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幕僚们各有所长，也各有梦想。如果一生仅仅从属于某人或者某派，与主公共进退、同荣辱，浪尖谷底权当游戏一场，亦算逍遥。偏有人异常执着，为了不负平生所学，辗转于多位当权者之间。他们的美芹之献有益于某人篡权谋位，对方就待其如上宾；如果对主公有所限制，对方便弃之如敝帚。他们一次次得到荣耀，却一次次被当做花瓶。国民党成立之初的九长老之一吴景濂，为了维系议会威望可谓呕心沥血，最终落得个“无耻”的评价；致力“宪法救国”的闽南才子林长民，所辅助的对象从大总统换到小军阀，居然命丧乱军中；被后世称为“民国战神”的蒋百里，一生却没能带兵！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对这些独行侠来说，只是个善意的笑话。
个人档案
姓名：吴景濂
字：莲伯
号：述唐、晦庐
籍贯：辽宁宁远
生卒：1873年3月8日～1944年1月24日
所属派别：纵横家
专项特长：组织议会
最相似的古人：苏秦
主公：袁世凯、孙中山、陆荣廷、曹锟
人生信条：尽力则无悔
最得意的事：
四次担任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国民议会之议长；
国民党成立，被选为九大理事之一；
孙中山广州开府，代表议会授权；
最不地道的事：
支持曹锟贿选；
最失败的事：
曹锟当了总统后，将他一脚踢开
综合评述：
爱和平的老好人，总幻想着将军阀们肆意的行为限定在“法律”的框架内，甚至不惜削足适履，多次启动议会“授权”。最光辉的时刻便是率领国会议员南下响应护法，给孙中山以很大的支持，后来在军政府改组问题上又倒向桂系军阀，最终导致了与孙中山的合作关系破裂，严重影响了护法政局。为曹锟筹划“贿选”，落下了洗不清的污点。
与虎谋皮的行为只会导致自己被吞噬。
孙大元帅，我来了
1917年夏，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上演了一场“超级豪华”的大戏，几千“辫子兵”仿佛从地下钻出来的僵尸一样浩浩荡荡奔入北京城，闹得京都鸡犬不宁。接着，辫军首领张勋解散国会，把小皇帝溥仪请出来“登基”，正式宣布“恢复大清”，结果全国哗然。
适时，手握兵权的内阁总理段祺瑞听说张勋“践踏共和”，立马起兵，谈笑间十二天就赶走辫帅。段“再造共和”人气飙升，总统黎元洪情知斗不过，只得黯然辞职，北洋直系首领冯国璋代任总统。
这段祺瑞手握军权，性格急躁勇武，认为“国会叽叽喳喳成不了事，不如解散，由政府选贤达人士当议员，组织临时参议院”充当“幕僚团”就够了，以前的定的规矩统统不算！
老段之怪异行为就相当于法国总理宣布解散议会——内阁本是国会选举产生，对国会负责；国会议员由人民选举产生，对民众负责；段“指派议员”，就是搞独裁、违背了国民党与袁世凯协定的《临时约法》！孙中山先生异常愤怒，号召“另组国会，选举政府，以维护临时约法”。广西陆荣廷、云南唐继尧等地方军阀也担心北军南下，就通电支持孙中山“南下广州护法”。
北京城内的国会议员在参议院议长林森、副议长王正廷的带领下纷纷南下，到了8月25日，广州城已麋集150多名议员。孙中山先生倡议“一切按程序走”，由参、众两院选举产生中央机构，但议员人数不足，只能召开“非常国会”成立“军政府”：军政府最高领袖称为大元帅，在《临时约法》未完全恢复之前，行政权由大元帅执掌，对外代表中华民国。
9月1日，“非常国会”毫无悬念选孙中山为大元帅，两大实力军阀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就在“选举”大会如火如荼，各部总长相继出炉的时候，从北京又急匆匆赶来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众议院议长吴景濂，随行的还有几十个国会议员。
吴的加盟，显然让“选举”掀起新的高潮——原国会中的参众两院议长到齐，广州军政府的“合法性”大大提高了含金量。孙中山先生自然高兴，接下来却有点犯难：中央主要部门领导人员都安排好了，动谁都不便，如何找个职务，显示对吴议长的“重视”呢？
有人提出建议，不如设一个“大元帅府高等顾问”之职位，反正也不清楚具体干啥，属于传说中的“有关单位”吧，当吴是军师也成、幕僚也罢、秘书也算，享受部长级待遇就成。孙中山欣然同意，吴景濂也很受用，表示“一定全力襄助大元帅”。
皆大欢喜之下，孙中山宣誓任职，吴以国会议长身份，代表“众议院”致颂词：“国会解散，大法扫地……景濂等开非常会议于广州……决议置海陆军大元帅一人，前临时大总统孙先生文，手创民国，内外瞻仰，允当斯任……所愿我大元帅总辑师干，歼灭群丑。”文邹邹说了一大通，意思就是：孙中山这大元帅，是我老吴启动国会抬举起来的，希望他好好干。
孙中山接着致答谢词，无法是“感谢国会，感谢议长，感谢广州的朋友，一定恢复共和，赶走老段”之类。
广州另立中央，北洋当然很生气，段祺瑞领衔的内阁一边“通缉”广州方面要人，一边调大军南下，叫嚣着“武力统一！”
