算的话，当时“每个团体每年得到1000万美元，致力于长期的基础研究，这些成为推动计算机技术进步的主要力量”。闻名遐迩的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就是由阿帕资助的，它的前身为“多路存取计算机”项目。
首批加入阿帕研究计划的大学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麻省理工学院是最卓越的理工类学院，是19世纪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二战”结束以后，联邦政府为研制新式武器，向这个东北部的学院注入了数额巨大的研究开发基金，建立了若干大学企业研究发展中心。斯坦福大学是电子学的“后起之秀”，著名的“硅谷”是以这里为中心的一块生机勃勃的科技园。直到20世纪50年代，电子学的领导中心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然而，到了70年代早期，动态的产业结构和大批创新公司的持续发展，使得硅谷稳稳地坐在世界微电子中心的位置上。
最初的主机间传播协议由密歇根大学承担，它包括字符和部件传输、错误检测和转发、计算机和使用者识别等规定；“接口信息处理器”的基础研究由“斯坦福研究所”（SRI）进行，它为此曾经几易其稿，在完成以后，由博尔特·贝拉尼克和纽曼公司赢得了生产“信息接口处理器”之间子网络的合同；麻省理工学院就承担多路存取计算机（MAC）计划的工作，1974年，该计划被更名为计算机科学实验室，正是这个实验室，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为举世闻名的万维网大本营。
阿帕网所连接的第一批节点有四个，它们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网络测试中心；斯坦福研究所的网络信息中心；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互动数学系统；犹他大学的图形学（隐线移去）系统。曾任阿帕“网络工作小组”主任的史蒂夫·克劳克（Steve Crocker）解释了之所以选择这四所独具特色的大学研究机构的原因：它们都“曾是阿帕计算机科学研究的承包者，更重要的是人们信赖这些研究组织能够带来一些革新性的东西”。言下之意，这些大学与阿帕有着比较稳固的合作关系，而且，阿帕更加看中它们的创新力。
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分布式结构网络大量扩展的时期，又是少数军事基地和将近20所大学被连接到阿帕网，由此带来的是对于阿帕网的需求日益增长，从而促使阿帕开始认真思考连接不同网络、实现战略转型的问题。
1985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开始投资建设NSFNET，将分别设在普林斯顿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伊利诺伊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5个超级计算机中心联结起来。这是精英大学的结合，也是高新技术力量的联盟，它随后的传播扩散路线是：8个地区性计算机网络——所有接受国家科学基金资助的大学——其他科研、教育机构——商业网络、普通的个人电脑，等等。
早在1965年，《美国科学》杂志在总结自冷战开始以来国防课题进入大学的情况时就尖锐地指出，“处理人机界面关系的人类工程的新科学加快了学术界中有利于项目合同与研究资助挂钩的心理。研究机构一开始就组织由国防部和私人基金会提议的关于观察全球阴影地区的项目，使得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进入国防部的轨道……随着丰富的项目资金覆盖教育的每个领域，大学被引导开始收容一种新型的雇佣兵，惟利是图的科学雇工和披上博士头衔的奖学金学生，他们受聘于进行回应合同条款的研究。”法国学者马特拉在引用这段话的同时，提出美国的各种大学社区对于这类研究的态度远不是一致的，而且有许多研究人员拒绝接受这份“天赐的礼物”。言下之意，大学中存在着“雇佣兵”和“非雇佣兵”的差异，社会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都无例外，在受国防部高级计划研究署（阿帕）青睐的“精英科学的大学”中尤为明显。
曾在芝加哥大学受教于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的伊锡尔·德索拉·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是欣然接受“天赐礼物”的典型例子。他在传播学中屡屡被提及的原因多半是因为他60年代在施拉姆的领导下，进行了有关电视媒介的社会影响的研究。就是这个伊锡尔·德索拉·普尔曾经担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属于美国政府和军事结构在大学中的重要“雇佣军”之列，也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进入国防部运行轨道的典型。他参加过1960年肯尼迪的竞选班子，策划模拟美国总统竞选模式。“这个80年代因为捍卫温和的新自由主义而出人头地的大学教授，在决定性的1965—1969年期间担任负责监督和评估在研究和‘国家安全’的需要之间的联盟的后果的特别委员会的成员，是他的同事当中惟一任此职的一人。”
