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档案
姓名：林长民
字：孟宗
号：双栝庐主人
籍贯：福建闽侯（今福州）
生卒：1876年～1925年11月24日
所属派别：宪政派
专项特长：依法治国
最相似的古人：庞统
主公：袁世凯、徐世昌、黎元洪、段祺瑞、郭松龄
人生信条：当为治世之能臣
最得意的事：
一篇文章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
几乎构建了北洋政府最为完善的法制体系；
女儿是林微因，女婿是梁思成。
最不地道的事：
将政府的不轨行为捅给媒体
最失败的事：
答应为郭松龄充当幕僚
综合评述：
本是才子，却做了政客。试图把自己所学所得一一实践于中国政治，宁愿委屈自己跟不同的当权派合作。多次提倡建立《宪法》，在制宪过程中，甚至提出把劳工制度订入宪章，理念超前。曹锟贿选彻底破坏了其政治理想，无奈之下投靠小军阀郭松龄，期望能先“依法治省”，进而“治国”，书生看不透时局，可惜。
一把火烧燃“五四”
1918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国联”筹备在法国巴黎召开善后会议，主旨无非是“严惩德国与奥匈帝国，重新划分利益”，至于“维护和平、伸张正义”之说，纯属虚构。
一战时，中华民国也曾对德宣战，虽没直接出兵，却输出几十万劳工在欧洲挖战壕背弹药，其中甄子丹饰演的“精武英雄陈真”便是劳工中的佼佼者。按道理说，中国属于战胜国，应该可以收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德国强租胶州湾，还是大清那会儿的事情）。但巴黎和会上有个不怎么和谐的声音，小日本。日本在一战时出兵中国山东，将盘踞在青岛的德国军队赶跑，接下来就赖在那里不走，要接受德国佬曾经拥有的一切。
英美诸国为了避免刺激日本，打算牺牲中国。
消息传回国内，引得舆情沸腾，商界、学界、军界纷纷发出抗议，要求政府代表在巴黎和会上争取合法权益。北洋总统徐世昌满头是包，为了妥善解决外交事宜，特在总统府设立“外交委员会”，召集各路精英共商大计。
此“外交委员会”并不是政府的常设机构，成员也没有正规编制，完全是徐总统迫于形势，临时组件，性质等于“外交幕僚团”。即便徐总统煞费苦心，民间却不信政府，梁启超、蔡元培等名流另发起了“国民外交协会”，意欲选派几位草根代表、凑银子以普通“国民”的身份，到巴黎进行监督。
1919年1月，“巴黎和会”正式召开，民国外交总长陆徵祥、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祖六人带团到了法国。列强们为了自家利益吵了几个月，终于拿出了一个大概协议，谁都没有正视中国代表的诉求，反而同意日本接管山东。有部电影叫做《我的一九一九》，详细讲述了整件事情的经过。
中国代表在巴黎孤掌难鸣，于“和会”外围奔走、自费到法国的梁启超义愤填膺，通电国内媒体，4月25日，北京《晨报》披露：山东将不直接交还中国，而暂由英、法、美、意、日五国共管，以及日与英、法、意还有密约，后者将不反对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5月1日，该报又发表《山东问题之警报》，疾呼南北政府：国内若再无一致之精神以对外，则此次外交之失败，即足以亡国云。《晨报》针砭时弊，素来敢为天下先，其社论更是招招见血，此次的《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也不例外：
呜乎！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则胶洲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此文悲壮铿锵，效力不啻一枚重磅炸弹。彻底激发了北京工人、市民、学子的爱国热情，他们纷纷上街游行，对政府施压，拒绝代表签约。
该文的作者，便是大总统徐世昌的“高参”、“民间外交协会”骨干、梁启超的老友——林长民。
为了说服总统，林长民还写了一篇长稿分析实情，历陈万万不能签约，日本亡华之心不死，今天占据山东，明天就会觊觎河北！
