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卡夫卡经常在普拉纳的森林中散步，有时还砍柴，但回到布拉格后，他的健康状况仍然不佳。到１１月，他的病情严重，不得不卧病在床。１２月，弗朗兹韦弗尔来看望他，卡夫卡年轻时他和他的朋友们都非常崇拜韦弗尔，认为他是布拉格最杰出、最有天分的作家。韦弗尔是和奥托匹克一起来的，这次拜访"本该让我高兴，结果却令我失望"。原因还是韦弗尔近期写作的悲剧《茨威格》，卡夫卡毫不掩饰对它的嫌恶：他觉得戏剧中的人物都"不是人"，整部戏剧是"三幕泥潭"，而韦弗尔费力地在其中跋涉。事后，他又满心自责，觉得不该对韦弗尔"动人的友谊"报以不合时宜的批评。然而，在一封给韦弗尔的没有发出的信中，卡夫卡说，剧作家本人是"这个时代的领路人之一"，但《茨威格》却代表了"领导能力的衰退……对时代的背叛……给琐碎的事物笼罩上了骗人的光彩，因而使剧中人物的痛苦大打折扣。"韦弗尔邀请卡夫卡去维也纳，尽管卡夫卡不再为工作所累，养老金也足够维持生活，但卡夫卡拒绝了韦弗尔的建议，他认定自己再也不能离开布拉格了。他此时的乐趣是独自在病床上阅读克尔凯郭尔的《非此即彼》。
９月的一天，卡夫卡把一份《城堡》的手稿（卡夫卡后来又修改了小说内容，今天寄给米伦娜的这个版本已经弃而不用了）寄给了米伦娜。同卡夫卡另外两部长篇小说一样，这部作品也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如果按照卡夫卡的遗嘱，他的三部长篇小说本该全部销毁的。在１９２５年出版的《审判》一书的"后记"中，布洛德解释了他没有遵照卡夫卡的遗嘱执行的理由。布洛德说，卡夫卡生前发表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我巧施计谋和劝诱说服之后才拿去的"。布洛德承认，尽管卡夫卡把自己的作品说成是"涂鸦"，但他确实从中获得了莫大的幸福，他尤其爱给朋友们朗读作品节选："谁能有幸听到他只在小圈子里以感人的热情和决非演员所能有的、充满活力的节奏朗诵他自己的文章，谁就会直接感受到隐藏在作品背后的真正的、巨大的创作乐趣和热情。"布洛德还补充说，卡夫卡对一本书的内容安排和章节排序、书名的选择，甚至字体都非常重视。他敏锐地意识到一本书首先应该从外形上更吸引人。
布洛德把卡夫卡不愿意发表作品的原因归结为"某些不幸的经历致使他自我怠工，因而也致使他对自己的作品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但布洛德又提出了另一个原因--卡夫卡"以最高的、宗教式的标准来衡量他的全部作品"。同那些从永恒的观点出发评价自己作品的作家一样，卡夫卡当然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可能符合这些标准，因此他不可能把自己当作精神导师一样的人物，尤其是他觉得他在自己的生活中都没有树立起榜样。这似乎是一种很成问题的说法，与其说出于卡夫卡本人的意图，不如说出自布洛德的个人臆想。实际上，卡夫卡是一个严肃的伦理思想家（很少有人从这个维度思考他的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要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某种形式的精神指导。他显然不是世俗世界的精神导师。说得更准确一些，他是以最高的标准，最大的野心进行自己的艺术追求。正如前面提到的，卡夫卡希望把自己的作品提升到美与真的层面。和所有那些严肃的艺术家一样，他意识到成就和失败相互缠绕，在这个世界上写出的作品是不可能完美的，即便如此，除了追求完美之外，他别无选择。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初，卡夫卡从马特利阿里山返回布拉格后，情绪失落，挫折感强烈。他不得不拖着病弱的身体上班，还把以往的日记都交给了米伦娜，似乎他连那些属于个人隐私的作品都不打算保留了。就在这个时期他写下了第一份遗嘱--用墨水写在一张纸上--要求布洛德："凡属日记本、手稿、来往信件、各种草稿等等，请勿阅读，并全部予以焚毁；同样，凡在你或其他人手中的所有我写的文字和草稿，请你以我的名义向他们索要。至于别人不愿交给你的信件，至少应由他们自行焚毁。"这份遗嘱要求严苛，而且面面俱到、含义非常清晰。此时的卡夫卡希望把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一笔勾销。他曾说过，"除了文学，我一无是处"，现在他要把自己创作的所有"文学"篇章--合起来也也就是他自己--彻底毁掉。人们在卡夫卡死后才发现这份遗嘱，一同发现的还有另外一份内容更丰富的遗嘱，写于１９２２年１０月从普拉纳返回布拉格之后。在第二份遗嘱上，卡夫卡说："这一次我也许不能恢复健康了，得了一个月的肺热病后，完全可能转成肺炎了。"他说他要把"关于我的全部文字的遗嘱写出来"，他的表达既明确又含糊："在我所有的作品中，只有这几本书还算可以：《判决》、《司炉》、《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和一个短篇故事《饥饿艺术家》。"《观察》当时实际上已经停印了。"我说这五本书和这个短篇还可以，意思并不是说我希望它们再版，留传后世，恰好相反，万一它们全部失传的话，那倒是符合我本来的愿望的。不过，既然它们已经存在，如果有人愿意保留它们，我也不会介意的。"其他所有东西--包括信件、日记，以及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作品--都应"毫无例外"地予以焚毁。卡夫卡清楚地知道，出版了的作品是可能留传后世的，他在这里使用"万一它们全部失传的话"这种不确定的表达方式，恰恰可以看作是对这一点的佐证。如果后代人读到了上面提到的那些作品，他们仍然会记住卡夫卡的名字。他在这里提到的作品大多是写完了的完美之作（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他的三部长篇小说都是未竟之作）。不过，卡夫卡确曾毫不含糊地要求焚毁其他全部作品。我们所有这些围绕卡夫卡阅读和写作的人--尤其是传记作家--在这样做时都清醒地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故意忽视了他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