其实广西陆荣廷、云南唐继尧根本就是想把孙中山请去当“神像”，以免段祺瑞将触角伸入他们的三分薄田，代总统冯国璋与总理段祺瑞也因权力分配问题不合，南北貌似杀气腾腾，其实都外强中干，几方面都在想着“和谈”。唯有孙中山先生带着部分国民党员致力“恢复共和”，风光背后一片凄凉。
吴景濂虽然做了“大元帅府高等顾问”，但他并非孙中山的铁杆拥趸，孙对其的态度基本也是“顾而不问”。本想大展宏图的老吴不免有点失望，不过他还有着“国会众议院议长”的身份，能号召部分议员，占了这点资本，他便想着“与实力派合作”。
当时在广州“国会”里面，分了三大派系：妥协之“政学系”，由西南军阀心腹构成；激进之“民友系”，主要成员是国民党；浆糊派“益友系”，便以吴景濂为首。陆荣廷、唐继尧想掌权，又不愿出兵打仗，明里暗里让“政学系”拉拢吴景濂，企图在“国会”中捞点好处：譬如大元帅孙中山向国会提出申请筹备军费，不管原因将数目先砍一半；要是某部长辞职，那就力举西南方面诸人……
吴景濂也知道在人家的地盘上就得听人家的，逐渐跟“政学系”眉来眼去。某次“两广巡阅使”陆荣廷私宴请他，席间问“这国民党一直叫嚷着要北伐，咱两广云贵财力不足，何必做些费力不讨好的事呢？”吴景濂明白陆荣廷打的小九九，反问：“大元帅可是国会选举出来的，他的命令，具有法律效应，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请你这国会议长喝酒，你就不能想想办法，既然国会能选一个大元帅，能不能选三四个大元帅呢？或者将大元帅弄下来。”
“那……国会代表着最高权力，不能轻易更改啊！”
“放心，老夫一定会考虑兄弟你之地位，你懂的！”
“谢干帅（陆荣廷字干卿，故称干帅）抬举，本人并不在意名利地位，但愿能维护国会尊严，您实在不想出兵北伐的话，那就启动国会协商吧！”
在“政学系”、“益友系”的操纵下，“非常国会”再次启动，并通过了“改组军政府，改大元帅单独首领制为总裁合议制”的方案，“选举”岑春煊、孙中山、陆荣廷、唐继尧、唐绍仪、伍廷芳、林葆怿七人为“政务总裁”，前两广总督岑春煊为“主席总裁”，也就是说，广州方面不再是孙中山一人高高在上。
后世对吴景濂为西南军阀出谋划策颇有微词，因此次“改组”导致国民党方严重不满，孙中山认为“广东政府已经被军阀控制，护法成了空谈”，故而通电辞职去了上海：“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
其实站在吴景濂的立场来看，却是相当无奈，军阀们谁真正把“国会”当一回事？如果不按照他们的意思来办，孙中山同样会遭到排挤，而且遭到的手段可能更暴烈，后来不就有“炮轰总统府”之事发生？
另外，吴景濂也不是追名逐利之徒，选举“七大总裁”的时候，他极力推举别人，自己谦辞不受，其终极理想是“先拟定省宪法，依法治省；接着制定全国宪法，依法治国”。自从民国建立，国会一直没能拿出完整的“宪法”——宪法可是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基本大法。作为议院议长的吴景濂一生都想“依法治国”，然而“国会”被袁世凯解散过、被张勋蹂躏过，现在又被段祺瑞踢开，堂堂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居然潦倒如斯！
悲情的是，尽管吴景濂向西南军阀低了头，但孙中山带走了大批国名党议员，好不容易构建的“非常国会”崩盘；陆荣廷等人“合法”当上“总裁”后，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国会？什么玩意儿？咱凭什么要对它负责？
吴景濂很难跟军爷们解释，尴尬异常。
其实，吴景濂本有可能成为一方诸侯的，只是他总把自己放在“配角”的位置上，导致了一场又一场的悲剧。多年后，这位“四任国会议长”的风云人物垂垂老矣，很伤感的说了句“我是议长，可他们都把我当幕僚！”
所谓“幕僚”，就是军师、智囊、顾问、秘书、参谋，官职可有可无，权力可大可小！
甘当第二，也坏事
吴景濂的发迹之处“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数不清的大豆高粱”，当然，还有数不清的胡子土匪。他在东山省的人气之旺，估计只有一个能与其相比，张作霖。
历史不能假设，要是吴景濂将自己定位成“主角”，东三省没准就是他的了。尤为可惜的是，多年以后，张作霖问鼎中原，吴景濂老死户牗，后人甚至不知道老吴也是“东北共和元勋”了。
提起吴景濂的先祖，还出了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平西王吴三桂。历史充满戏剧性：数百年前吴三桂升起龙旗降清，数百年后其后人吴景濂亲自降下了那面龙旗。
吴景濂，字莲伯，奉天兴城县（现辽宁省兴城市）人，光绪三年（1877年）出生。祖上出了个汉奸兼反王，吴景濂的身份自然卑微，属于被充军的“站丁”。
所谓站丁，还是康熙爷定的规矩：康熙为了防备沙俄，从茂兴（现肇源县茂兴镇）到瑷珲（现黑河市爱辉镇）建立了20多个驿站，迁了一大批被充军的人驻防。康熙年间最可怕的罪就是：充军，流放东北宁古塔，还不能自杀！
