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了冷战的大背景对于网络传播的催生和孕育作用之后，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将注意力集中于“阿帕”这一特殊的创新机构，看一看对于阿帕网的成功来说，进而对于因特网的发展来说，“阿帕”的政策鼓励、资金支持和管理风格有着怎样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又是如何决定、制约或影响网络传播的发展方向的。
阿帕（ARPA）是高级研究计划署（Th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的简称，隶属于美国国防部。1957年，在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提议下，这个机构得以成立，它的主要任务是为军队寻求最新的科学与技术，美国国会及时通过议案，在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
鉴于网络的快速发展和普及，鉴于网络文化的形成和影响，有关“阿帕”创新机构的贡献，我们除了笼统的认可和肯定以外，还需要对以下问题进行系统的讨论：阿帕的工作与当时相关科学技术成果的联系，它对于网络技术未来发展方向的促进作用，它的运作过程中深刻的文化意义和传播学内涵等。本章试图围绕这些方面作一些论述与分析，以便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具有启发性的思路。
阿帕网产生的大背景是冷战，尤其是美国和前苏联之间围绕核武器而开展的各种各样的军事竞赛；另一方面，作为其发源地的阿帕本身所具有的研究性质、它的独特的研究方式和管理风格，也帮助了网络传播最终具有了超出单纯军事领域的一般意义。
纯粹的研究气氛笼罩着阿帕和阿帕网的整个历史。高级计划研究署在成立之初就偏重于研究，因此不仅仅以诸如计算机网络等某个确定的军事产品为方向。从总的方面来说，阿帕的任务是：如何通过命令与控制研究（Command and Control Research，简称CCR）来使用它在计算机领域的投资，而这样的研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又与通信网络特别联系在一起。
美国政府在冷战的高峰期，一方面频繁使用核威胁追求政治目的，另一方面为避免集中命令式的控制系统极易遭到的破坏，优先考虑改善通信设施。著名的军事智囊团兰德公司提出了有关阿帕网的最初设想：建立一个分布式冗余的计算机网络，使所有的消息拆分为一个个分组并可以通过协议发送，所以，即便发生了核战争，也总是可以找到最保险的信息通道，将命令等信息的发送地和目的地连接起来。具体地说，1960年到1964年，美籍波兰人保罗·巴兰（Paul Baran）在为受政府资助的兰德公司工作期间，提出了设计不易被核弹攻击摧毁的通信系统的想法，这也就是阿帕关于命令与控制研究方向的最早思想起源。
为了保证这样的思想能够得到贯彻和实现，设计者们避免了军事历史上习惯采用的将基层和总部相连的中心控制模式，而仿照邮政系统的做法，采取了“无头”分配的网络进入模式。在这个模式里，信息的传播总是在信源和目的地之间进行。这个网络的最大特点就是无中心，当多个节点被摧毁的情况发生时，信息仍能通过剩余的节点进行流动。
之所以优先考虑改善通讯设施，是因为它对军队的命令的传达十分重要。在这个意义上，阿帕的计算机联网工作相当程度上是以贝尔实验室的早期工作为基础的。后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美国军队进行了2000项研究计划，范围从发展雷达、声呐、火箭炮、轰炸瞄准器、高射炮控制系统和音响鱼雷，到与无线电、电传打字机、电报机和电话系统中的信息保密有关的密码工作。在那些岁月中，贝尔实验室的2700名工程人员中约有2000名承担了军事项目。”作为这个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信息论之父克劳德·香农就是在战争时期从事密码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信息论。如他自己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贝尔实验室从事保密系统的工作。我所进行的是传播系统的工作，并被指派到某些委员会研究密码技术。大约从1941年起，传播的数学理论和密码术这两方面的工作齐头并进。我就这两者一起从事研究，关于一方有些想法，同时进行另一方的工作。我不能说一个先于另一个，它们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不可能将之分开。”可以说，香农在贝尔实验室所进行的密码学工作与他的信息传播工作齐头并进，为后来信息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自此以后，信息和通信、信息技术和军事领域的联系就一直保留了下来，并且在阿帕支持网络的研制工作中得到了明确的综合性尝试：计算机的能力不再限于局部的和定点的使用，而是要找到进入通信领域的方法；反过来说，只有长途通信的扩展，才能允许不同地点的计算机进入四通八达的信息网络。当代计算机产业和通信媒体的融合趋势，可以说大致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的。
当计算机分时技术取得一定的成果之后，让许多人共享资源成为新的需要，这也推动了计算机网络传播的成功发展。“分时技术最初是作为从庞大而又昂贵的大型机获取更大收益的一种方法而出现的。它以循环方式在约30个人中间经济地转接计算机的注意。这些人都坐在各自的终端旁。终端起先是一架破旧的打字机，大小如同一张小书桌，后来是带屏幕的实际终端，外形像今天的个人电脑。这种计算机应当非常快捷，让每个使用者都感到，他受到该机器的完全注意，犹如受到侍应几个餐桌的伶俐而又殷勤的招待员所提供的那种服务。”当然，与今天的个人电脑相比，那时的所谓“联机显示终端”有一个本质的区别——没有智能。“它们只有显示器屏和键盘，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只有隐藏在公司数据中心的中央‘大脑’才有计算能力。终端仅仅是一个输入和输出装置。”终端的革命性作用是改变了计算机的使用方法，即可被用于实时输入和随时查阅信息的目的，它能够与事件的发生同步进行，做到“此时此地”。
分时技术的成功加重了阿帕的财政负担，因为在它资助下的每个研究团体都要求拥有自己的更多、更大型的昂贵计算机。阿帕试图让这些团体共用远程计算机，以便充分利用其资金。阿帕网的发展计划名为“资源共享计算机网络”（Resource Sharing Computer Networks），它于1968年6月3日提交，当月21日就得到阿帕署长的批准。
成立阿帕的时候，计算机网络的完整概念尚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但美国军队和国防部已经意识到可检索、可查询的大型数据库的指挥中心的重要性，因此各自建立了许多彼此分离的数据库，并要求自己拥有更多、更大型的昂贵计算机。阿帕网的创立除了服务于减少集中站点易受攻击的危险的目的之外，还在于让它所资助的团体共用远程计算机，以便充分利用资金，实行资源共享。
