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其他外国资本投资中国银行业的方式与全球金融机构在世界各地的普遍投资方式大相径庭，这使得中国可以通过吸引外资并借鉴外部经验（特别是美国的资金和经验）来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中国政府已经表示，希望银行官员和各分支机构负责人能够加强自我约束，贷款项目负责人在批准发放贷款前要充分考虑借款人的长期信用能力和项目的未来资金流向。同时，中国政府还要求银行增加对日益扩大的中产阶层群体的贷款支持，这种支持涉及信用卡发放、汽车贷款、住房贷款等方方面面，要增强银行对于这一群体储蓄存款的吸引力。此外，中国政府也在致力于创建资产管理机制，以促进股市的发展。
2003年底，中国政府宣布将修改宪法，对私有财产权进行保护。此前，尽管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私营企业发展活跃，其法律地位却一直没有明确。私有财产权清晰界定的缺失使中外企业界普遍认为，中国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并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通过宪法对私有财产权进行保护，标志着中国经济向市场化又迈进了一步，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大城市的房地产投机。为了抑制房地产狂热，政府又把注意力转向了股市。
在中国股市，国外金融机构同样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股票市场的运作是一种更为有效的资本分配方式，至少在理论上如此。股市还可以为企业提供额外资金来源，这些资金由股票持有人而不是银行提供。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府批准建立了两个股票交易市场，一个在上海，另外一个在深圳。其中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为主，有1000多家公司在上海上市。只有中国公民才可以在中国股市进行投资。在经历了最初的繁荣之后，中国的股市也陷入了停滞，交易量萎缩，局面直到2004年才开始改观。
中国股市与其他国家的股市不同。几乎所有的上市公司都是国有企业。它们只出售很小份额的股份，几乎没有审计报告标准，也不是以股票持有人的利益为目标。股市是中国政府为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注资的场所和途径。或许中国政府也曾经希望股市交易繁荣，希望通过股市将资本分配到成功的企业、惩罚效率低下的企业，但是却没有配套的金融基础设施来实现这些设想。企业互相购买并持有股份。新募集的资金还是要流入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黑洞。2002年，中国股市的总市值约为6000亿美元，按照国际标准，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其中只有价值1500亿美元的股票在进行交易，其他股票从来都不曾易手。
2001年后，为了刺激市场发展，中国政府开始与外国资产管理公司密切合作，并寻求全球市场监管机构的建议。中国一些优势企业开始在香港上市交易，参与全球资本流动，遵守市场管理规则。新组建的私营企业也开始寻求在中国的香港地区而非中国内地上市。2002年后，企业又开始将目光转向纽约股市。
2003年，在纽约上市的中国公司屈指可数。而2004年一年，在纽约上市的中国公司就超过了50家。帮助中国公司上市的投资银行家在过去5年中频繁穿梭于上海和北京，与监管机构合作，争取更多的中国公司能在境外上市，也争取使中国的金融市场有所改观。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有过在香港工作的经历，对那里非常了解，有些人还曾经在伦敦、法兰克福或纽约工作过。他们想要发掘中国新一代年轻企业家的潜力，也想管理一些颇具吸引力的中国国有企业的公开募股方面的工作，结果就促成了高新技术网络公司和传统银行及保险公司的独特合作。
盛大、网易和九城都是同时提供网络游戏、互联网门户和手机短信服务的企业。这些企业与互联网泡沫时代的美国“新经济企业”有很多相像之处，它们的首次公开募股也都非常成功。大体而言，这些企业的首席执行官都只有30出头，长相还都有几分孩子气。他们要么做过游戏开发商，要么从事过程序设计或是市场营销。有些游戏是中国原创的，也有些是模仿韩国的。这些企业融合了日韩的网络游戏文化和硅谷的创业文化，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在对它们进行了专业包装之后，将其推向了美国投资者。以携程网为例。尽管其商业模式并没有明显的网络特征，在上市的第一天，该公司的市值还是将近翻了一番。它的主要业务就是整合中国的宾馆、饭店资源，通过电话预订方式为商旅人士提供房间预订服务。该公司计划在中国互联网普及之后提供网络预订服务。但是在网络服务时代到来之前，与网络挂钩所带来的市场竞争力也是让人难以抗拒的。
尽管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但与“新经济时代”的美国企业相比，这些中国企业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它们收益可观，可以在21世纪初更为冷静的投资环境中，根据自己的收入和增长状况以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尽管各家股票的表现有好有坏，但从总体上看，这些企业的资质要好于10年前的美国“新经济企业”。从中美融合的角度来看，这些中国企业都是通过华尔街投资银行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投资银行往往拥有了很多企业的部分股份，这些投资银行曾经在这些企业刚进入美国市场时为其提供资助，在这些企业公开上市之后，美国对冲基金和资产管理机构就可以对其进行进一步认购。中国企业中也建立起了利用美国资金和经验的新的企业文化。