清廷科考也有个奇怪的规定：东三省属于龙兴之地，士子要到直隶顺天府应试，而隶属汉军后勤部门的园丁、渔丁、路丁一律视作贱民，不能参考，唯“站丁”能考邮递、典司等不入流的小官。
吴景濂聪慧好学，以站丁应考，中了举人——家乡父老都称其为“半个举人”，意思是“即便考中，也当不了大官”。此后科举废除，再无“半个举人”出现，他可谓空前绝后。
维新变法那阵子，吴景濂屡发高论，引起家乡父母官的重视，受聘到政府部门任职，无非是充当幕僚。
康有为、梁启超坚持了百余天就被赶走了，慈禧老佛爷华丽登台，光绪帝被困瀛台。在东北的吴景濂对朝廷大失所望，凑了些银子东渡日本，寻找救国之路。
孙中山成立同盟会的时候，吴景濂也积极参与，只是他一直割舍不下对朝廷的那份眷念，并不主张暴力革命，倾向于日本式的“君主立宪”。他对“宪政”的研究也相当透彻，并不亚于同盟会中的“宪政高手”宋教仁，而且与宋论战丝毫不落下风。宋说共和制好，美国法国因为共和而富强；吴便说立宪制好，英国日本因立宪有希望……稍微了解民国的人都知道，宋教仁属于激进派，想以内阁限制总统袁世凯，结果被刺身亡；而吴景濂属于妥协派，一直谋求与当权者合作，屡次被遗弃。
从日本毕业回国时，吴景濂筹措满志。清廷被同盟会的革命闹得相当头疼，为了笼络才俊，给了还算“爱朝廷”的吴景濂一个好差使——沈阳两级师范学堂监督，相当于现在的东北大学校长。
那时候的新式学堂比现在的大学不知道强悍多少倍，收的全是天资聪颖激情昂扬的学生，刷刷就能蹦出一群共和元勋、民主先锋。作为学生们的精神导师，吴景濂显然能培养一大票铁杆支持者。
1909年春，摇摇晃晃的清政府挂起“预备立宪”的招牌，允许各省成立“咨议局”，具体商讨“立宪改革”一事，先改地方，再改中央。开明而颇有人望的吴景濂被推举为“奉天咨议局议长”，负责组织“奉天立宪事宜”。
吴景濂以大学校长兼任“咨议局议长”，潜势力大增，在东北活动的同盟会激进派也积极拉拢他。适时奉天革命力量有两股：一是革命党张榕、柳大年收编的马帮，姑且称为“江湖派”，能调动万余人；二是东北新军第二混成协统领（旅长）蓝天蔚，蓝本是清廷官派留学生，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任职军中，奉命驻扎于奉天北大营，他麾下军队几千，可称之为“新军派”。
张榕、蓝天蔚均在日本留过学，与吴景濂早就熟识，三人经常一起商议在东北举事。张、蓝认为应该起兵造反，杀他个稀里哗啦，吴坚持“改良好过革命”，避免流血伤亡，三方很难达成一致。
1911年武昌革命胜利后，短短一个月南方十余省宣布独立。吴景濂担心张榕和蓝天蔚冲动起来遭惩罚，赶紧以“咨议局议长”的身份召集各界开会，“共议东北大事”。
吴景濂人脉广，路子多，新军、缙绅、官僚、黑帮、商会各层次头面人物基本都到了，无疑是一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张榕、蓝天蔚见吴“颇有威望”，极力推荐吴为“关外都督”，张、蓝二人为副都督，分管军政、民政，三人精诚合作，调动军队、马帮，赶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
如果真干起来，东北估计就没有张作霖的戏份了，只是吴景濂性子温和，力劝别动刀枪，且自己出谋划策行，当领导真不适合，最好是“谋运用政治手腕，实现东三省革命”。张榕、蓝天蔚见吴不配合，自得作罢。
最后达成的协议是，成立“奉天全省保安会”，“推举”原赵尔巽为会长，宣布奉天独立；要是赵不干，再按张、蓝的方案“先定东北，再进兵关内，会师燕郊，直捣虏穴”。
吴景濂为父老乡亲着想，不愿制造杀孽，赵尔巽却心狠手辣，他先是佯装同意，接着迅速提拔张作霖、吴俊升等心腹为奉天“五路巡防营都统”，组成禁卫军以防革命党。
1911年11月12日，“奉天全省保安会”正式大会召开，绅商军政各界到会的有二百多人，赵尔巽带着张作霖等人出席。
在会场上，张榕强烈要求“独立”，赵尔巽不同意，说最多只能称“自治”，火药味越来越浓，张作霖不耐烦了，向天上扔了个茶杯“砰”地一枪打个粉碎，接着吼道：“谁要是对都督不敬，老子就让他跟这杯子一样！”
奉天城内是巡防营的天下，新军在城外，张榕、蓝天蔚自然不可能跟张作霖正面冲突，愤然离席。一些议员看不惯赵尔巽的跋扈，也纷纷告辞，吴景濂谁都留不住，急得直跺脚“你们要是都走了，那么他们就能为所欲为了，大家要珍惜自己手上的权力啊！”
可惜议员们根本不了解“议会”之真谛，不少人说：“吴兄，我们是冲着你的面子来的，跟一些人不对路，你别勉强！”
“面子是不能作为法律依据的！”吴景濂反复解释，“我们必须要在大会上制定条款，限制个人独裁！”
人在气头上，谁都没细想，革命派一走，妥协派根本没啥建设性的意见了，选举结果很快出来：赵尔巽如愿以偿当上“奉天国民保安公会”会长，吴景濂任副会长，袁金铠任参议总长，张榕、蒋百里任参议副长，蓝天蔚为军政部部长，张作霖为军政部副部长。东北三省宣布“暂时独立”。
独立还有“暂时”一说，吴景濂也是开了先例。
为了抚慰革命派，赵尔巽委托吴景濂降下龙旗，另升一黄色大旗，上书“奉天国民保安会”七个大字。
赵尔巽担心革命派势大，当夜就向军机大臣、内阁总理袁世凯发了密电，建议将蓝天蔚调走。袁没想东北闹了这么大的事，万一蓝天蔚真起兵杀向北京城，那就麻烦大了。袁立马升了蓝的官，到北京上任。