可惜徐世昌手上无权，控制国会和内阁的皖系军阀段祺瑞素来亲日，正筹划向日本贷款，以购买武器镇压南方。在段的操作下，内阁另具密电，命外交总长陆徵祥、驻日公使章宗祥、交通部长曹汝霖绕开“政府代表团”，“私下”签约。陆、章、曹三人领命后，“有条件”地接受了一些条款。
政府无能，则国民不幸，“国民外交协会”两大支柱——梁启超和林长民可谓呕心沥血为国争权，梁启超在巴黎苦心呼吁，林长民在国内严密监视。内阁秘密指派陆徵祥签约一事很快被林长民获悉，他立马将此事捅给媒体——林长民一时激愤，没通报大总统徐世昌，历史也就在这里突然转身：无产阶级登上舞台，“五四运动”爆发了。北京三千多名爱国学生得知陆徵祥、章宗祥、曹汝霖三个“卖国贼”还敢回来，浩浩荡荡烧了曹的住宅，痛殴章宗祥。
提到“五四”，后世一般归功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五四精神”发轫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没错。但此次运动爆发的导火索却因梁启超、林长民而起。倘若没有梁启超掀起“平民外交”，没有林长民的这把火，“五四”也许就不会成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名词，变成“五二零”运动也说不准。
待五四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政府已经不能控制局面，总统徐世昌却饱受责难。
徐十分难堪，责备林长民：“你看，都是你闹起来的！你怎么当参谋的，我请你可是来帮忙，不是添乱啊！”
北洋亲日派也煽风点火，在报纸上大放阙词：“这回北京市民的公愤，全是外交协会林长民等煽动起来的”（《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1918年5月《每周评论》21号）。日本的驻华大使也声称：外交委员会委员、干事长林长民君，五月二日《晨报》、《国民公报》等特揭署名之警告文，内有“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等语，似有故意煽动之嫌。此事与五月四日北京大学生酿成纵火伤人暴动之事，本公使之深以为遗憾者……尔来北京散布之传单，多以“胶州亡矣！山东亡矣！”为题，传播各省，煽动实行排斥日货。
内外夹击之下，徐世昌保不了“高参”林长民，只得安排他去欧洲任“国联”闲差。政治上受到排挤，林长民在欧洲呆得百无聊赖，便以练字打发时日。
这林长民何许人？为何北洋对他又爱又恨，请他出面参政，捅了篓子也不追究责任；为何学界对他推崇备至，旧派鸿儒梁启超，新学干将胡适，均以结交他为荣？如果说起他的女儿，也许稍微有点文学爱好的人都知道——那就是一代才女林徽因。
多年以后，林长民还记得：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春天，他还没有减去长发，不经意的点了一把火，烧燃了整个大中华。
致力于宪政
林长民，字宗孟，籍福建闽县人，父亲是晚清进士。他小时候在闽县林氏家塾中读书，执教的便是闽中名士林纾（擅长用文言文翻译外国民著，代表作是《黑奴吁天录》，即《汤姆叔叔的小屋》）。林纾学贯中西，林长民深受熏染。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林长民考中秀才，可他对做官没啥兴趣，一心想着留洋，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他特意聘请两位外国老师教洋文。光绪三十年（1904年）6月，林长民到杭州东文学校求学，全家搬到杭州，这年她的女儿林徽因出生。两年后，他便赴日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经科。
在日本留学时，林长民对“宪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救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立宪”。其堂弟林尹民、林觉民（写《与妻书》的黄花岗烈士）参加同盟会，拉他干革命，他颇不以为然，觉得“激进之革命，会使中国更为动荡”。
