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按照学术化的语言来定义，就是寄托信用的金融产品市场。而现在的中国证券市场所存在的根本问题是一个无法给投资者提供长期稳定的预期、市场和社会信用寄托失常的问题。
游戏理论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零和（Zero-Sum）的观点。许多学者都说股市是一个零和游戏，但他们只说对了一半：从结果上说可能是这样，老百姓输的都让政府、上市公司、中介公司拿去了，股市的博弈就是一种你死我活的血腥游戏；但在游戏理论中还有另一个相对应的观点就是“非零和”（Non-Zero-Sum）的观点。简单来说就是在游戏中通过一定的条件求得双赢或者共赢，这条件就是“相互信任和信息充分沟通”。问题在于，政府部门是很有冲动陷进去玩“零和”游戏，还是更愿意“摘出来”脱离利益相关，促成非零和结局？
改革一开始，我们就曾面临这样一个悖论：“尽管我们已经认识到体制有毛病、需要改，但怎么改却是由有毛病的体制来决策的。我们无法选择这种‘要在不合理的体制里尽可能作出稍微合理一点的决策，使改革往前走’的既定现实条件。我们只能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作出超越历史的选择。”这其实是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存在于现实社会生活中，也存在于社会??学领域中的一种可笑而又无奈的现实状况。
当时的诸多学者提出的解决之道就是“双轨制”，并在旧体制之外寻找和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此来改变计划经济的体制，逐渐完成市场经济的改革。
确实，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所面对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背景，概括说来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因素与市场经济体制因素二元并存格局下的经济转型过程。
在计划管理方面，有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在财政手段方面，有“预算内”财政和“预算外”财政；在资金融通方面，有“体内循环”和“体外循环”；在产品价格、利率、汇率方面，有“计划价”和“市场价”。当总需求膨胀时，采取计划手段和行政手段，往往无法调节“计划外”或“体制外”部分；采取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又会超出“计划内”或“体制内”的承受能力；几管齐下，采取“一刀切”，又会导致整个经济活动的窒息。最后，从更深层次看，经济体制层面的摩擦还表现为政府部门的人为干预、人为秩序与市场秩序之间的冲突。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改革一再出现的“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环就是这种冲突的集中体现。而90年代至今在证券市场中反复出现的“监管一放松就出现指数高涨的资产泡沫，一出现泡沫就用《人民日报》文章和政府打压方式来调控，一调控就指数大跌熊市绵绵，然后政府再用《人民日报》文章、利好政策和放松监管来鼓动市场信心……”这种“发展和规范”的往复循环其实就是改革中“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现象的精确再现。
在这种背景下，尽管中国证券市场不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演化而来，而是在旧体制之外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的，在这个市场（特别是监管）体系中，集中了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学成回来的，以及本身在国内但却是最具有市场经济头脑的人，但是很不幸，到1998年完成中国证券市场垂直监管体制的建立，中国证券市场这个在改革过程中“新生的经济增长点”，终于被纳入了中央政府直接掌管的既有行政体制，完成了中国证券监管体系的行政化演变，在中央政府终于取得推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主动权和行政主导权的同时，也使得中央政府开始动用自己的信用陷入市场的利益游戏之中，成了证券市场中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的特殊利益主体之一。从此开始，它就极其具有讽刺意味地因为行政权力过大而广受批评。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创建和发展历史上，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看不见的手”萎缩了，“闲不住的手”却茁壮成长。
《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的作者罗伯特·赖特这样说过：
多元化（即由多样群体分享权力）有一项绝大的好处，就是能够使统治阶层无法轻易获取绝大部分的非零和利润。在社会持续不断（而且经常是隐微不显的）妥协和决定如何分配利润的过程中，社会越多元，就表示议价的权力越分散。……但是多元化在防止统治阶层滥用权力的同时，却让新享有权力的族群得以滥用权力。……换句话说，利益团体组织起来，追求共同目标，而在“内部”产生了正面总和，但这些共同目标却伤害了大型社会，在外部压抑了社会整体的非零和总和。……政府的功能之一就是防止利益团体剥夺公众利益。