东北已经宣布独立，蓝天蔚也不好起兵，无奈之下只得听令。蓝一走，东北新军中的革命派群龙无首，几个标统（团长）秘密与张榕、柳大年建立了一个“奉天联合急进会”，准备打。
如果此时兴兵，东北的局面仍有翻盘的可能，只是又被吴景濂给搅合了。张榕自诩名声没吴大，人脉没吴广，还是要推荐吴当都督，吴就是不干，劝道：“小张，你这样做是很危险地，东北是清廷老家，咱们要革命，他们即便丢了整个南方，也会拼命杀来。那时候玉石俱焚，不划算啊！”
张榕气得直摇头：“吴哥，你那一套不行，只有积极备战，才能使东北革命成功。现在蓝大哥都走了，要是你还不愿出头，估计小弟我的好日子也不长了！”话真被张榕说准了，他不久便遇刺身亡，时年28岁，其助手柳大年也被人杀害。
吴景濂这时候才觉得大事不妙，但已经无力回天，张作霖受命“清查乱党”，奉天城一百多人被杀。张表现“出色”，赵尔巽保奏其为关外“练兵大臣”，所部改为第二十四镇（师），张任统制（师长）兼奉天五路巡防营（卫戍部队）总办。从此老张在奉天呼风唤雨，老吴却势力星散。
历史的荒诞性在于，经常好心办坏事：吴景濂不愿家乡生灵涂炭，却断送了奉天大好革命形势，牵连许多人被杀——当时南方如火如荼，如果东北积极响应，不仅张作霖没戏，连袁世凯都有可能被拉下马。蓝天蔚和张榕虽然有激情、有想法，却局限于对吴的形象崇拜，总认为吴才是能控制大局的人，所以一误再误；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蓝、张二人强行起兵，逼着吴当都督（湖北都督黎元洪就是被人从床下拉出来“起义”），东北鹿死谁手未为可知。只是各种情况叠加下，只想“出谋划策居幕后”的吴景濂坏了大事，便宜了胡子张作霖。
袁总统，使不得
吴景濂不敢继续留在东北，去了南京，正赶上独立各省代表筹建临时中央。
作为东北三省唯一的代表，吴景濂备受人瞩目。他口才很好，将东北革命党之悲壮、尤其是张榕惨死，渲染得让闻者无不扼腕。往往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吴讲得眼泪婆娑，一圈人听得热血沸腾，谁都忽略了吴的战略思想有问题。
临时政府成立时，各派各系都想争权分羹，吴景濂却意不在此，他与一帮宪政人士只想迅速成立国会，制定《宪法》，依法治国。
1912年1月28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国会性质”的立法机关——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正式成立。后来南北和谈，清帝退位，袁世凯在保证遵从《临时约法》后，继任临时大总统，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在选举临时参议院议长时，吴景濂脱颖而出。
同盟会人多势众高手如云，怎么会让吴景濂当了议长呢？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共和初建，全国主流论调便是“建党裁军”，各种党派纷纷应时而生，除了同盟会外，还有依附袁世凯的进步党、统一党，以及其他民主党、共和党等等。吴景濂联系地方实力派如云南都督蔡锷、陕西都督张凤翙筹建了“统一共和党”，以“巩固全国统一，建设完美共和政治，循世界之趋势，发展国力，力图进步”为宗旨，以“稳健派”自居。
在国会选举议长的时候，同盟会与袁系政党彼此不让，吴景濂两方不得罪，又代表着地方实力派，连《申报》也赞扬其“于新、旧感情均洽”。机缘巧合之下，吴景濂荣登参议院议长宝座，众议院议长选的是国民党籍的林森，议院职责是构建各项法律、监督内阁，与总统府、内阁三权分立。吴景濂、林森二人德高望重又淡泊名利，并称“宪政双杰”。
只是临时国会内部鱼龙混杂，同盟会干事宋教仁为了在国会内与袁系抗衡，提出改组国民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联合。吴景濂与宋教仁早年便相识，接到邀请后欣然同意。
这年8月，同盟会代表宋教仁、统一共和党代表吴景濂、国民公党代表虞熙正、国民共进会代表徐谦、共和实进会代表许廉举行了正式筹备会议，五党联名发布了《国民党成立宣言》：
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吾党欲使人不忘斯义也，故取其名曰国民党。党有宗旨，所以定众志。吾党以求完全共治。众志即定于内，不可不有所标帜于外，则党纲尚焉。
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2000余人。大会选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吴景濂、王宠惠、王人文、王芝祥、张凤翙、桑贡纳尔布九人为理事，时称“九大长老”。孙中山又被推为理事长，中央分为总务、政事、交际、文事、会计五部和政务研究委员会，各部部长各司其职。