就更确切的意义而言，与大学的合作意味着利用大学的研究氛围、研究条件和作为研究机构的实体，这也就能够解释阿帕之所以大多选择研究型大学为自己的合作伙伴的问题。麻省理工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等，被特别列入所依靠的主要对象之中。
大学的研究机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样的作用体现在阿帕网的产生过程中，也体现在阿帕网向因特网的过渡过程中。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实验室、林肯实验室、伊利诺伊大学国家超级电脑应用中心等一大批学院研究机构发挥了作用，这样的作用既有长期积累的意义，也有在关键时刻推动质的变化、推动革命性的变革的意义。
麻省理工学院的林肯实验室是由美国联邦政府主办的一个研究机构，方向在于研究和发展先进的电子技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电子学的领导中心，世界上最早的高速数字电子计算机Whirlwind就诞生在这里。从林肯实验室中衍生的企业有几十家，其本身也是一个创造巨大销售额的机构。“阿帕网之父”塞夫曾在这个实验室工作，也正是在这里，他有了进行网络研究的最初经历。另一个例子是：1983年以后，正是由于阿帕的资助，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使TCP/IP与UNIX（一种多用户多任务的操作系统。——见《英汉多媒体技术词汇》）兼容，从而使TCP/IP的广泛使用、电脑之间的真正沟通、网络上高速传输的封包资料的编码和解码等功能成为现实。
大学参与因特网的开发与研制，其内在意义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在因特网的发展普及过程中，在它从军用走向民用的过程中，大学的中介作用和推动作用不可忽视。或许可以说，是大学帮助美国因特网达到今天的程度，使其在世界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而对于大学网络研究的资助最初就主要来自阿帕这一军事机构，后者将军事和科学环境下的技术需要确定为研究者的方案和目标。
如今，美国的网络高等教育四通八达，就招生规模而言，美国有44%的高等学校向全社会提供各种远程教育，接受远程高等教育的学生约占全日制学生的32%，另有21%的高等学校计划在3年内开展远程教育；就教学形式而言，学位学历教育是美国远程教育的主要形式，160多万名远程教育注册学生中，有130多万名学生攻读学历或学位课程，其中研究生为28万；就课程覆盖面而言，美国网上开设的课程达到4.9万门，基本覆盖了美国高等学校的各个学科和专业。
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美国的网络教育之所以如此发达，在本源上就归因于研制阿帕网时期阿帕和大学之间的合作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关系的存在，所以比起任何其他国家来，美国的大学网络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观念形态以及制度配套方面，都经历了更长的准备时期。因特网最初的诞生地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那样的高等学府，在走向民用和商务之前，它有十几年专属于教育和科研的领域，高等院校先于其他行业和普通民众，在参与研制、改进因特网的过程中，已经与这个新的传播方式有了相当长的一段适应期和“磨合”期。因此，当90年代中，因特网完成了从科研教育向商业和民众的转变后，美国的大学凭借其雄厚的基础和实力，比较便利地成为远程教育的重要承担者，并在新时期进一步推动了网络大众化和个性化的进程。
除大学之外，一些著名的研究机构也参与进来，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既是阿帕的合作者，也是得到政府和军方资助的大学的合作者。包括由全录公司（Xerox）资助成立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贝尔实验室，兰德公司和BBN（博尔特·贝拉尼克和纽曼公司）等。其中，贝尔实验室被誉为“电子学发现的重镇”，是第一个晶体管的发明地，它实际上还“扮演着国家实验室的角色”；兰德公司则是一家主要由政府资助的非赢利性研究发展组织，60年代左右侧重于和冷战相关的军事课题开发项目。
1968年7月底，围绕着“接口信息处理器”（the Interface Message Processor，简称IMP）网络的报价请求，有140份文件寄给了潜在的竞标人手中。随后有来自51家公司的100人参加了竞标会，博尔特·贝拉尼克和纽曼公司就是通过这个程序，赢得了生产“接口信息处理器”之间的子网络的合同。
20世纪60～70年代，一批杰出的人物往返于各种研究机构之间，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不同的侧面汇入到阿帕的网络研制计划之中，为网络的设计和发展提供关键性的思想，进行关键性的研究，铺垫关键性的阶段。其中有几个特别重要、特别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人物，为了本书的讨论主题，也需要对之进行比较详细的评介。