可是他的理论没有预料到的是，在中国市场化改革这个多元化的过程中，“由于国家机构的规模、行政监管部门的惯例和传统，从而导致产生一个新的过分强大的官僚层”。这样一个行政官僚层，不管他们是传统的政府管理部门，还是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行政监管部门，由于他们掌控着政府行政监管职能，和市场能够高度关联，甚至产生利益相关，所以长期以来自觉不自觉地就会采用“合法的行政干预权”和“规则制定权”来向市场预支国家信用，最终透支政府信用，从而造成社会信用失衡。某些政府部门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自我阉割了“防止利益团体剥夺公众利益”的功能，自甘沉湎于市场的利益主体之一，重新集中起议价的权力，并将政府的信用预支（或者讲透支）给了证券市场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从而在市场大幅下跌中攫取到了与市场走势不相关的稳定收益。
可以这么说，政府和国家公信力的滥用和下降，是中国证券市场历史发展中诸多表象背后的深层逻辑之一。
这是一个政府和国家公信力被政府本身以及政府行政监管部门长期预支、透支，所产生的社会信用空洞化的结果；从社会层面上讲，也是民众信用寄托失衡，民有资本所信失当、所托非人，而产生的国家失信于民的背离状况。
这也许是遗传，也许是宿命，更可能是一种政府和市场产生了利益的自我相关而形成的不可避免的“怪圈”……
在改革初期，我们是从“放权让利”开始起步的；但在改革30年之后，部分政府机构却在以“集权争利”来运转着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
这无法说好，也无法说不好。
德国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伯格（W.Heisenberg）有关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定律”是这样表述的：微观粒子的某些成对的物理量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的数值，例如位置和动量。在他之后，同属哥本哈根学派的尼尔斯·波尔（Niels Bohr）发表的“互补性原理”认为，对位置测量的数值和对动量测量的数值，同时表达了对粒子的认识。同一微观现象，可用很不相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图像来描述，例如波动图像和粒子图像。但二者却相互补充、缺一不可。
波尔的“互补性原理”深深地受到中国阴阳五行及老庄哲学的影响和启发。而描述量子力学微观现象的这两个理论，却同时包含着揭示人类社会现象的深刻哲理。
由此，我们在改革30年和证券市场创建将近20年以后，反思我们整个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演变历程，反思政府在这其中面对公共责任和市场利益所表现出的互相矛盾却又互为补充的不同角色和言行，反思整个证券市场发展中不同利益主体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相互缠绕和相互错位的互动博弈过程。也许我们应该承认，如果政府行政监管机构不可避免地因为他们与市场的密切相关而不由自主地表现出利益团体的行为特征，现实只能让证券市场所有的参与者接受中央政府作为一个追求自身利益（包括经济的和政治的）最大化的利益主体加入博弈。如果想要恢复政府和国家公信力，想让政府，特别是政府的行政监管部门“Tie their own hands”（管住自己的双手），重新担负起代表和维护起公共利益的责任和义务，想要期望它用强大的行政力量继续不断推动市场发展和规范的同时，也期望它在统一的监管体制下能够推进市场机制的创新，那就需要继续用投资者自身所付出的代价和市场的合力来逐渐推动中央政府自身行为的持续转型。
历史只能解释，无法假设。
体制基因只能传承演化，无法预设重组。
我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也许还得这么继续走下去……
陆一主编，《球籍：一个世纪性的选择》，百家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
[美]罗伯特·赖特，《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8页。
《OECD国有企业治理指引（草案）》注释第42条。
关于政府部门，在《OECD国有企业治理指引》中用了这样几个单词：“state body，ministry or administration”。在这个语境里，这三个单词分别可以定义为“政府（或国家）机关、政府部门（但一般用于和市场没有直接关联、没有直接行政监管权力的部门）和政府行政监管部门（与市场有关联、可能产生利益相关）。
所谓怪圈，就是指这样一种现象，我们在某一个等级系统（Hierarchy）中逐步上升（或下降），结果却意外地发现又回到了原来开始的地方。这和悖论一样最先发现在逻辑学和数学中，如爱皮梅尼特悖论（Epimenides paradox）、哥德尔（Godel）定理和著名的莫比乌斯曲面。形成怪圈和悖论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自我相关（Self-correlation）和自相缠绕（Fangled hierarc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