孙中山不愿参政，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吴景濂协助，二人精诚合作，国民党风头大胜。1913年国会正式大选，国民党以绝对优势占据了议会两院席位，宋教仁兴致勃勃打算组成政党内阁，以限制总统，不料宋在北上时遭到暗杀。接着孙中山掀起的二次革命爆发，几个月后失败，原同盟会主要领导纷纷逃亡日本，国会内一片混乱，众议院议长林森因反袁也遭到通缉。
属于温和派的吴景濂在“二次革命”时多方呼吁“和谈”，却没起到任何作用，因为他跟地方实力派关系密切，袁世凯也暂时没动他。
镇压了二次革命，袁世凯就想大肆清理国民党。
然而袁又面临着一个悖论：国会中有不少议员是国民党籍，这些人虽然骂骂咧咧，手上无兵，抓起来杀也行，但这样就违背了《临时约法》。约法规定“议员在国会内，无论骂谁都受法律保护”；另外，袁世凯相当“正式”大总统，《临时约法》规定“总统必须由国会选举产生”，要是将国会议员中的国民党员都杀了，也会造成这样的局面：议员不足，无法启动国会，那么总统就没办法“合法”。
袁大头被《临时约法》、国会弄得头又大了一圈：国会众议院议长林森跑了路，现在只剩下参议院议长吴景濂了，这事得找老吴商量。
“您不能解散国民党，更不能踢开国会，不行的，哪怕您枪多，不得民心。”吴景濂被袁世凯的奇怪思维弄得很头疼，“议员是全国普选产生的，不能由您指派。逼着选举？那违法，议员有权选任何人。嗯，是的，他们在选票上写孙中山、光绪帝、朱元璋都行，那是他们的权力。我，我只是个议长，国会不是政府，没啥等级。不，国会不是幕僚团，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最高权力……”
“什么乱七八糟，我不管，我要合法当上大总统，你看着办！”袁世凯也被绕昏了，下了最后通牒。
“只能游说议员，挨个劝吧。”吴景濂无可奈何，“即便您不愿意，表面上也要尊重国会。是的，您的权力是国会代表全国人民赋予的，不是靠您自己一刀一枪打出来的，共和不是改朝换代……”
堂堂国会议长，为了维护法律尊严，不得不向老袁屈服。在吴景濂的缝缝补补下，1913年10月，国会艰难地选出了袁世凯当上“正式”总统。当权后的袁世凯马上翻脸，他总算弄清了国民党、议员、国会之间的关系，马上采取应对方针：先压国会，通过“国民党是乱党”的“总统提案”；然后田鸡蛤蟆一起抓，国会中的议员哪怕沾了国民党一点边，就给关起来；最后弄得国会议员不足，再宣布废除国会——这三步走下来，就没啥能限制自己了！
老袁简直佩服自己，吴景濂果然着了道儿。他起初屈从袁世凯，促使国会通过了“国民党是乱党”的议案，接下来国会中议员挨个被查，国会也没了。
吴景濂苦心孤诣想给不幸的国会争取一点点的尊严，却被袁世凯反复戏耍，连人身都被监控。
袁世凯却越玩越疯狂，到了1914年年底，居然准备称帝，吴景濂不愿为虎作伥，好容易摆脱监视秘密离京南下，途中发表《劝告袁前总统去国书》：……公早去一日，国与民早救一日，公晚去一日，国与民晚救一日，时间消息、空间系焉，国于是待命，民于是待命……
老袁的皇帝梦显然是过把瘾就死，干了83天惹得众叛亲离，于1916年夏翘了辫子。黎元洪继任总统后，口号喊得山响“再造共和、恢复国会”，敦请各位议员北上。国会内吴景濂、林森两位元老自然受到黎总统叠电相邀，这年8月1日，国会正式复会，林森被选为参议院议长，吴景濂当上众议院议长，两人换了个位置。
国会历经了一次劫难，吴景濂、林森二人心态苍老了许多，正在筹划《宪法》的时候，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却闹了纠纷，黎奈何不了段，就请盘踞徐州的辫帅张勋上京城调节。张大帅一来，弄了场复辟，将国会再次解散。
等段祺瑞赶走张勋后，拒绝恢复国会。孙中山为了维护共和，在南方发起“护法运动”，林森、吴景濂两位议长先后南下，吴也得以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众议院议长——这是吴第三次当议长。
西南军阀根本没想北伐，弄清“国会”的厉害之处后对吴景濂相当忌惮，先是拉拢其对付孙中山，后又逼走国民党籍的参议院议长林森，让吴当了光杆司令。吴景濂抹了把伤心的泪水，悄然回到北京。
议长斗总理
到了1920年，北方也乱做一团，代总统冯国璋已经去世，段祺瑞推出北洋元老徐世昌继任。直系后起之秀曹锟、吴佩孚与段祺瑞的皖系矛盾丛丛，双方均觉得对方不顺眼，狠狠打了一场，结果皖系大败。
曹锟也想当总统过把瘾，但曹的脑子不怎么灵光，总以为有枪就能当老大，其麾下大将吴佩孚是秀才出身，认为“合法”能坐的长久。怎么合法呢，当然要“启动国会”了，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不正闲着么，拉他出来不就事半功倍？
难得军阀有这么高的认识啊，吴景濂感慨了良久，终于决定为直系出一把力：只要能恢复国会，哪怕受点委屈，充当直系的幕僚，也值得了。
当时南北的局面有点复杂：广州那边有“非常国会”选举出来的“护法军政府”和“七大总裁”，虽然占据的地盘不大，但在“法律意义上”，属于合法中央；北洋这边的大总统徐世昌是由皖系操纵的“安福国会”（安福国会由皖系网络的部分议员、政客组成）选举而成，于法理上站不住。