由于家境殷实，林长民交游便无所顾忌，其同学回忆“凡读书交友之费，悉听其用不少吝，一时同学多受其周济。当日中国学生有持物向日人典质者，苟得林名帖一纸为介，其典价必较寻常为高，盖主人知林素慷慨，即质者无力，林亦必代取偿。”谁要是没钱了，拿林长民的名片去当铺就能换银子，因为开当铺的日本人都知道这林长民有钱，会主动来赎。林长民旧学功底深厚，英语日文流畅，加上性情豁达，故而朋友广阔，立宪派梁启超、杨度，革命党黄兴、宋教仁，连日本政客犬养毅、尾崎行雄亦是往来频繁。
有人问林长民“你与同盟会政见不和，怎与黄兴、宋教仁关系密切啊？”他回答道：“凡政治家首贵器度恢宏，黄、宋皆当世美材，岂可以政治主张不同，遂并私交而废之？且现今国中局势瞬息万变，安保两派无殊途同归之一日，则维系私交，预留他日彼此沟通折冲之地步，未始非切要之图。”未来局势并不明确，现在多交朋友，将来好办事吧。
宣统元年（1909年），林长民从日本留学回国，清廷欲将其调任中枢，特授以“翰林进士”，林婉言谢绝，回乡造福桑梓。
林在留学界颇负盛名，返闽后官绅争相延纳。适时清廷挂出“预备立宪”招牌，各省成立“咨议局”，林长民被推举为“议绅”，同秘书、幕僚差不多，兼任官立法政学堂教务长。
在官方开办的政治学院里，林长民致力普及“法治”、“人权”，学生醉心向往，旧官僚则坐立不安。福建省法政学堂监督（大学书记）郑锡光逐渐对林不满，后来干脆将其免职。咨议局议员闻讯大哗，力主“倒郑”。
林长民却相当豁达，告各界书自称“危言谠论，动惊长老；蹇性窈思，难以谐俗”，意思咱想法比较多，不喜欢拍天朝马屁，呆不下去了，并不怨天尤人。随后，林长民与老朋友们集资办了个“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招纳有识之士入学，自诩为“与旧势力奋斗”。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接着孙中山在南京筹备建立临时政府，林长民作为福建代表赴南京参加临时约法会议。他刚在南京下火车，就听见枪响，也不知道行刺者何人，幸亏他早年练过功夫，迅速扑倒在地，才幸免遇难。有资料认为此次暗杀事件是同盟会激进者所为，“盖同盟会人以林夙主立宪，恐其与中山先生接近，欲杀之以绝后患也。”林长民主张立宪，同盟会向往革命，也不是没可能行刺。
等到南北谈判成功，清室退位，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林长民当选第一届众议院议员，兼总统府秘书长一职，相当于做了袁世凯的私人幕僚。袁世凯之所以看重林长民，是因为袁不怎么懂“政党政治”，他期望借林之长，对付国民党。
国民党是由同盟会等五大党派改组而成，人数众多，俨然是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其政治纲领比较激进，主张“成立责任内阁，限制总统”。其他如江苏都督程德全组建的统一党、林长民发起的民主党、梁启超创造的共和党则谋求与当权者合作，“期导入于宪政正轨”，为了争取发言权跟国民党争选票，统一、民主、共和三党，也合并成为“进步党”。
后世提到“进步党”，总认为是袁世凯的政治附庸，很难说不是冤枉了林长民、梁启超等人。
民国初建，思想界一片混乱，所谓“民主”“共和”之高深理念，在很大程度上连提倡自己都不甚明了，刚从封建王朝爬过来的北洋军爷们根本不理这一套。江苏都督程德全说过“所谓政党，都是达官贵人、留洋精英们在吵，无任何意义。”袁世凯也对黄兴表示“我入甲党，乙党不满意，入乙党，甲党不高兴。如果你们一定要实现政党政治，我让内阁全部加入国民党不就行了？”适时内阁主要部门均受控于北洋系，袁世凯一句话就能实现“政党政治”，未免也太儿戏。
其实无论是国民党还是进步党，终极目的是“宪政治国”“法比权大”，无意臧否二者，历史也很绝情：国民党因狂飙突进，引起北洋极大惶恐，后因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遇刺，被迫与袁翻脸，打响二次革命；进步党努力折冲，摇摇晃晃维系着法律尊严，可被北洋军阀们一次次利用……真应了那句话“资产阶级不能救中国。”也许中国人骨子里就精于破坏，而不擅长建设。
言归正传，宪政先驱们当年可是满怀激情。
林长民在袁世凯麾下先后任政事堂参议、参政院代理秘书长、国务院参议等职，属于总统府的“政治顾问”、“法学幕僚”，他兢兢业业草拟各种法律条文上呈国会，耐心跟袁世凯解释为何要立法、立法后如何实施等等……