网络研制初期，阿帕就面临了两个最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它们都与资源共享的目的有关。一是建立一个“子网络”（subnetwork），它由电话线路和转换节点组成，其可靠性、延迟性（delay characteristics）、容量和代价有助于网络计算机的资源共享；二是理解、设计和完善每一台联网计算机操作系统中的协议和过程，以便允许这些计算机在共享资源时使用新的子网络。当然，导致阿帕网出现的真正利用远程计算机的目标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仅就寻找电脑通信协定的共同标准（TCP/IP）来说，就花费了研究者若干年的时间，但伴随着阿帕网的诞生，资源共享在军用网络系统内部分地成为现实：在这里，每台电脑都有自己的名字（即地址），它们共同分享服务器上的信息资源；后来这个网络向与美国国防部合作的研究中心开放，科学家们为了自己的沟通目的和研究目的而使用它。
阿帕网的原型由博尔特·贝拉尼克和纽曼公司（Bolt Beranek＆Newman，简称BBN）建造，这个公司位于马萨诸塞的坎布里奇，事后它与阿帕联合出版了《阿帕网完成报告》（The APPANET Completion Report），按照这份报告的观点，上述“发展计划”是一份非常有趣的文件，它的陈述目标是：发展互联计算机的经验，通过资源共享，改进和增加计算机研究的生长能力。因此，一方面是科学，另一方面是特殊军事环境下的技术需求，两者共同成为支持阿帕网发展计划目标的正当理由。
与当时大规模的高科技浪潮相呼应，阿帕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尝试，“其中一部分改变了科技史，并且引领了信息时代的到来”，这个评价恰如其分，阿帕当之无愧。今天，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阿帕，是通过从因特网向阿帕网发展链条的回溯，也是鉴于因特网对现代人类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实际上即便如此，也还不足以对于阿帕这一创新机构的历史作用做出全面的评价：在整体上，它与科技革命、与一个时代——信息时代——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阿帕的研究气氛与网络传播的关系，又一次说明联邦政府的支持在高科技产业，尤其是在计算机产业的发展过程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50年代和60年代，乃至70年代，电子产业的巨大进步是与军事合约、太空计划联系在一起的。不论是东北部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依托的尖端军事技术的研究中心，还是在硅谷这块不过一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新涌现的创新公司，都是如此。前者战后从事雷达、导弹制导及导航系统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的是：70年代，小型计算机的高速发展曾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马萨诸塞奇迹”；后者的主导产品在60年代是半导体，70年代是处理器，80年代是软件，90年代则是因特网。在美国，“……军事合约与国防部的技术研发在20世纪40～7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形成阶段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国防部先进计划研究署（即阿帕）是相当杰出的创新单位，它在美国扮演的角色与通产省在日本技术发展史里发挥的作用差不多，包括互联网的设计与最初的资金来源。”此处提到的日本的通产省的前身是军需省，那里也是日本军事产业的核心。作为一个极具创造力的军事机构，美国的阿帕曾发挥过这样类似的核心作用。
除了日本以外，英国和法国大部分的电子产业也有类似情形，直到80年代都集中于电信与国防工业，国家则支持科研人员推行一系列科学技术研究，以期赶上国际竞争，即便是亏损也在所不惜。相比之下，前苏联虽然曾凭借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也曾在1957年就建立了新西伯利亚科学城，1961年又建立了生物科学城，然而在总体上，它却未能建立合理的现代经济结构，它的失败相当程度上在于其“超级工业”无法转化为信息化的范式，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它相对孤立于国际经济体系之外，这样的处境使之无法达到追求自身增长的目的。
“二战”以后，美国在高科技方面逐渐获得了绝对的领先地位，这与政府和军事机构的支持不可分离。一段时期，国家航空业、宇航局和核武器与五角大楼预算之间的联系显得更加突出，最重要的计算机发展经费也由军方提供。与阿帕的“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同样有影响的军方投资机构还有不少，例如设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股份公司，它是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的成员为首发起的；在巨额国防开支的资助下，一些著名的实验室也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等地成立，包括放射实验室、测试设备实验室和林肯实验室。它们从事尖端军事技术研究，带动了这个高等学府及其周边的地区成为高技术产业的温床，其中有些机构后来成为阿帕研制网络传播技术的合作伙伴。
将网络传播的概念和思想发展成现实，这仅仅是阿帕众多研究策略中的一项，尽管那许许多多的策略都是相互交融，共生共长的。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前主任德图佐斯曾经说过：“阿帕对新的信息世界的贡献令人叹为观止。我们可以把计算机科学和技术方面的重大革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归功于它的投资。这些创新包括分时技术、计算机网络、里程碑式的程序语言如Lisp语言、操作系统如Mul-tics系统（它导致UNIX操作系统）、虚拟存储器、计算机安全系统、平行计算机系统、分布式计算机系统、能听懂人类语言的计算机、视觉系统和人工智能（旨在用机器理解和模拟人类智能）。”这样一个机构在计算机科学和技术方面竟做出了如此之大的贡献，其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或是主持，或是资助，或是实际参与，或是组织立项攻关，等等，它们都围绕着信息技术，并且代表着信息技术的最新方向。可以说，阿帕这一杰出的创新机构，通过在美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不可避免地对当代世界的走向产生了富有意义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