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岁那年，我上了小学一年级。
我并不知道母亲要把我送到学校去。她肯定早就与父亲商量过，也打听到学校什么时候报名，连缴费金额也弄清楚了。这是四个孩子里第一个读书进学的，所以母亲格外重视，也很激动。
只有我蒙在鼓里。垸子里并不太多的几个伙伴，也没有谁说起读书一事。偶尔从大人那里听说，都很害怕，担心老师比生产队队长还凶，担心不能玩耍了。
报名那天终于到了。
母亲一大早就给我换上比较新的衣裳，叮嘱我吃了早饭不要玩远了，要带我去报名读书。母亲终于向我摊牌了，样子很庄重，语气几乎是商量、恳求。以往她只要希望我配合做什么事，都是这个语气。
我嘴里答应着，心里却怕得要命。怕什么？说不清道不明。仿佛面前站了一个凶神恶煞般的人，叫我把手伸过去打棍子。这个人就是被伙伴们多次妖魔化的老师。
吃完早饭，我找个理由溜了，想找那几个伙伴问问，是不是也要被拉去报名。很快，几个伙伴聚拢过来，如临大敌，谁也拿不出主意。这时，母亲喊我了，找过来了。
当着伙伴们的面，我得装出不肯就范的样子，质问母亲：为什么只让我一个人去读书，他们怎么不去。母亲惊讶地说，读书又不是什么丑事，到了七岁，都要读书，他们这几个伢儿，今天都去报名。
我站着不肯走。母亲拉我，我挣脱她的手。她又使劲拉，显然发脾气了。胳膊扭不过大腿，我被她拉到学校。后来的事儿不记得了，是怎么回答老师的提问，是哪个老师接待的，是不是当时就领到了新书，母亲有没有给我缝新书包……都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学杂费、书本费合在一起，是七角钱。
多么划算呀！一个学期，向老师学习各种知识，才付七角钱。还给书，好像是两本。母亲坚信她的决定没错，太英明了。回来的路上，她逢人就讲，我儿上学了，今天报的名。
儿子上学了，母亲似乎翻身了，地位陡升。我也感到她说话嗓门更大了，脸上笑容更多了。我将面临的学校和读书，又是什么境况呢？
没看见学校，也没见到教室，只见到一间祠堂。四口塘垸的一间破旧的祠堂，成了我的教室。它和白果树下垸的祠堂比起来，小得多，旧得多，破得多，中间有个开井；最上头还供奉了菩萨，一小块忽明忽暗的红烛烧得只剩大拇指长，几根香还在燃烧。
祠堂里很暗，只有靠天井的地方才显得比较亮堂，所以，我们的课桌椅就在此摆放。课桌高矮不一，凳子也奇形怪状，它们都是学生从家里带来的，放假了还得各人搬回家。真正属于学校的资产，只有一块刷了黑油漆的木板，当作黑板用。老师没有讲台，他的书、粉笔盒和黑板擦（其实是一块抹布），只好放在正对黑板的某个学生的课桌上。
十几个高矮差不多的孩子，一个名叫灿云的年轻男人；十几张课桌，十几条板凳，一块破黑板；一间破祠堂。它们共同组成了泉塘小学的一年级教室。换句话说，要是有人问泉塘小学一年级在哪儿，就可以大大方方地告诉他：四口塘垸的祠堂。
我对于这个一年级，记忆最深的有这么几件事。
一是带着两个儿子来上课的老师。
灿云老师那时大约三十多岁，黑头发，大眼睛，整天驼着背。他有两个儿子，还不到上学的年龄，没地方玩，也没人带。所以，每天上午，他就将两个儿子带到祠堂里。他上课时，儿子就在祠堂里外随便玩。这两个小家伙可会寻乐了，不是在祠堂里拨弄蜡烛，就是在祠堂外捡石头、瓦片，搭建梦想中的房屋。我们只能坐在凳子上，被老师勒令不许左顾右盼，轻举妄动。可这两个小家伙，在祠堂里进进出出，呼叫着，傻笑着，总是让我们心里痒痒的，眼睛就不看黑板和老师了，随着他们的小身影转动。
灿云老师很警觉，儿子不光妨碍了哥哥姐姐听讲，也干扰了父亲讲课。他就吼叫儿子，勒令他们出去。两个小家伙乖乖出去了，一会儿，听见弟弟大叫：“哥！哥！快来看，有只大脚猫！”
祠堂里十几个孩子全笑了。没有谁肯静心听讲了，都想去欣赏大脚猫。灿云老师只好宣布下课，孩子们一窝蜂地跑出去，把传说中的大脚猫吓得不见了影儿。
二是学珠算。
