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耐克没有破坏雨林的动机，因为它对供应商的土地征用过程并不知情（动机）；耐克也没有破坏行为，因为耐克产品本身并没有对环保带来危害（行为）。但问题在于，耐克将皮革工厂放在巴西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降低成本。这种成本降低的压力向上游传导并最终得以实现，其前提就是供应商找到了“改林为草”的非法手段。正是由于他们提供的订单，使得这些本地的不法供应商成长起来并获得利润。既然耐克享受了这种非法手段带来的好处，同时它又是整个供应链条的发起者，那么它也必须承担责任。比起传统的“绿”来说，这是一种“更深的绿”，但并非苛求。
但自从几年前的“血汗工厂”事件和“苏丹红”事件之后，人们已经接受了关于供应链社会责任的基本规则——跨国公司在利用本土化降低采购成本的同时，也必须承担起供应链上游的社会责任。20世纪90年代，跨国公司利用全球化迅速占据了全球供应链上的强势。供应链上游任何一个参与者能够从中获利，都是因为跨国公司提供的购买机会。它们对一个产业的影响，往往比消费者或法规来得更直接、更强大。正是因为跨国公司获得了额外的话语权和利益，因此，在企业公民理论下，它们必须承担额外的责任。这种责任的大小不应当与企业规模相匹配，而是与其在制定行业游戏规则中的话语权相匹配。
企业的环境资源关系管理
环境资源是企业公民的重要因素，也是企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性和约束性条件之一。企业既是经济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也是自然资源的消耗者和环境污染的主要角色。企业公民与社会共生，其行为具有很强的社会外部性。履行环境资源方面的社会责任，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蔓延，“保增长”被中国政府列为重中之重，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的矛盾愈显突出，环保面临巨大压力和严峻挑战。越来越多的企业积极履行环境社会责任，主动发布环境绩效报告，赢得社会的尊重。但从全局来看，全国各类企业的环境责任意识仍处于较低层次，推动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企业环境责任“犹抱琵琶”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着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在GDP总量持续快速增加的过程中，中国在资源环境方面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解决环境资源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能源，除了需要政府层面采取“节能减排”等治理措施外，企业也必须承担相应的环境社会责任。
近年来，企业越来越多地受到各方面因素的挑战，承担环境社会责任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环境容量和资源本底的挑战 我国是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很多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然而，从我国资源的实际利用方面来看，浪费是相当严重的。以能耗为例，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印度的2.8倍。企业是资源消耗的大户，也是环境污染的主体。近几年国内发生的松花江、沱江、北江污染和太湖蓝藻暴发等代表性环境污染事件，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大的水系和区域。这些事件，大多数是因企业非法排污造成的。
环保政策、法制的挑战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状况，我国实施的环境保护政策也日益严格，法律、法规及标准体系越来越完善，对企业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和噪声提出了更多的限制。
消费者的挑战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环境健康观念和环境权益意识也在增强，绿色消费成为新时尚。企业不关心环境问题，不研究它们的产品同环境的关系，就会受到消费者的抵制，正如一句口号所说，“你不淘汰污染产品，消费者就淘汰你”。
国际市场竞争规则的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环境压力的增加，企业的竞争环境和竞争规则发生了重要变化。参与市场竞争不仅仅要考虑经济效益，还要考虑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参与竞争的目标不仅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而是把企业发展与社会与环境的发展协调起来。竞争的方式不再是单纯的产品质量和价格方面的竞争，而是上升到经营理念、道德水准和环境社会责任的竞争。
环境社会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企业在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任何经营活动当中都应该有高度环保的意识和行为，对生态环境承担相应责任，不仅在经济、社会方面，更在环境等领域获得持续发展的能力。《OECD跨国公司行为准则》（2000年修订版）规定，“企业应以谋求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切实关注环境保护”。企业在生产和运营时，应遵循清洁生产的原则，同时承担对周边环境的保护责任，主要包括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排放、推进循环经济三个层面。环境社会责任意味着一个企业要为自己影响环境的行为承担责任，及时认识到对环境有害的行为并尽可能予以纠正。
近年来，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已经从消费者的要求、非政府组织的推动上升为市场营销中的规则，零售商和品牌商在环境方面对供应商提出了更实实在在的要求。