曹锟的意思是弄走徐世昌，自己干总统，又理不清先后步骤。
吴景濂建议不能着急，一步步来：
一、先打出“恢复国会，遵守《临时约法》”的旗帜，既然咱们“拥护共和”，那么南方的“护法军政府”就没了借口。
二、现任总统徐世昌没经过“正式国会选举”，可以将他搬到。但前总统黎元洪属于“被迫离职”，任期未满，可将黎请出来补满任期，以其名义召集议员北上，呼吁南方解散军政府。
三、等国会内议员人数达到法定标准后，再启动新的选举，扶持曹大帅上位。
曹锟绕了很长时间才弄懂吴景濂的意思，这布贩子出身的莽夫担心出意外，问：“老吴，你刚才说议员想选谁就选谁，要是他们不选我呢？那不白忙活了？还不如直接指派议员，选我拉倒。段祺瑞干得，我干不得？”
“段祺瑞干了多长时间呢？四年就垮了。南方要是继续护法，或者东北张作霖也打起护法的口号，咱能撑多久呢？不能授以口实啊！大帅。”吴景濂觉得很难跟军爷打交道。
“他们要是不选我呢？用枪逼着？”
“您多花点本钱，让他们选您不就行了？”
“你的意思是？”
“只要写您的名字，就给钱！”吴景濂解释得很详细了，曹锟早年是个布贩子，这样说他可能理解得快。
“哦，钱货两清！”曹锟恍然大悟。
在吴景濂的奔走下，徐世昌被劝退，黎元洪入彀到北京“继任”总统。接着，吴景濂设立“第一届国会议员通讯处”，联络昔日同僚。直系出钱，黎元洪、吴景濂卖力出演，1921年5月31日，旧国会参众两院议员203人在北京发表宣言，宣布“即日行使国会职权”。吴景濂第四次被选为议长。
黎元洪第二次当总统依旧受气，国会选出的内阁基本上遵守直系旨意，总理王宠惠是吴佩孚的心腹，惟盘踞洛阳的吴大帅马首是瞻。吴佩孚颇有傲气，国会复会时，吴的电报是：“仅先制宪以固政本，调解集权分权以定国是。”吴景濂当下脸色就黑了，国会是什么地方，由得他来训话？
吴佩孚大大咧咧，也引起了曹锟的不满。曹为了限制吴，就暗示吴景濂将王宠惠弄下来。
“您的意思是？”吴景濂实在不明白曹锟咋这多心思，对心腹大将都防备。
“你不是说内阁是国会选举产生的，要对国会负责么，我就是不喜欢王宠惠，每次给洛阳吴佩孚拨军费就很大方，对我的弟弟曹锐就打折扣。”
“明白了。”
吴佩孚对国会素来不尊敬，而且他欲望大，没曹锟好控制，吴景濂决定站在曹锟这边。
某次宴会上，吴景濂故意问王宠惠：“总理，国会缺经费，你拨一点吧。”王宠惠还不知对方故意挑衅，回答道“内阁也差钱啊，大家先忍着吧。”吴景濂笑笑：“你怎么当的总理，啥事都干不了？”王遭到讽刺相当气愤：“你以为我想干啊，咱只是为了中央团结。不像有些人，几上几下追名逐利！”
吴景濂微笑的脸顿时凝固：“你说谁？”王冷笑：“先跟孙中山、后依袁世凯、再捧陆荣廷、接着回北京抱曹大帅！四任不倒，也不容易啊！”这下可戳到了吴景濂的痛处，他忍无可忍，跳起来就要动手。王宠惠也不甘示弱，眼看两人就要打起来，幸好旁边的人死死拉住。
外交总长顾维钧为调节内阁、国会矛盾，请双方吃饭，吴景濂和王宠惠又吵了起来，吴问王：“国会马上就要你下台，你不能赖着不走啊。”王大为光火：“难道你就是国会？真是笑话！”双方又闹得不欢而散。
曹锟听说吴景濂为自己办事屡遭嘲讽，有点过意不去，就请吴喝酒，席间问：“老吴，搬到内阁很难么？”
“也不难吧，得找一个好机会，国会能选王当总理，也能让他干不成！”吴景濂心情有点沮丧。
不过机会很快来了：内阁向奥地利借了一大比款，总理、财政总长涉嫌受贿。
11月18日晚，吴景濂和众议院副议长张伯烈带了华意银行买办李某，秘密拜访大总统黎元洪，称有机密大事。
黎元洪屏退左右，吴景濂拿出一份由众议院盖过印、以议长名义写给总统的一封公函，内容是举发财政总长罗文干和华意银行擅自签订“奥国借款”合同，换发新债票，使国家财产受到5000万元的损失。
内阁无非是想弄点钱过日子，只是财政总长罗文干经办时，并未提交国务会议通过，也没呈请总统批准。就引起贪污嫌疑。
黎元洪不知该怎么处置，吴景濂便建议“总统必须下令，把罗文干抓起来，要是他跑了，责任就在你身上了。”黎元洪觉得有道理，立马电话通知步兵统领聂宪藩、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去抓罗文干。
罗文干被逮进警察厅后大吵：“即便是贪污，也应该由国会提议案、法院下传票，吴景濂打小报告，大总统就下令抓我，咱这内阁部长算啥？国会口口声声要维护法律，这不是抽自己耳光么？”
罗文干被捕引起了内阁极大震动，国务总理王宠惠、外交总长顾维钧等人翌日就到总统府质问，“即便内阁总长贪污，也先要国会弹劾，总统只是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不能随意下令抓人！”黎元洪也知道自己“违法”了，老老实实说是吴景濂唆使的，王宠惠要黎元洪公开道歉，说明情况，黎也表示同意。
就在双方协商如何善后时，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带着几十个议员闯进了总统府，内阁总长们见对方人多，且满脸杀气，慌忙从小门溜走。“国会跟内阁在总统府斗殴”的消息很快传遍大街小巷，吴景濂和王宠惠二人的照片天天都上报纸头条，一时成为人们口中的笑谈。连外国驻华公使都觉得“中国人画虎类犬，简直是胡闹”。