如此勤勉做事，却有人讽刺其“急功近利”，认为林长民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才如此效忠袁世凯，一向刻薄的鲁迅先生就说林长民越来越像“政客”。如果林长民正想升官发财的话，在福建有那么好的机会，就不会错过！
林长民自负才华，与袁世凯合作时却屡屡受挫：林认为一切应有章法，袁却是一介武夫。袁之欲望递增，而林之束缚递减。袁很在乎权力，他不管林长民这“顾问”口中的“法律应该如何”，但若想分散他的大权，袁就不会同意；林性情敦厚，总以为“政党目的在取得政权，非万不得已，不宜自绝其发展之途”，故主观上往往“有为”之成分多，而“有不为”之成分少，尽量迁就着老袁。
如此一来，事情就越发畸形发展：袁世凯对权力的要价不断增高。林长民削足适屦，为了袁世凯不断改进法律，成了不是附庸的“附庸”！老袁要称帝，林也附和，他觉得英国有女皇、日本有天皇，宪政照样进行。即便袁世凯当了皇帝，只要他能遵守《宪法》，局势尚在控制之中。
袁世凯的皇帝梦彻底害死自己，袁一死，北洋陷入混乱。等段祺瑞赶走复辟的张勋，逼得总统黎元洪辞职，请冯国璋出山代任总统，中央方才稳定。
段祺瑞明白，对付国民党最好的办法还是利用进步党，“以党对党”，后者较为温和，容易控制。在段的大力提携下，林长民与梁启超、汤化龙、汪大燮诸人同时被邀请加入入阁，林掌司法，梁掌财政，汤掌内务。
进步党蛰伏多年，终于能一尝夙愿，梁启超、林长民更是携手鼎力推动“宪政运动”，期望“凭借旧势力来改良中国”，二人声名陡涨，连《甲寅周刊》的主编章士钊也撰文赞扬林长民：“长处在善于了解，万物万事，一落此君之眼，无不涣然。总而言之，人生之秘，吾阅人多矣，惟宗孟参得最透，故凡与宗孟计事，决不至搔不着痒，言情，尤无曲不到，真安琪儿也。”“安琪儿”，林长民成了天使的代名词。
只是“宪政”尚未见眉目，总理段祺瑞与总统冯国璋又闹起了不合，军阀们在乎的是如何切分利益，并不是“依法治国”。
眼见理想如水中的泡沫，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相继辞职，林的司法部长干了仅仅三个月，他治了一枚闲章“三月司寇”，聊以自娱。
冯国璋身体不好，受不了气干脆辞职了事，段祺瑞无奈，只得请出北洋大哥徐世昌当总统。
徐一上位，便大张旗鼓提出“偃武修文”，呼吁南北和谈。适时一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徐世昌为了招贤纳才，特意在总统府内设置“外交委员会”，聘汪大燮为委员长，林长民为事务主任，熊希龄、孙宝琦诸名流为委员，该“委员会”受总统府直接领导，虽然是“幕僚团”，权力在外交部之上。
梁启超不怎么相信政府，发起了“民间外交协会”，林长民也欣然参加。
巴黎和会很快引起连锁反应，段祺瑞授意可签约，林长民得知政府阴谋后，没通告总统，直接捅给媒体，并写了一份措辞激烈的“社论”，“五四运动”由此爆发。
日本大使被徐总统的小幕僚闹得相当烦躁，要求“严惩林氏”，林长民浑然无惧，上书总统徐世昌，一是请辞外交委员会职务，以免政府为难，二是要求与驻日大使对质，并郑重声明：势力侵凌，利权日失，空拥领土，所存几何？山东亡矣，国不国矣，长民尚欲日讨国民而告之也。若谓职任外交委员，便应结舌于外交失败之下，此何说也？小日本占我领土，欺我百姓，我既然身为“总统府外交顾问”，就有责任将真相公布于众！如果总统认为我做的不对，那就把日本大使叫来咱们当面理论！
徐世昌本是傀儡总统，哪里能将日本大使招来？林长民不服气，在《国民公报》发表《敬告日本人》一篇长文，敬告日本：
吾今敢正告日本人曰：吾国人之对君等实有不可讳言之痛矣。除极少数之人外，不论阶级高下、知识深浅、思想新旧，观察纵有异同，饮恨几于一致。经一度事变，便增一分怨毒，毋谓吾人爱国无持久性也。假令事变之生，继续不已，君等怙过，迄无悛心，相激相荡，终有不堪设想者。
翻译过来就是：日本你别太嚣张，中国人对你们恨了很久，如果继续欺负中国，迟早狠狠打你们一顿！
指导总统
徐世昌爱才，将在国内频频惹事的林长民调到“国联”。离开了风起云涌的舞台，林长民百无聊赖，以写作自娱。
1920年，林长民携带16岁的女儿林徽因到欧洲“考察”，在伦敦遇到徐志摩，二人一见如故。林徽因初见徐志摩，一句“叔叔”脱口而出。徐叔叔因此爱上了林妹妹，演绎了场惊天动地的凄美爱情故事。
