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先前对华尔街和贪婪企业的攻击，现在转移到了中国身上。
★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中国与美国的竞争根本不是在同一水平线上，为什么美国人总是把中国视为威胁呢？
★中国中产阶层的巨大需求为美国和跨国公司提供了机遇，从长期来看，美国作为最大的消费国这一现状是很有可能被改变的。
★中国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对美国和“中美国”的形成上，从巴西到澳大利亚，从韩国到日本，经济的发展都受到了中国需求的拉动。
每年1500亿美元通过沃尔玛、耐克、家得宝、摩托罗拉、英特尔等公司从美国人的口袋流入中国人的钱夹里，这些钱被用来建造了连接上海新机场与市区的磁悬浮列车和通向西藏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中国从美国中低阶层手中赚得的钱被用来修建大连和天津的发电站和港口。还有很多钱流入了中国数千万城市居民的手中，这些人又用赚得的钱来购买耐克运动鞋、沃尔玛的辣鸡爪、乐购的香皂和宝洁的玉兰油。中国的中产阶层在下班回家的途中还会光顾一下麦当劳快餐店，他们回家后看的电视机是中国的品牌，如TCL，但是电视机所用的屏幕却是美国康宁公司生产的。
通过上面的例子，你能否明白中美之间发生了什么？那么中美之间的争端到底是怎么来的呢？通过这一章的阐述，你会明白，中美之间贸易争端的核心是什么，为什么中美之间会出现那么多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与纷争。
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参议员约翰·克里（John Kerry）来到弗吉尼亚州为即将到来的民主党候选人初选进行宣传活动。克里在演讲时对工作机会向海外转移进行了强烈谴责，认为这损害了美国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对于那些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1]式的‘卖国的CEO们’和那些把工作机会让给其他国家的企业，我们会坚决废除它们的福利，取消给予它们的奖励，并努力填补制度造成的漏洞。”这些批评的言论为克里争取到了很多选民的支持，他最终赢得了总统竞选的党内提名。在20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过程中，克里不断地对那些将工作机会转移到海外的企业发难。尽管他极少点名中国，但他话语中的指向已经相当明显。每一份刊载克里言论的报纸和其他发布有关其新闻的媒体，都对这一点有非常清楚的指向，认为美国工作机会的减少，主要原因在于中国。
对“卖国CEO们”的无情攻击为克里提高了民众支持率。很多美国民众普遍缺乏安全感，这是因为全球贸易自由化是以美国民众的利益为代价的，使跨国公司和华尔街变得越来越富有，而中产阶层和下层民众则越来越贫穷。后来，克里对其攻击的对象进行了划分。他不再一味地指责所有外包工作机会和参与全球贸易的企业，而是只对那些利用美国税收上的漏洞关闭美国工厂、削减美国就业机会、雇用外国人从事生产的企业进行攻击。克里意识到，美国国内工作岗位的减少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则是美国民众所期望的低成本的消费品。直到2004年11月克里的总统竞选之路以失败告终，他还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
就像1999年西雅图街头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示威民众一样，2004年的总统竞选演说使人们联想起当初民粹主义者对现实的不满，尽管那已经是尘封的往事了。当时，民粹主义者严厉指责华尔街，并声称“东方的肥猫”正在侵吞美国人民的劳动果实。民粹主义者的观点道出了20世纪后半叶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显著特点。而且，这些观点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和20世纪70年代激进政治新浪潮时期都很盛行。只不过，2004年的不同之处在于，先前对华尔街和贪婪企业的攻击，现在转移到了中国身上。10年前，对墨西哥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反对之声，在今天看来，只是为10年后抵制中国崛起的一次预演。那时候，人们只是担心墨西哥人抢了美国人的饭碗，但没有人会认为墨西哥能够以低成本优势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然而，今天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则完全是因为惧怕中国崛起。
[1]本尼迪克特·阿诺德（1741~1801 年），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革命家和军事家。因向英国方面出卖美军情报，阴谋通敌的计划败露后脱逃，并在1781年作为英军的一名准将率兵对美国的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进行袭击而成为美国人民的“叛徒”。他在伦敦度过余生，被乔治·华盛顿判处缺席死刑。由此这个道德败坏的人物的名字就成为“叛徒”的美式代名词，等同于《圣经》中的犹大。——编者注
中美分歧到底在哪里？
最初人们认识到的威胁是所谓的“中国价格”。因为中国的工资水平很低，在美国和欧洲做同样的工作所需要支付的劳务价格，在中国只需支付30%～50%即可。事实上，中国的低工资也被认为给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造成了威胁，和以前以低工资著称的中国台湾和现在的墨西哥一样。中国不仅拥有来沿海省市打工的农村年轻劳动力，还有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建造的基础设施，由此可以很轻易地将货物运往世界每一个角落。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的一个明显优势，而造价昂贵的现代化基础设施足以使中国媲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