从2003年开始，中国主要金融公司大量在香港和纽约上市，其中包括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平安保险公司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创下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最大的公开发售规模，仅高盛银行一家就同意出资25亿美元购买其6%的股份。中国工商银行公开上市后股价大涨，高盛银行也将其投资翻倍。摩根士丹利2006年全年收益的12%（超过10亿美元）来自中国企业的证券承销费用，其中包括中国版eBay——阿里巴巴。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企业涌向中国市场的时代，那么21世纪初就是中国企业到华尔街淘金的时代。
很多美国投资银行的研究机构提出了对中国金融体系危险性进行分析的报告，但同时，仍然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投放到中国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并且从这些金融机构获取了数十亿美元的服务费用。在中国企业将目光转向全球金融市场的过程中，更乐于创新的新企业看中的是美国的资本市场和证券交易所，而不是国内的银行投资。借鉴美国经验，中国政府通过资本注入的方式在旧的金融体系之上创建新的金融体系。中国股市建立了新的监管机制，严查提交虚假财务报表的企业。银行也有责任改进贷款评估和资本定价。2004年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综合股价指数迅速上涨，在纽约和香港上市的中国企业数量也迅速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投资者对中国的金融体系抱有信心，相信随着规则机制的建立和透明度的增加，中国金融体系能够更好地运行。
但是，这并不表明中国的金融体系在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变化。上市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将股票持有人的利益当做自己的运营目标，甚至想让它们去回应投资者的关注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渐进式改革和前所未有的机遇意味着，即使中国金融机构会购买美国国债来平衡贸易赤字，还是会有大量资金从美国流入中国金融市场。人们常说资金是可以替代的。对于“中美国”，这意味着资金以一种方式从美国流入中国，然后再以另外一种方式从中国流回美国。
在中国、美国和全球的金融关系中，资本流动和商品交易是两个相互区别的独立要素。但是，不同金融体系的交织却改变了中美两个经济体的运行轨迹，这种变化是传统经济模型无法预测到的。中国经济既没有硬着陆，也没有软着陆，美国经济的稳健增长也没有造成通货膨胀和利率上涨。即使是在信用扩大和房地产市场一片繁荣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在美国也没有出现。2006和2007年，通货膨胀在重要原材料市场出现，而不是在制成品市场出现。中国在吸引外资，调整金融结构，并向美国市场供应商品，同时，也在购买美国的国债。中国经济增长没有放缓，美国经济增长也没有遭遇预期中的逆转。
但是，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看，由于美国房地产市场信用扩大，华尔街调整了面向包括中国的银行在内的全球金融机构发售的金融产品及其衍生品，给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就像20世纪90年代大量美国的“新经济企业”到中国寻求发展一样，21世纪初美国公司也遭遇了发达国家市场组织内增长不利的局面，要通过房地产市场和中国市场进行补偿。通过这两个市场，美国可以获得大量利润。但是，房地产信贷市场及其衍生市场基础并不牢固，而中国市场却坚如磐石。
尽管中国的银行系统并不稳定，它所支持的经济增长却是实实在在的。这种增长体现在基础设施和房屋建设上，也体现在企业新建等方方面面。只要旧体系仍然与新体系并存，一些地方企业领导和官员就还会兴建一些“面子工程”，想让他们的城市看上去和上海、北京一样繁荣和现代。这是中国发展模式要付出的成本。
传统西方分析家关注的总是中国模式的负债状况。他们说，中国在那些根本不会带来任何回报的项目上花费的成本太多了，而消费太少了。他们指出，在21世纪中国经济加速增长的同时，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降低了，而美国的这一比重却在上升。但是，这样的分析并不完全准确。近年来，中国的消费有了相当大的增长，只是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而已，因为消费增长的速度没有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增长的速度快。中国在致力于创建中产阶层的消费导向型经济，而消费支出正是其建立的必要条件和先决条件。所有西方企业都承认，中国已经成功创造了必要的市场条件。所以，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的投资在稳步增长的话，那么21世纪初进入中国市场的投资可以说是猛涨。
公众对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2002年，我还在考虑美国人是否能够理解中国的发展，或是会对其持有各种各样的怀疑态度。而2004年，随着商业报纸杂志对中国报道的增多，我发现和我交谈的美国人都已经意识到了中国是真的在崛起，意识到了中国的崛起会对美国和世界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他们想要确定中国的法制建设是否会进一步推进，中国的透明度是否会进一步提高；想要确定政治紧张局面、环境问题等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但是，没有人会怀疑，中国正在走向成熟，中国将会使21世纪的世界发生改变。
至于美国，即使是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也没有什么人会对美国继续长期享有全球霸权产生怀疑。现在中国已经登上全球舞台，站在了原本投射在美国身上的聚光灯的中央，影响着世界。美国的不快和愤怒自然难以避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