如果林长民与徐志摩一样，写写诗歌做做散文，也许会成为文学大师，只是他念念不忘自己的“宪政”理想，即便当参谋、顾问、幕僚，也没关系，只要能让理想照进现实！国外的生活波澜不惊，国内却瞬息万变：直系曹锟、吴佩孚赶走段祺瑞，大张旗鼓要“恢复法统，恢复国会”，踢开“安福国会”选的总统徐世昌，迎接黎元洪补完任期。
得知国内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林长民迅速打点行装，从欧洲回国。好友蔡元培极力怂恿：“林兄，为何不投奔黎总统，效力民国呢？”
“总统会听我的建议么？”林长民略微有些疑问，自嘲似的笑笑：“从袁世凯到徐世昌，我做个两大总统的幕僚，不仅没能帮上忙，还添了不少乱。”
“这是说哪里话，要是他们坚持听你这位高参的意见，就不会落得如此下场了！”蔡元培安慰道：“再说，你也别低估自己，你哪里是幕僚啊，是军师！”
黎元洪听说林长民回国，也差人来请：“先生致力依法治国，身体力行，让黎某钦佩不已，期望先生担任总统府法律顾问，兼制宪委员会委员，此不仅仅是为黎某帮忙，更是为天下苍生服务；如果先生愿意参加内阁，黎某定然全力支持……”
既然大总统摆出求贤如渴的姿态，林长民便再次从政，他对内阁“总长”“司长”之类的职位不敢兴趣，答应就任“总统府顾问”和“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两个职位，主要负责“制宪”工作。
兜兜转转，林长民仍然是个小幕僚——幕僚的眼界都很远大，他们不在乎一官半职，也不在乎虚名浮利，只想通过辅助“明主”，实现“悬壶救世”之理念。西汉时期的张良、萧何是这样；三国时期的诸葛亮、郭嘉也是这样；明朝刘伯温、道衍和尚均如此。如果说林长民跟他们有区别的话，无非是林提出了“宪政”，而不局限于“明君”，好的制度能把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把好人变坏，林氏想得是构建一个“完善”的制度！
林长民每次参与中枢，总提出“依法治国”四字，北洋总统历经了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四届，《宪法》依旧遥遥无期，而今直系“恢复法统”，可谓时机难得。他要是只想当个小官衣食无忧，混入政府丝毫不难，偏偏他执着地当小幕僚。
在直系的枪口刀尖下，黎元洪依旧是个傀儡总统，无甚实权。黎总统很不甘心，询问林长民如何才能限制军阀们，林以两字对答“法律”。
“法律？所谓的法律真有这么神奇？”黎元洪不信。
“不是法律神奇，无规矩不成方圆。民国动乱这久，就是因为大家钻法律的空子！大总统稍安勿躁，我并不能为您在具体某件事情上出谋划策，但制定了宪法之后，便能解决所有问题！”林长民胸有成竹。
“要是军阀不遵守呢？”黎元洪担心地问道。
“还未构建？岂知他们不会遵守？自身正，就不怕歪风邪气！”林长民意志坚定，他知道黎元洪性格懦弱，如果不给他打气，黎总统很可能又软下去。
“唔……”黎元洪似懂非懂。
在大总统黎元洪的“亲切关怀”下，林长民踌躇满志推进着自己的工作，他试图将自己在欧洲考察的所学所得融入中国政治。制宪过程中，他甚至提出“把劳工制度订入宪章，维护平民利益，缓和社会矛盾”，可谓用心良苦——多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就感慨地说“北洋政府中也有好人，譬如林长民先生。”
如果一切按照预定计划，中华民国的民主进程绝对能前进一大步。只是直系头子曹锟就是想黎元洪做个过渡，自己当总统。既然黎元洪有军师，曹锟也找了位智商型的顾问吴景濂，曹的幕僚显然更务实些，通过收买议员、“订购”选票等商贩勾当，居然将曹锟推上了总统宝座。林长民的宏伟蓝图刚规划了一半，再次泡汤。
理想也贬值
直系闹出“贿选”丑闻，全国群起反对，张作霖和冯玉祥哥俩携手倒直，囚禁了总统曹锟，联合推举早就下台的段祺瑞重新上位。
张作霖与冯玉祥均出身军旅，对政治一窍不通，双方一合计，请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并邀南方孙中山先生“共同商议国事”，以和谈的方式解决南北对峙问题。
段祺瑞此次上台，可谓感慨良多：当年他一意孤行亲日，将“高参”梁启超、林长民等人踢开，闹得自己成了光杆司令，最终被赶下台。痛定思痛，段祺瑞决心再请梁启超、林长民“议事”。