中央政府近年来也在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的通知》中就明确提出，“要督促企业履行保护环境的责任”。国资委2008年1月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发布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中央企业增强社会责任意识，成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表率。《意见》明确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要重点把握好的“八个方面”，“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即为其中之一。《意见》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高度评价。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008年7月在加入全球契约中国网络成员单位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这个《意见》时特别指出：“积极主动地处理好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等方面的问题，不仅为企业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也是解决像贫困、气候变化这类世界性挑战的有效途径。”
对于企业来说，承担环境责任不仅是节约资源能源、防治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需要，也是企业适应国际市场环境要求，提高自身竞争能力的需要。转变观念，把环境社会责任看成企业的挑战和机遇，从提升企业现代化、国际化水平的高度认真对待环境社会责任，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以此为契机，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循环经济，提高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国际竞争能力，在现代产业价值链中和国际经济分工抢占有利的竞争位置，已经成为国内企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照顾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已经成为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必然要求。企业必须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承担更高的道德层面的社会责任；唯有如此，企业的社会环境、市场环境、舆论环境、生态环境、生产环境才会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这是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和企业发展真正意义上的互动效应。
研究表明，企业强化环境社会责任，并没有偏离企业经营和赢利的目标，强化这种责任不仅不是公司的负担，而且有助于增强它们的竞争力。先进的公司环境责任理念是企业文化的重要内核，是企业不可或缺的软竞争力。
积极履行环境社会责任，会给公司树立一个良好的声誉和形象，企业更容易与公众和所在地政府等所有利益相关者建立互信，公众和政府对这样的企业更为理解和支持。机构投资者往往也更感兴趣投资那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社会道德良好型”公司。积极履行环境社会责任，更能够吸纳外部成本更低和更有价值的资源，并且把这些资源与自身资源整合，从而形成更强大的竞争力。先进的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理念是公司的软实力，拥有这一软实力的公司，在资源效率、获取市场先机、赢得客户、低成本融资等方面将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
履行企业生态社会责任，有利于打破绿色壁垒，提高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近年来，绿色壁垒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环保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和服务出口构成了严重威胁，由绿色壁垒引发的国际争议时有发生。
推进企业承担生态社会责任需要多方面的努力，需要企业和政府共同努力。
目前，中国企业在环境社会责任承担方面，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行动上，仍处在被动状态，常常是迫于政府、社会或者产业链中合作伙伴的压力之下的非自愿举动，更多地将其看做消耗企业利润的减项，很少看到承担环境社会责任给企业带来的效益和竞争力。不少企业尚停留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传统企业理念阶段，忽视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现代企业理论。
从企业层面来说，承担环境社会责任必须做到：在业务流程中强化生态社会责任，对产品进行“环境友好设计”；环境保护在企业里面应该作为一种文化，用企业文化的力量去规范员工的行为；建立公司生态社会责任报告制度，披露有关社会和环境绩效方面的信息。
除了企业自身努力之外，政府也应该建立???境生态补偿制度和绿色市场准入制度，保证公平竞争，完善法律环境，加强法制建设，创新监管手段（如环境会计、环境审计等），采取各种必要的和有效的措施，引导、保障和监督企业切实履行环境社会责任。此外，政府也应对企业履责加强外在约束和全面考核。国外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建立了绿色生态税收政策体系，我国也正在积极研究并尽快制定建立包括信贷、证券、保险、税收等内容的绿色经济政策体系，以进一步唤起企业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在考核方面，目前国内还没有启动对企业应当承担的生态环境责任的全面考核；带有试点性质的一些考核，其指标也还不够具体化和系统化。
环境社会责任报告成热点