在这间祠堂里，我认识了第一个汉字，包括人、口、手，日、月、水、火。我学会了一位数、两位数的加减法。灿云老师身兼数职，既教语文，又教数学。忘记了这个简单的一年级是否开设了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如果推测起来，应该是没有。因为直到小学三年级，我才第一次接触到排球，也好像没上过体育课。专门的音乐、绘画课，也应该是空白。不过，灿云老师应该教过一两支歌吧。至于绘画，那是我们无师自通，在草稿纸上画大头人、两根柱子支撑的房屋。
可是，这个比较严厉的灿云老师，竟敢在一年级就教我们珠算。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一只黄色的大算盘，与破黑板并排挂着，讲完口诀后，他就点名让学生上去演示。每到这时，我就害怕得要命，担心被点中。他讲了那么多要领，我一句也没听懂；他讲的口诀，我也不会背。越是怕鬼，越是有鬼。灿云老师真把我点上去了，我红着脸，脑子一片空白，随便拨弄了几枚算珠，就听见背后有同学窃笑。
怕算盘，恨珠算，也许就是从那次上台演示失败开始的。直到今天，我还不会操作算盘。童年时期为何对算盘产生了仇恨的情结？而且这股怒火，从未熄灭，持续地烧了那么多年。
三是抢茅厕。
十几个学生，来自全大队八个垸子，男生只比女生多一两个。既然把祠堂当作教室，自然也就没有专门的公共厕所了。十几个孩子只能在祠堂附近找茅厕解决。祠堂正好位于垸中间，旁边老屋林立，前后左右各走出十几步，可以找到七八个茅厕。离祠堂最近的茅厕，自然最受欢迎。
一下课，男生和女生自然分成了敌我两方，争夺茅厕的领先使用权。男生比女生跑得快，冲进厕所后，脱裤子也快，一个接一个地拉尿，排成了队，不让女生有机可乘。所以，这种争夺，总是以男生胜利而告终。赢多了，男生也就掉以轻心了，没想到女生们一直暗中伺机取胜。
有一次，太阳真的从西边升起来了。下课后，一个女生一阵风似地冲进茅厕，当紧随其后的男生还没明白过来，她已经脱下了裤子，把又白又小的屁股正对着门，妄图阻止男生入内。离她最近的男生不甘示弱，也脱下裤子，掏出******，对住蹲着的女生屁股。
这是一场无声的争夺，吸引了所有男生和女生加入。于是出现了极具幽默和好笑的一幕，所有女生都在茅厕内外蹲下了，十几只白屁股全部一致对外；而所有男生也都掏出******，虎视眈眈，有的憋不住了，滚烫的尿水直接撒到白屁股上。
我们在这个祠堂里学了多久才搬走，记不起来了。可能是一个学期，也可能是两个学期。也不知是哪位神仙开恩，让我们迁走了。迎接我们入住的新教室，仍然破破烂烂，是大队加工厂的一个破车间改造的。印象最深的是，四周的窗户空空荡荡，一没玻璃挡，二没纸盒遮。但是，它已经远远胜过了祠堂。
母亲知道后，却皱了眉头。祠堂虽然不好，可那里有神的灵位，可以保佑孩子，看着孩子念书听讲，孩子会学很多知识。大队加工厂虽然像间教室，可是碾米的机器开起来后，发出刺耳的轰鸣声，屋顶上的灰尘被吓得夺路而逃，正好把屋里的孩子洒了个灰头土脸。母亲这番比较，自然有理，可是由不得她了。祠堂也有不好的地方，譬如孩子们上课时，会有迈着三寸金莲的老太婆，在神位下磕头烧香，放的鞭炮声好像要把祠堂炸飞。这边在学知识，那边在拜菩萨，哪像教室呢？可是，到了大队加工厂，这头孩子们在认真听讲，那边机器却在粗暴地高速运转，同样受干扰。
泉塘大队并非穷山恶水，怎么就找不出一间像样的教室呢？位于山脚下的泉塘小学（似乎应算作总部），就腾不出一间屋，把这流落在外的一二十个孩子塞进去？