（1）保罗·巴兰（Paul Baran）
他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电子工程，1959年开始在兰德公司数学部计算机科学处工作。在阿帕网诞生之前，也就是在1960—1964年间，他因为两个思想的提出而在阿帕网的发展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第一是建立一个分布式网络（distributed network）的思想；第二是关于数据传输的技术思想——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信息包交换（packet swicthing）的思想，它植根于信息在被传递之前便将之予以分块的想法。
巴兰的思想是在冷战的特殊环境下形成的，在这个时期，作为兰德公司的一名研究人员，他开始关注通信网络在核武器进攻中继续发挥功能的问题。当时，美国和前苏联都建立了一触即发的核武器发射系统，如果战略武器命令和控制系统能够更有存活力的话，那么就可以更便利地予以反击，并继续发挥作用。但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容易实现的思想，因为远距离的通信网络还是一个非常易受攻击的对象，还无法在核进攻中幸免于难。
1962年，兰德公司发表了一份由保罗·巴兰撰写的报告，名为《论分布式通信网络》，它是许多同类主题论文中的第一篇。这份报告提出建立无中心控制的通信网络的设想，在那里，当若干节点被摧毁以后，幸存的节点能够彼此重新建立通信联系。报告还提出建立全国范围内的、用来传输计算机数据的公共系统，而其方法便是采用“信息包交换”来构造一个“存储转发”网络。在当时，这份报告的某些部分是保密的，而其他部分也只是在小范围内得到传播。尽管如此，它在相当程度上为阿帕即将进行的阿帕网研究计划奠定了基础。巴兰对于网络的早期研制者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他们采纳了分布式网络和信息包交换的思想，而巴兰本人也成为阿帕网计划的一个非正式的咨询顾问。
（2）J。 C。R。利克利德（J。C。R。Licklider）
他有工程学背景，也是一个行为心理学家。作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心理学家和终身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心理声学，并对计算机极感兴趣。1962年，利克利德受命担任“命令与控制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在此之前，他为马萨诸塞坎布里奇的博尔特·贝拉尼克和纽曼公司工作。来到阿帕以后，他将自己所工作的办公室更名为“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以反映他在行为方向上所带来的新变化，即对业已存在和正在进行的研究方向做一彻底改进。
在互联网的发展历史中，利克利德是确定互联网络理念的人，这也是他之所以特别重要的原因之一。“他把办公室更名为‘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IPTO），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改变，但鲜明地揭示出利克莱（利）德与原计划要求不同而对今天的信息传播新时代至关重要的思想，那就是：电脑应成为促进人们更好地进行交流的中介，而单独的电脑只能算是储存和运算的工具，只有建成网络，互通有无的电脑才能最充分地进行交流和获取信息。”作为一个有着行为心理学学科背景的人，他看到了网络帮助人们进行传播和交流信息的功能，这样的功能超出了单独的计算机仅仅被用于储存和计算的工具的理念。
利克利德通过军事合约了解到巴兰的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将新的思想灌输进去。他特别侧重的问题是：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如何能够用来帮助人们传播，如何能够帮助人们进行思维。他曾与他的继任者罗伯特·泰勒一起写道：“几年以后，相比于面对面的传播，人们将能够通过机器达到更加有效的传播。”
1964年，利克利德离开阿帕，继续为博尔特·贝拉尼克和纽曼公司工作，1968年回到麻省理工学院。1973年，他再次作为“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主任，为阿帕又工作了两年。他在阿帕担任要职的时间都不长，但却是网络传播发展的关键时刻。在因特网的发展史上，他关于普遍网络的思想对后继者们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并为阿帕网的实现提供了初始的思想动力。
（3）拉里·罗伯茨（Larry Roberts）
他是一位计算机科学家，曾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林肯实验室工作，具有管理经验和网络工作经验。他于1966年成为利克利德职位上的接任者，也是后者思想上的贯彻人，他和另一位继任者罗伯特·泰勒一样，继续支持和鼓励利克利德的计算机联网方面的研究和计划。阿帕网正式诞生在他主持有关工作的期间，他领导了创造阿帕网的科学和技术人员的队伍，也是阿帕网的主要设计师，在此意义上，他被称为“阿帕网之父”。