“国会”议员们如小贩子一般，收了钱就选举曹锟，导致最高权力机构形象全无，段祺瑞如何善后，是当务之急。他很诚心地咨询林长民：“我觉得有必要严惩那些选曹锟的议员，至于有没投曹锟的，不妨奖励一番？”
林长民无奈笑道：“受贿投票，依法律的确应该严厉惩处，但曹锟闹得实在荒唐，几乎给所有议员们都发了钱。国会中也有人拿了钱，却弃权或填了其他候选人名字的议员，这算不算是受贿呢？如果一起处罚，所差者只在选曹锟与否，您这一惩一奖，又公平么？”
段祺瑞给绕糊涂了，问：“先生教我，该如何处理呢？”
林长民道：“不如对首要分子，如吴景濂等，加以追究，其他无大恶者，警告就够了，您前万别奖赏谁，不然又会另惹麻烦！”
段祺瑞连连点头，果真对议员们网开一面，仅仅通缉了几个首要分子。
有了上次失败的教训，小扇子徐树铮过于激进，不能重用，段祺瑞将小徐送到国外考察，特聘林长民为秘书长，对林言听计从。林长民时不时诱导：“国无法则不立，时局如此混乱，就是因为坏了规矩，你做得初一，他就能做十五。”段祺瑞深有体会，“宪法的确要拟，先生具体负责操办吧！”
此后，新政府再次开始有模有样地“修定宪法”，段祺瑞下令各省市推代表二人，另外由民间选学者若干人任“制宪委员会”委员，林长民为委员长。
制定全国基本大法，和平解决南北分裂局面，对百姓来说无疑是件好事情，但对占地为王的军阀们而言就不那么美妙了——谁都不希望领地被收，小幕僚林长民想撬的不仅仅是横行中央的大佬，连地方上的小军阀也得连根清除。可想而知，林长民的“制宪”活动受到全国各地军阀官僚们的抵制，这些人掀起掀起“联省自治”的风潮，声称《宪法》时机不成熟，其实是谁都不愿中央政权干涉自己地盘。
林长民无可奈何，向段祺瑞建议：“如果中央实在无法一统全国，我愿意到福建，先构建省‘宪法’，依法治省。”福建历来是南北争夺之地，适时被直系后起之秀孙传芳控制。孙传芳心狠手辣，段祺瑞即便有心推荐林长民，恐怕也难成事。
福建各界力倡“闽人治闽”，举代表进京请愿，推林长民为省长：“闽省省长一席，非林莫属。”段祺瑞奈何不了孙传芳，要是他下了命令孙不听，那就会大丢中央的面子，无奈之下，段只得让人去安慰林长民：“时机未至，愿君少安勿躁……凡事只有由上而下（谓由中央自行选任），决不肯由下而上（谓由各省请愿或举人）……勿入旋涡，反致害事。”
段祺瑞本意是好心：即便福建省各界选你当省长，孙传芳也不会理。一些宵小之徒却污蔑“林长民想当官，当了这么多年小秘书，现在终于憋不住了，要换个封疆大吏吧！”林长民听闻后相当生气：“以余必赖段，始能为省长耶？”小小一个省长，值得我去巴结段祺瑞么？
自此，林长民再也不提到福建一事，段祺瑞内心颇为愧疚，时常便与林喝喝酒谈谈心，问问如何才能让各路军阀们不再内斗。
林长民建议：“将安徽、江苏划给张作霖；甘肃、陕西送给冯玉祥；吴佩孚掌管湖南湖北，孙传芳占据福建江西。如此一来，各派利益均沾，基本能相安无事了。”
“广东国民党要北伐，对于那些狂热分子，咱们又该如何对付？”段祺瑞再问。
“您能稳定北洋就不错了。连基本大法都不能确立，国民党自然有借口……”林长民郁郁道，“对比北洋而言，国民党还是讲道理的……”
段祺瑞默然。
尽管段祺瑞以中央的名义给几大军阀划定了防区，但军阀们都想占据更大、更多、更强的资源。谈不拢，便开打。孙传芳首先对张作霖动手，一战而抢了江苏、安徽。奉方战线太长，故而对孙暂时容忍，全面缩进。
到了1925年11月，奉、冯也闹腾起来，奉军将领郭松龄秘密联合冯玉祥，要把张作霖拉下马。段祺瑞跟奉系走得很近，但驻防北京城的部队是冯军。既然冯、奉翻脸，段祺瑞身边的幕僚们就岌岌可危了——冯军喊着“清除军阀”的口号，屡屡抓人。林长民惶惶不可终日，收到好几封恐吓信。
某天，日本公使请中国朋友吃饭，同时赴宴的几人分属不同派系。林长民刚到，就有人私下告诉他：“对面那个人，仿佛是冯玉祥那边的，刚才还说‘像林长民这样一把瘦骨，满脸死灰色，只会出些馊主意的人，真活该干掉了事。’你要小心点啊。”
林长民大惊失色：“我又没得罪他！”
“唉，这世道，谈什么得罪不得罪，军阀杀人，跟土匪绑票有什么区别？”
时局危险，林长民不知如何应对，郭松龄却向他递来橄榄枝。
郭是奉军第三军团副司令，曾经与林长民有过一面之缘，十分钦慕林的学识。为了拉拢林长民，郭特意执后辈礼、请两位福建籍秘书李孟鲁、吴少蔚登门送信：“先生若肯相助，鄙人必言听计从，举东北之兵力、财力、物力，善为运用，不特可造福地方，且不难进而左右中央政局……”
林长民几经权量，终于同意了。