虽然上了二年级，我仍然不能走进泉塘小学，只能在距它一百米远的加工厂蜗居。只有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才可以昂首挺胸走进学校的怀抱。倘若这样挤兑二年级的教室，似乎不公平，实际上，它也有学校本部难以替代的优势。比方说，二年级教室左邻加工厂，有些吵闹，这是它的一大劣势；可往右边看，却是大队部和代销店，乃是全大队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大队部就是大队书记办公、开会的秘室，也是他对着喇叭向全大队人们发话的指挥所。我几乎每天都可以见到大队干部，运气好的时候，还可以一睹大队书记的尊容。这恐怕是当时能见到的最大官儿了。代销店是全大队几千号人的购物天堂，吃的盐、红糖，烧的煤油、火柴，做衣服的布料，写对联用的红纸……只要你不愿意费力跑路到公社百货店去选购，那就只能就近采买了。
我高高兴兴地到加工厂改建的教室里读二年级了。这间教室由于邻近代销店，带给我很多便利。
下课后，或者放学后，我就往代销店里钻。摆在玻璃柜里的食品，最吸引我。烤得两面黄的芝麻饼，红纸包着的蔗糖，白胖胖的皮蛋，桔黄色的汽水……我没钱，只能偷看。去的次数多了，代销店的老头儿不再把我当小偷了。起初，他见我神色慌张，总怀疑我要偷他店里的商店。混了个脸儿熟后，这个老头儿变得和善了，每次都问我，带钱了吗？没得钱回去要，看，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不能买，不能吃，看着那些食品，也是享受。看多了，也不再流口水了。代销店里去的次数多了，我竟然喜欢它的气味，就连刺鼻的煤油味，也闻着舒服。代销店挨我的教室那么近，母亲自然就把打酱油、打煤油的活儿交给我了。上学时，把空瓶子拎着，带到教室。放学后，去代销店交钱打油。母亲一般不给我多留几分钱，总是恰好够买一斤油。她还叮嘱我睁大眼睛看，防止那个老头儿少打了一两油。回家的路上，我会走几步停一次，把瓶里的酱油小心地滴一点到手指上，送到嘴里吮吸。穷人家的孩子，没钱买零食，这一个月才轮到一次打酱油，我自然不会放过，尝一口酱油，权当吃了一块芝麻饼。但是煤油我不敢品尝，可这个家伙似乎特别爱出风头，总是跑风漏气，不是把我裤脚弄脏了，就是双手沾满了油污，特别难闻。
为什么在代销店里不怕闻到煤油味？相反觉得闻着舒服？而自己手里拎的煤油瓶，却那么讨厌它的气味？我只能说，代销店里的煤油味，不仅仅是煤油一种味道，它还混合着芝麻饼、蔗糖、红糖和皮蛋的味道，当然好闻了。
一边听老师讲课，一边听机器噪音，二年级的时光，似乎一眨眼就打发走了。印象最深的也有一件事。
一是课堂上得到一大捧蔗糖。
好像是一个阴天，坐在教室里很冷，寒风从破窗里钻进来，像把刀子，将教室里的一二十个孩子逐个砍了一刀。老师也在发抖，只好提高嗓门说话，仿佛这样可以增加热量。
正在这时，木门被推开了，听见一个女声叫我。我回头一看，是四姑。她站在门边，示意我出去。我哪里敢？何况正在上课，老师也正盯着我。见我坐着不动，四姑走进教室，走到我身边，把双手捧着的一堆蔗糖，塞进我上衣的两只口袋里。
不光我惊呆了，所有的同学，包括老师，都惊呆了。
四姑说了一句“你一个人都吃掉”，掉头走了。在那个年代，一次得到如此多的蔗糖，多么不容易！就连过年也不会比它多。班上比我们家日子好过的同学，也没享受过此等待遇。
这节课我没心思上。其他同学也开了小差。蔗糖独特的香味，执拗地在教室里飘荡，借着寒风，弥漫成一团挥之不去的香阵。后来，这些蔗糖是怎么处理的？我一个人独享？还是分给其他同学了？记不得了。四姑心疼我，是叫我一个人吃完的。我应该是按照她说的去做的。
二是一次得到十支铅笔。
武汉的大舅上我们家作客。这可是我见过的客人和亲戚中，离我家最远的一位。他爱微笑，对我很好。可是他说话我听不懂。他说的是武汉话，我只听得懂武穴话。
母亲的生母，是安徽合肥人，原本嫁给了武穴的一位国民党文职军官。大约是解放后，这个军官判了刑，母亲的生母就改嫁到了武汉，和一个姓毛的男人结了婚，生了两子一女。其中的长子，就是这次来我们家作客的大舅。
而母亲呢？在她四岁时，被一户姓刘的人家收养了，长大后，母亲就嫁到了白果树下垸。这个刘姓人家的刘婆婆，后来就是我的外婆，刘爹爹就是我的外公。