罗伯茨在阿帕开始工作的时候，也毫无例外地受到巴兰思想的影响。但他与其说要设计一个直接用于战争的网络，不如说是要促进阿帕的研究者们之间的联系，使得他们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远程数据处理资源。他注意到“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的研究项目在需要更多计算机数据的同时，也存在着资源浪费的现象，因此认为阿帕应该把它所资助的研究机构的计算机连接在一起。他把网络看成是计算机科学家发展合作的一种方式。“在学科专业领域里，它可能促成一个允许地理上分散的人能够在一个系统中卓有成效合作的天才‘急需的群体’。”1967年当罗伯茨在阿帕组织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他的计划时，响应和支持的人还不多，研究者们发现了不少困难，也害怕自己或小团体的利益受到损害。但几年以后，他的设想就变成了现实。如同罗伯特所回忆的那样：“虽然他们从心底下都知道这是一个好主意，并从哲学的层面上愿意支持它，但是出于实际的考虑……每一个有自己机器的人都想（继续）拥有自己的机器。接触阿帕网工作没几年以后，他们就狂热不已，参与研究，联合发表论文，做着其他过去绝不可能做的事情。”可以说，罗伯茨的计划是一个典型的看上去不可行的、怪诞的想法但最终却获得成功的例子。
（4）文顿·塞夫（Vinton Cerf）
与罗伯茨的“阿帕网之父”的称号相对应的是，他被称为“因特网之父”，这个称号与因特网的基础要件——TCP/IP——是连在一起的，这也是让所有网络能够彼此对话的原型。塞夫曾在斯坦福大学学习数学，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计算机。1976—1982年，塞夫在美国国防部的阿帕机构从事计算机研究工作，并在1974年与罗伯特·科恩（Robert Kakn）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用一种能够利用长号码到许多不同网址寻址的方法设计了因特网的基本框架。此后，塞夫花费了6年的时间，往返于斯坦福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等地之间，进行从主机到主机（host-host）的传输控制协定（TCP），以及网络之间的协定（IP）的研究工作。从1980年起，TCP/IP成为美国电脑通信标准，又经过更多的技术改造，最终被接受为普遍的电脑通信协定的共同标准。
在这个过程中，塞夫一直领导着一个从事网络研究的集团，直到1982年他离开阿帕，加盟微波通信公司（MCI）。当时的因特网的规模还很小，只有几十个网络和几百台计算机，但是革命性的发展思想已经孕育其中了。
在引导因特网、研制与因特网有关的数据包以及安全技术方面，塞夫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他的研究成果开始，意味着所有加入因特网的电脑都有了一个可以彼此联系的“地址”，意味着数据的传输有了一定的规则。他所研究的通信协议，促成了因特网的诞生，并至今仍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的使用。1997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向塞夫及其合作者罗伯特·柯恩授予美国国家科学奖章，以表彰他们在建立和发展因特网方面的杰出贡献。
塞夫本人90年代末担任“因特网协会”主席，他对因特网的发展做出了这样的预言：“今天你可以经由一个电路交换取得一个邮包交换，明天你可以经由一个封包交换取得一个电路交换。”从另外一个角度，塞夫断言：“在下个10年的后半期，大约从2005—2010年，会有一个新的（技术性）驱动力：数十亿个设备会连上互联网。”今天，世界各国正以光纤和数码传输为基础，对全球的电信基础设施进行更新，由此来带动计算机传输能力和速度的提高，它们正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着塞夫的预言。
阿帕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电脑科学家、电子工程学家、数学家等。以上这几个人在阿帕的网络研制计划中举足轻重，他们的思想和结果又是与许多其他杰出人物的努力须臾不可分的，他们彼此之间也是一个互相影响的链条。例如，塞夫的研究就既离不开当时的通信协定和封包通信技术的研究成果，还受到欧洲的一些研究团体——如参与塞克雷（Cyclades）计划的法国研究人员——的启发；从利克利德直到阿帕网诞生期的罗伯茨，一直贯穿着渴望促进人类传播的人文追求；而巴兰的数据传输的基本思想是“信息块”，其含义是指：每一个信息块可以被分别送出，到达目的地时它们又可结合成一个整体。另有一个名为唐纳德·戴维斯（Donald Davies）的英国人也独自设计了一个十分类似的系统，但是将“信息块”称为“信息包”，最终被网络世界所采纳的概念正是戴维斯的“信息包”，而不是巴兰的“信息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