针对事件本身，究竟是谁的错呢？
总统黎元洪稀里糊涂下令抓人，肯定是越权，破坏了责任内阁制，各方都指责“总统蹂躏人权”。
国会方面，吴景濂携带公函打小报告也不像话：内阁贪污应在国会启动弹劾，议长怎可代表国会致函总统？若是私人告发，就不该在文件上盖国会的印信。即使“弹劾”，也须要参、众两院同时通过才能咨交总统。罗案仅在众议院提出讨论，参议院根本没讨论。
内阁方面，借款案并没通过国会讨论，仅是总理批准，也严重违法……
尤其滑稽的是，国会跟内阁都指责对方不是，就差没各叫一帮人提着西瓜刀群殴。
事情的最终结局是：华意银行代表柏克尔出庭作证，借款是财政部公开领收，无人受贿。吴景濂买通的华意银行副经理李某不敢出庭作证，“受贿渎职案”不成立。
王宠惠被吴景濂一闹，彻底没了兴致，辞职了事。国会另选张绍曾为总理，张跟吴佩孚私交不错，又与曹锟是老友，两方都很满意。
曹锟贿选总参谋
吴景濂为曹锟搬掉了王宠惠，曹对其重视度又增加了几分“真是个不错的军师”。但曹锟最关心的是自己啥时候能当上总统，吴景濂建议在国会中统计了一下，谁要是愿意选举“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当总统，就聘其为顾问，月给津贴200元。当时北大牛气哄哄的教授们一个月才四五十元，普通职工月薪十几元，曹大帅如此手笔，自有人趋之若鹜。
名单弄来后，一起居然有3450人，曹锟吓了一跳，赶紧把吴景濂找来：“两院的议员合起来不过700余名，怎么有这么多？”吴景濂也摸不着头脑，细细一看，才恍然大悟：“国会中大小政党有十几个，很多议员们一身入几党。您这办事人图方便，直接让政党首脑写名字，很多重复！”曹锟咕咕囔囔道：“都是些贪财鬼！让他们删去一些人吧。”
不料曹大帅这句话让国会吵了几天架，每派“领袖”都希望保持原额，谁都不甘心减少，扯皮拉筋开了N次私会，“顾问”名额定为380名。
这年新年，曹锟送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炭敬”3万元，副议长张伯烈1万元。张伯烈大为不满，曹锟只得补送了1000元。议员们得知议长3万元、副议长1.1万元，自己只有200元，又吵闹不休。曹锟哭笑不得，骂吴景濂不知找的些什么人。
摆平国会后，曹锟与吴景濂接着对总统黎元洪下手了，黎被明暗恐吓了几次，乖乖通电辞职，内阁总理张绍曾见中央政权乱糟糟，也撂了挑子。这下正中曹锟下怀，他便让吴景濂充当狗头师爷，立即组织总统选举。
直系将北京城闹得乌烟瘴气，许多议员不满，纷纷离京，国会内人数不足，选举无法进行。曹锟等不及了，要开“非常国会”选“非常大总统”；吴佩孚提出“先武力统一全国，后办大选”。
吴景濂最大的资本就是国会，国会一散，他就左右难做，于是提出“武戏文唱”，既设法促成国会选举总统，又不可操之过急。几经磋商，他提议采取三项措施：一、拉拢国民党和奉、皖两系，缓和紧张局势；二、找一些社会贤达进内阁，充实阵容；三、设法吸引议员回京。
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都不上钩；中央不能无总统，曹锟就找了个人出面“代理摄政”；为了吸引议员到北京来，吴景濂以曹锟的名义致电国会，表示“本人无意竞选总统，只是支持国家根本大法的顺利完成，请国会议员北上制定正式《宪法》”。
吴景濂为了曹锟，以议长的身份干幕僚的勾当，可是呕心沥血，他苦心召集议员筹划《宪法》，也是想重振国会，他曾经落寞地对友人说“只有与直系合作，民国宪法才有望制定成功，议会政治才有可能继续存在与发展。”
1925年6月，在吴景濂的策动下，留京的35个政团代表举行协商会，达成关于“制宪”问题的协议：1、劝告同仁维持宪法会议；2、宪法会议不得变更议事日程；3、选举总统与公布宪法同时进行；4、制宪经费正常发放。
吴景濂兢兢业业办事，曹锟却觉得自己烧了很多钱不划算，几次想强当总统。吴景濂苦口婆心的劝“大帅，使不得啊，您要是用强，坐不长久啊！”
“那你快点，我要是出了钱没得到回报，就把你们这国会赶走！”曹锟恨恨道。
吴景濂着急上火，便在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大选机关，明确表示：在京议员每月600元津贴，在沪议员每月300元。国会的责任是“制宪”，大家不能为了意气之争，辜负了选民的期望！
多方调节下，议员们零零散散回到北京，到了9月23日，在京议员已有600余人。
为了保证自己被选上，曹锟弄了573张支票，普通票每张5000元，“特殊票”一万元，只要议员写大帅的名字，投票时就能领一张支票。直系公开贿选总统闹得全国皆知，社会各界骂声一片。
10月5日上午，北京军警机关出动大批人马警戒“总统大选”，原定10时摇铃开选，可过了11时40分，才来了400人，吴景濂急得团团转，派人到处去拉同乡议员。曹锟也下了本钱“即使弃权而肯来出席者，也发5000元支票”。到下午1时20分，签到者有了593人，才启动投票。