中国的低价格优势造成的一个显著结果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赤字进一步增大。美国的贸易赤字增加（2003年为1250亿美元），使更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国内制造业工作机会减少的直接原因。因此，华盛顿政府要求中国改变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汇率。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汇率不是自由浮动的，很多年以前中国政府就决定人民币与美元挂钩。随着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增长，美国对人民币实行固定汇率制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很多美国人指责道，中国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人民币对美元的较低估值，以保持价格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向发达国家倾销廉价商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诉求是很明显的：中国必须改变汇率制度，或者对出口实行更为严格的管制措施。
在大选之年，通常人们的期望与现实情况是相反的。一件事情被人们推上风口浪尖，但改变现状的行动却迟迟不见实施。美国国会很少通过有实际意义的法案，时至夏末，它才可能颁布一些法案用来使议员们反对那些对总统选举不利的问题。然而，政治家们在宣布立场时很清楚，言论通常没有什么价值，在选举中所说的话最终可以不在行动中体现。在2004年的大选中，对中国影响美国就业岗位的批评之声从未间断，而且要求中国改变汇率制度、实行更加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的呼声也从未停止过。当共和党在为维护美国自由贸易的优势地位而努力时，民主党也和共和党一样谴责中国的汇率制度，他们指责中国现行的汇率制度损害了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要求中国让人民币升值的言论为参选者赢得了很多选民的支持。尽管他们的主张得到了普通民众的热烈响应，但是没有一个政党真正地付诸实施。
在美国的压力面前，中国政府和商界领导人在两方面作出了回应：一方面，他们声称，中国的确存在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但是在同其他国家的贸易中，如日本、韩国和欧盟的很多国家，中国也存在着巨大的贸易赤字；另一方面，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现状并不是中国生产什么、如何生产造成的，而是美国消费者的需求和商品价格造成的。美国政府公开指责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和反竞争政策，与此不同的是，中国政府更习惯于用谨慎的方法表达异议。当然，来自美国的公开谴责也给中国造成了一定的麻烦。当涉及争议较大的私营领域时，中国认为，美国的公开批评是不礼貌的且态度傲慢。如果说美国的主要目的是使中国政府重新考虑其政策主张的话，那么发表公开谴责就成为美国的最后一招儿了。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公开谴责不只是针对中国，更主要是说给美国的民众听的。
面对美国的谴责，中国进行了反驳：中国的经济还很脆弱，并不像数据显示的那样光鲜；从人均水平来看，中国仍然很贫穷，沿海城市与内陆农业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仍然很大；相对低廉的劳务价格为中国带来的优势也并不稳固，一旦劳务价格迅速提高或货币升值，中国将会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丧失国际竞争力，使国内经济偏离正常轨道，从而导致国内社会秩序的不稳定。除此之外，中国的银行系统也很脆弱，突然改变汇率制度将使得国内出口企业的利润大减，从而影响银行的债务回收。信贷资金无法回笼是金融系统灾难性的难题，它所带来的困难几乎是无法解决的。中国还有一个担忧：汇率的改变会使境内的货币投机和黑市上兑换美元的交易愈加猖獗。虽然对货币的重新估值本身并不会带来上述负面影响，但是急剧变化的情况和可能出现的谣言都会产生如此严重的问题。因为货币是金融长城的重要部分，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而黑市投机行为对国家金融秩序来说是一个不和谐的因子。
公开批评也好，私下谴责也罢，美国政府很少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看问题，当然中国也难以站在美国的立场上看问题。美国的政治家和批评家们都认为，中国采取的固定汇率制是使其赢得对美贸易优势的原因。而面对来自美国的压力和批评，中国政府很清楚，美国不会允许中国成为合法的领导世界的力量。中国的官员们也许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人总是对中国如此关注，在他们看来，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中国与美国的竞争根本不是在同一水平线上，为什么美国人总是把中国视为威胁呢？
毫无疑问，中国问题与美国国内的就业联系起来，已经成为大选之年美国政治中的重要话题。偶尔会有人提醒民众，中国对美国的“威胁”被人为地夸大了。经济战略研究会的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说：“我们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只是以前对韩国和中国台湾贸易赤字的转移。如今中国从我们这里进口的很多商品，是我们在20世纪70、80年代就已经停产的。”普雷斯托维茨还认为，中国的崛起可能会使美国失去一些就业岗位，但是对于与中国存在竞争的亚洲邻国和墨西哥来说，情况更加不利。然而，这样的评论很快被现实情况淹没了：一些贪婪的企业家为了追求利润，在大洋彼岸重新进行生产布局，他们关闭了美国国内的多家工厂，致使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流失海外。
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信息技术在作怪。随着发达国家企业效益增长放缓，它们一方面努力开拓新的市场（比如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应用新技术以提高劳动效率。计算机、客户管理软件系统、更加快捷的通信联络渠道，使企业可以雇用更少的员工；即时生产意味着企业可以把库存降到最低，并将从世界各地运来的零部件组装起来销售，目前戴尔公司就是采取这种运营模式。如果在墨西哥和中国零部件的生产成本较低，那么这些美国国内的企业就会将生产转移到海外。但是，如果没有信息技术的话，生产外包行为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信息技术使企业协调世界各地的零部件生产厂家和产品供应商成为可能。只有那些复杂的软件和系统能够使全球供应网络高效运转，做到将多个国家生产的、标准化的零部件在同一时间运到美国国内。尽管企业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减弱、员工工资增长幅度降低，但是企业的生产效率却极大地提高了。2003年末到2004年，企业效率总体提高4%。信息技术的应用所带来的企业收益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生产效率的提高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