为了“宪政”，他先跟袁世凯，继捧徐世昌，又依黎元洪，再帮段祺瑞——现在居然甘心为小小的军阀郭松龄出谋划策。理想，有时候也会贬值。
荟萃行李，林长民便准备出发，长女林徽因尚在英国读书，他便吩咐两位夫人留在北京，好好抚育几个幼子。亲友们却多半不赞成他去东北：“林兄与总统、总理共事，方不屈才，何必为小小的军阀郭松龄而劳神呢？”
林长民面有难色：“吾与郭非素识，答应了又变卦，则郭怕我泄漏他的秘密，必假人之手灭口，那时将求为康、梁而不可得了。见了郭之后，如无可作为，便往天津，郭也无奈我何，这是金蝉蜕壳之计。”可谓树大招风险，脸大招人扁，既然林长民“高参”的名声在外，就不免有人找上门来。
这混乱的世道，军阀们翻脸比翻书还快，要是答应又反悔，郭松龄将其灭口都有可能。林长民有所顾忌，不得不自降身份。
无端患难
李孟鲁、吴少蔚是林长民的学生，二人殷勤护送着恩师北上，一路上听到的尽是好消息：郭军连战连捷，张作霖一退再退。东北的局面极有可能翻盘！
林长民到达军营的时候，郭松龄亲自迎接：“林君前来，东北有救了。先生学贯中西，肯纡尊降贵到在下军中，鄙人不胜荣幸。”
“才疏学浅，承蒙将军错爱。”林长民慌忙自谦。
“鄙人对先生治国理念十分赞成，此次推翻张作霖，您尽管将东三省全面改良，我郭某人虽然不是执掌中枢的一流人物，自问言出必行！”郭松龄很诚挚地说：“中原混战远非一时能够结束，先生同我整顿东北，即便蛰伏十年又何妨？适时携关外精锐问鼎中原，先生亲自组阁，实行宪政，就不用看任何人的眼神行事了。越王勾践能十年卧薪尝胆成就丰功伟业，咱为何不能呢？”
林长民被说动了心：是啊，跟袁世凯当顾问，被踢走；为徐世昌做参谋，被发配；跟黎元洪合作，被忽悠；同段祺瑞共事，被赶跑……中央简直不是个好地方，如果真能在东北实现政治理想，进而影响全国，也不枉一生……
郭松龄意气风发，林长民雄心勃勃，二人越谈越投机，大有齐桓公遇管仲之感——为何不是刘邦遇萧何、李世民遇徐茂公呢？这郭松龄只想自保，眼光有限；林长民屡次受到打击后，也怀疑自己不一定能定天下。如果林长民并不是萧何，只是管仲、百里奚之类，又何必撑着脑袋，自寻没趣？
也难怪林长民信了郭松龄，当时张作霖被郭军突然反水打了个措手不及，连丢城池，老张甚至打算通电辞职，到黑龙江当寓公。郭松龄得意之余，对北京各大报纸宣称：“辽河冰冻未坚，车不得渡，不久便能取下奉天。”
可惜郭松龄大意之下，忽略了最最可恶的因素：小日本。
张作霖是日本在东北的代言人，虽然老张性子倔强，经常跟鬼子斗斗气，但张大致上还能受控制。郭松龄思想开明，比较赞成国民党的一些主张，甚至跟苏俄的关系不错。郭松龄的眼光加上林长民的智商把持东北的话，日本人想捞到便宜，基本上只能做梦了。
郭、张战争初期，日本宣布保持中立，分别照会两方：在铁道附近地带，及日军警备区内，两军绝对不得侵入；否则，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则将军，不得不执必要之武器。
日本人以为张作霖很快就能平乱，不想老张越打越不像话。关东军担心东北易主，便有意无意给张作霖借路，还充当和事老，让郭松龄暂停追击，他们愿意从中调节。
林长民对日本人相当了解，劝郭松龄千万小心：“将军不能信日本，立刻急电冯玉祥，迅速夹攻。既然与冯联合反奉，哪有我们打仗，他坐享其成的道理。”
郭松龄不以为然：“冯玉祥在天津已经打垮了奉军李景林部，我跟他目前已经把张作霖的军队给掐断了，张扑腾不起来。既然日本已经提出调停协议，支持我们推翻张作霖，咱何必再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呢？”
“日本人狡诈，张作霖就像被猎犬追击的独狼。他在黑龙江还有一只生力军，要是立刻调过来，咱们的大好形势很可能会逆转！”林长民急促道，“要是日本人与张作霖夹击，我们必败无疑！”
“不可能，就算张作霖把黑龙江的队伍拉来，他们也没多少人马，到时候咱们再认认真真的打。再说，日本关东军不到2万人，怎敢与我10万大军相抗？另外，咱们还有冯玉祥的20万盟军，日本人真敢动手的话，咱们将他们打回老家！”
“您认为冯玉祥敢跟日本人打么？”林长民冷冷道，“冯玉祥向来不吃亏，早年背弃恩师、四川都督陈宧，导致四川崩盘；接着对上司吴佩孚下黑手，让直系倒台；现在跟张作霖闹翻，又结交将军你……外界都骂他是倒戈痞子！”
“冯玉祥与他的20万军队都加入了国民党，他还请了不少苏联顾问！”