投票总数为590张，曹锟得480张，获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其余得票人有：孙中山33票，唐继尧20票，岑春煊8票，段祺瑞7票，吴佩孚5票，最为搞笑的是几张废票，中有孙美瑶（山东马帮土匪头子）一票，“五千元”一票。
曹锟贿选成功，吴景濂功不可没。《北京报》曾记载道北京之总统选举会，经吴景濂等极力拉拢之结果，昨日居然开成，曹锟以四百八十票之大多数（投票总数五百九十），于金钱支配下，裒然当选……金钱之魔力，诚可畏也。吴景濂为大选元勋，又为选举会主席，昨晨八时半左右，即驱车疾驰到院，沿途军警举手为礼，吴微点头致意，其得意之色，虽车如闪电疾驰而过，犹令路人一望而知之……
直系贿选闹得舆论哗然，孙中山再次于广东开府，下令讨伐曹锟，通缉吴景濂等贿选议员，并电请东北张作霖一致行动。曹锟与吴景濂根本不把其他人的反对当回事，10月10日，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亲自捧了新总统的当选证书，乘坐专车到保定，面递给新总统曹锟。吴对曹照例说了“众望所归，人心所向”之类的话——当年他对袁世凯、孙中山都是这样说的。曹也故作谦虚地表示“才能浅薄”之类。
曹锟就任总统后，公布了中华民国第一部正式《宪法》。该《宪法》也是吴景濂一手操办，短短两个月就出笼，后世称之为“曹氏宪法”。
吴景濂的连环计凑效，捧起了曹总统却得罪了吴大帅。吴佩孚对吴景濂的钻营十分不悦，他虽与曹锟有矛盾，但终归属于内部问题。曹锟要给吴佩孚一个台阶，便郑重请吴提议内阁总理。吴佩孚推荐自己的心腹颜惠庆，由此一来，内阁与国会再次不合。
吴景濂以为一切按照“合法”程序，自己也算做了点实事。可全国舆论都将他搁在炭火上烤，将其骂得人不人鬼不鬼，报刊界给他送了个绰号“猪仔议长吴大头。”尤其悲惨的是，曹总统卸磨杀驴，在国会中另外扶植了一批政客组成“宪政党”为己所用，吴景濂几乎要被架空了。
这年11月，吴景濂主持众议院召开大会，开场白还没说完，“宪政党”某人就大声叫嚷：“既然要依法选总统与总理，也得讨论议长任期！”“凭什么你吴大头一直担任议长？”“你就是曹锟的走狗，有资格当议长么？”
吴景濂大窘，将案上的锤子敲了几下，大声道：“安静，安静。”议员们恼了，操起面前的杂物就朝议长席扔来。四川籍的议员黄翼将墨盒砸向吴，正中其“大头”，吴血流满面，大喊“打人啦！”
“拥吴派”见状，也操起家伙与政敌作对厮打，混战中吴景濂的衣服也被扯乱了。亏他身体还算壮实，好容易挤出会议室，喊来十几个警卫把黄翼给绑了，送往地检厅要求法办。
地检厅认为黄翼是议员，在议会上大吵不算违法，只作了“交保候传”的处分；反吴派集体去见内务总长，要求撤换众议院警卫长；吴景濂拒绝撤换，说自己身为议长，有权指挥警卫，即便是警卫抓了议员，也是议员先动手打人。
当时内阁总理还没选出来，各部部长都是暂时代理，舆论界大骂吴景濂“斗殴”，“影响迫切需要解决的组阁问题。”也有议员去找总统曹锟，说：“大总统你也不出面管管，吴议长为了您才变得如此狼狈，谁以后还愿意为总统效力呢？”曹锟装糊涂：“这是国会内部的事情，我可不能越权啊。”
曹锟现在已经不需要吴景濂继续“出谋划策”了，吴景濂自讨没趣，带着议长的印信去了天津，并发表通电，声言“北京空气污浊，要另开国会”。可此事已经没人在乎他这“议长”了。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战败，张作霖进驻北京，吴景濂想与奉系合作，张对“宪政”“国会”根本没兴趣——当年就是他用枪杆子把吴景濂赶出东北，现在才混得风生水起，要是按照吴那一套，根本成不了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特务多次请吴景濂回东北主持政务，吴不愿出任伪职；1936年，他濂在天津与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会面，后屡屡协助共产党。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很快平津沦陷，日本侵略者又请吴主持华北政务，也遭到了吴的拒绝。作为北洋政要，吴景濂晚年在沦陷区仍保持民族气节，实在难能可贵。1944年1月24日，吴景濂病逝于天津，终年72岁。
吴景濂协助曹锟贿选，一直受到人们激烈批评。但批评者往往没考虑当时国会的尴尬状况——自从第一届国会成立，即以“制定正式宪法”为首要使命。可历经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四位“总统”，10年光阴毫无建树。
即便是“尊重国会”的英国，直到十八世纪，议员仍然能收买，美国马克吐温尚骂“国会中有一半议员是婊子养的，”其《竞选州长》之遭遇，比吴景濂帮助曹锟贿选更为混乱。
虽然吴景濂迂腐，但他努力将军阀的粗暴行为限制在法律框架内，以维系法律尊严，北洋践踏约法，孙中山先生能号召革命党以武力相抗，吴景濂一介书生，只想谋求与当权者合作，希望尽早能“依法治国”。可惜在武夫当国的年代，书生的美好想法，都显得不切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