我记事时就记得，母亲常对我们讲武汉的家家、爹爹，还有大舅、小舅和小姨，听多了，觉得他们不是生活在人世间，而是在天空中。因为母亲每次都用艳羡的语气，绘声绘色地描绘，在我看来，这些从没见过面的亲戚，都是天上的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和七仙女。
当然，和我们来往最多的还是母亲的养母一家三口人，包括外公、外婆和未结婚的舅舅。他们和我们一样，是凡人，是普通人。
现在，武汉的大舅从天而降，并没有玉皇大帝的威严，也没有哪叱的乖张。他总爱和我说话，要我回答问题，问我长大了想干什么。我紧张得不知如何回答。
本来在我心目中，就敬畏他。他提出的这些问题，更加让我紧张。他随意翻看我的书，让我读课文给他听，出加减法题给我做。他讲定我表现好，就奖励我。
临走前一天，他拉我到大队代销店，问我想要什么东西。我眼里盯着那些香喷喷的食品和花花绿绿的小人书，心里却拿不定主意。大舅见我不吱声，自言自语地说，你不做声，我就替你作主了。嗯，吃的东西不必买了，我从武汉带来的糕点，你们还没吃完，小人书你妈不准你看，买什么呢？
他也在犹豫。最后，他下了决心，买了一小捆铅笔和五本作业本。红红的铅笔泛着亮光，可爱极了，我一支又一支地摊开，闻着香味，数着数，竟然有十支。哇，够我用两个学期了。回到垸里，我把铅笔高高举起，故意让伙伴们看到。不到十分钟，全垸传开了：安伢儿的大舅一回买了十支铅笔给他……
三是总是叫人摔跤的泥巴路。
从二年级教室到小学本部，大约一百米路，路两边全是油菜地，高低不平。特别是一到下雨天，这条田间小路非常泥泞，像万能胶，把鞋子吸掉，让脚与鞋分离。最可恨的是其中的一道陡坡，从下面根本爬不上去，站在上面也难以下来。就是这条鬼见愁的小路，我们每隔几条就要走一次，到学校本部的操场上集合，接受校长的训话。
有个下雨天，一下课，老师就让我们去操场上集合。一二十个孩子冲出教室，在鬼见愁小路上东倒西歪地行走，这个刚摔打，那个又一屁股坐在地上。我走得较慢，虽没滑倒，可是在抬起右脚时，靴子被泥巴吸住了，右脚脱颖而出，来不及收回，直接踩在泥巴上。这比摔一跤还惨。重新穿上靴子，明显感到右脚与靴子极不协调。接下来要爬陡坡了，我慢慢靠近它，双手抓地，后边的同学顶托我屁股，眼看就要爬上去了，他力气耗尽了，我栽了个跟斗。重新再爬时，坡上的几个同学用力拉，才把我弄上去。这时，我变成了泥人。
操场上，别的年级的同学都冲我们大笑，因为二年级超过一半的学生浑身上下都是泥巴。回教室的路上，又有不少同学摔倒在泥地上。我在下陡坡时心慌，陡坡欺我老实，变成了滑滑梯，让我从坡上滑到了坡下。这下可好了，本来没有泥巴的后背，也被泥巴覆盖了。十来个泥人中，数我身上泥巴最多。带着这么多泥巴，我仍坐在凳子上，坚持上完后面的课，等到放学了才回家换衣服。
没有人向学校反映这鬼见愁的路况是多么糟糕。油菜地是成功垸的，田间小路也是它们的，要修，也只能归它们修，学校是不会费这个力的。因为学校没钱。大队也不会管，它有钱也只会把学校本部的旧房给拆了，盖新校舍。
说真的，这新校舍还真在兴建之中。
这年暑假，也就是二年级念完后的那个暑假，新教室封顶了。我和几个伙伴去看热闹。看见师傅们正在上梁，每间新教室的木梁上都缠绕着一张大红纸，既是封顶的标志，又是吉祥的象征。虽然只是远观，但我们清晰地闻到新鲜的气息。红砖的味道、石灰的味道、木窗上桐油的味道、黑瓦的味道……全是崭新的味道。
大队书记也在现场为工人师傅加油，说晚上加餐，有一大盆红烧肉等着大家。我听了，嘴里动了一下，也想吃一块红烧肉。但我又把口水咽了下去，红烧肉不一定等着我，但新教室一定会等着我。
从四口塘垸的破祠堂，到加工厂的旧车间，再到泉塘学校的新教室，我用了两年时间去等待，终于等到了扬眉吐气的这一天。我终于走进了学校的怀抱，在外面流浪两年的孩子，总于找到娘了。
似乎一切从三年级开始，全部掉了个头，喜人的事儿特别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