“哼，他当初还曾让队伍全部加入基督教，自称基督将军呢！”
无论林长民怎么说，郭松龄就是不听，林无奈，叹道：“将军既然不听我的建议，何必将我请到军中呢？”
诡谲的是，事情正朝着林长民的预测发展：1925年12月23日，黑龙江骑兵赶到战场，主要原因是日本军队借路，让其通过了防线。郭松龄表示抗议，日方置之不理，郭军想调整阵势，日军又不让其进入警戒线半步。最后，郭军被砍成几段。
张作霖乘机回攻，与黑龙江骑兵夹攻郭松龄的司令部，日军借口“保护侨民”，扩大防区，郭军几乎要陷入三面作战。冯玉祥那边，打下京畿之后居然暂时停了下来。
短短几天时间，郭军面临的局面越来越糟糕。
在最后一次军事会议上，郭松龄大骂日本人跟冯玉祥，却已经不能挽回颓势。
林长民建议不如宣布下野，与日本人、张作霖谈判，郭松龄面色凄苦：“张胡子心狠手辣，我这次反他，他不可能放过我的！我对不起先生，送先生安全离开军营吧。”
“既然来了，我又岂能抛弃将军独生？当年留学日本的时候，我结交了不少日本朋友，如果将军信得过我，我到关东军走一趟。”林长民正色道。
“那就有劳先生了！明天就出发吧。”郭松龄萧瑟地说道。
林长民以为郭松龄是条汉子，他也不愿背上“弃主”的名声；郭松龄却担心张作霖会要了他的命，当晚居然和夫人换了便服，带了两三个亲信秘密逃走了。
军中无主一时大乱，各部如鸟兽般四处突围。就在这个诡异的晚上，张作霖下达了总攻令！
如果郭松龄不擅自逃离战场，郭军起码还能抵抗三五天；只要撑到林长民及时到关东军中找到老同学，大家和谈，郭军不至于一败涂地；如果冯玉祥派几万人马迅速赶到在侧翼掩护，即便不投入战场，也能给张作霖和日本人造成威慑……
可惜一切都朝着最坏的情况发展，林长民得知郭松龄弃自己而去，在营帐中对月长叹，口中念着“无端与人共患难”不已。
翌日清晨，林长民带着仆人，与两个学生李孟鲁、吴少蔚仓皇离开大营。他并不知道，此刻郭松龄夫妻已经被逮住枪毙了。
奉军与郭军三三两两交火，一路上到处是烧焦的尸体，仅能从军服上辨认属于哪一方。林长民四人胆战心惊慢慢前行，走到某村庄突然听见枪声大作，四人换不择路分散而逃。
林长民与仆人匍匐在一个小沟里，感觉子弹就在头上飞。枪声越来越密集，林长民便想爬到更隐秘的地方。可是他身上穿着郭松龄送的狐皮大氅，很不方便，也许是什么东西将衣服挂住，林长民微微一拉，不小心将脑袋从小沟里冒了上来，也不知从哪里飞过来几颗子弹，将林的头打了个窟窿。仆人一见，大为悲痛，想拉主人一把，结果也中了流弹身亡。
李孟鲁、吴少蔚两人运气比较好，几经坎坷后回到天津，方知恩师死于乱军中。
林长民的遗体是他的弟弟林天民迎回的，林天民也曾留学东京，是个日本通，亦有不少日本朋友。他听说哥哥遇难，怀着悲伤的心情从北京赶到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找到老同学、时任总裁的松岗洋佑。松岗见面便告之：“林长民先生确已遇难了，为了敬重林先生，遗骸已由日本领事馆保存着，君可向领事馆洽领。”
林天民跟着松岗洋佑到日本领事馆领到了两个大菜瓮，揭开一看，只余头颅、胸肋、大腿的骨骼，其余已烧成了灰。林天民认得兄长牙齿上的特征，不免大哭。
在林天民的操办下，林长民主仆的棺木得以归葬福州。一个月后，各界在北京林家公馆举行吊唁。对于林长民之死，时人议论纷纷。诗人徐志摩说：“冲锋陷阵哪用书生？像林先生这样的才学声望，就算卖字也过得下去，偏给郭松龄看上了，把他请去到前方去送命，前后半个月，活生生的一个人剩了一堆白骨，你说可怕不可怕？可惜不可惜？”
李孟鲁、吴少蔚两人在灵堂上哭得肝肠寸断，众人都骂他俩卖师求荣，如果不是他们怂恿，林长民哪会去给不成器的小军阀郭松龄当什么幕僚高参？也有人认为林长民是玩火自焚，某老学究评价很中肯：“政治这件东西，是可玩而不可玩的，自清末至今，因为玩政治而送却命的，又何止林一个？！当高参，不如做小官！林长民理想太远，对现实认识太浅！”梁启超对林长民的挽联既钦佩有惋惜：不有废，谁能兴，十年补苴艰危，直愚公移山已耳！均是死，庸奚择，一朝感激意气，遂舍身饲虎为之。
在英国留学的林徽因得知父亲去世，伤心之余要回国照顾母亲，梁启超急电儿子梁思成：林家的事情已处理妥当，期望他与林徽因以学业为重。几年后，林徽因嫁给了梁思成，后世为林、梁两家的“八卦新闻”而亢奋时，谁都不知，林长民勾勒的“宪法大纲”被搁在了哪个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