20世纪90年代以前，公众对企业的评价主要集中在经济指标上，如产量、销售额、市场占有率等。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公众纷纷要求企业披露环境绩效的相关信息。吸纳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是公司风险管理的有效工具。为了记录和展示社会责任建设成果，一些公司开始出版有关报告，推动与利益相关者的对话。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发布包括环境绩效在内的社会责任报告，先在中央管理的大型国有企业以及上市公司试点建立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制度，供政府有关机构和公众依据这些报告来监督和促进这些企业承担公司社会责任。这些倡导得到了许多大型国有企业的积极回应，有的企业加入了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中远集团可持续发展报告被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列为全球典范报告奖，国家电网还参与了国际标准化组织社会责任标准（ISO 26000）的制定工作。
当时，“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在中国还不是广为人知，零星面世的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多冠以“可持续发展报告”之名。也许是因为“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最初是由一些环保人士提出，提出的场合也是一些大型国际环保会议，很多人都把这个概念和“环境保护”混同起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也往往把环境绩效列为主要或首要内容。
从2006年起，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开始多了起来，原来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企业中，有很多把报告名称改为社会责任报告。在这些报告中，环保仍然被列为内容之一，但其位置就不再显得那么突出了。
总体来看，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中国企业近两年呈快速增长趋势，但总量仍然很少，在全国企业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研究数据显示，2008年1～11月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达121份，已接近此前历年报告的总和。发布报告的企业中，国企超过一半，民企也有所增加。其中约有一半在交易所上市。研究同时也显示，国内可持续性报告的平均水平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抽样评估的40份报告结果显示，如果按国际可持续性评估标准来衡量，这些报告的各项指标平均得分还不太高。一些企业的报告在阐述可持续发展挑战、定量数据描述、报告可获得性和审验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从发布的各类报告来看，作为企业公民六要素之一的环境资源部分，与其他五个要素相比，比重较早期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也有所减少。当然，这倒未必是什么坏事，因为它至少可以说明，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企业公民实践的内容在不断丰富。
令人担忧的是，在这些报告中的环境绩效部分，存在着非常突出的“报喜不报忧，摆功不言过”现象。有些报告甚至连基本的发布程序都不讲，外部监督完全缺失，成了企业自我表扬的载体，完全失去了与利益相关者对话的意义。
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举步维艰
如果没有外部约束和监督，企业这一环境污染的主要“贡献者”一般不会积极主动地承担环境责任。于2008年5月实施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是我国最早的信息公开部门规章之一，其中对政府和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开都提出了专门要求。《办法》实施一年多来，政府信息公开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而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却几乎没有迈出任何实质性步伐。
《办法》要求企业按照自愿公开与强制公开相结合的原则，及时、准确地公开环境信息。根据《办法》第二十条规定，被列入“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排放标准，或者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地方人民政府核定的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污染严重的企业名单”的企业须强制公开排放数据。对自愿公开企业环境行为信息的企业，环保部门可以给予在当地主要媒体公开表彰、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优先安排环保专项资金项目等奖励；对违规超标排污而不公布或者未按规定要求公布污染物排放情况的处10万元以下罚款。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2009年5月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自《办法》颁布实施以来，在超标违规的近万家企业中相当一部分符合强制公开条件，但是没有任何一家污染企业按照《办法》的要求主动公布其环境排污数据。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和16家环保组织联合，先后给28家不达标企业发出了环境信息公开提示信，提示它们相关的法规要求。但是，据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王晶晶撰文披露，“包括摩托罗拉、拉法基、嘉士伯等大型跨国公司在内的大部分超标企业，在提示下依然没有依法公开环境数据”。
《办法》除了规定特定企业有强制公开义务外，还鼓励企业自愿公布企业环境信息。一年来，自愿公开方面的进展极为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