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说自己是喝着苦水长大的，和父母比，我受的那点苦，不算苦。我只能说，我生不逢时，经过了一个缺吃少穿的时期，农村生产力的落后，十年“****”的疯狂折腾，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让我们那一代人的日子过得有些紧巴巴的。
母亲至今觉得亏欠了我。说我生下来后只吃了三四个月奶水，只好喝米糊，和大人一样吃。大人吃什么呢？整餐喝稀饭，水是水，米是米，一碗稀饭，数得清有几粒米，数不清的是红薯条。整天吃这些，还要下地干活儿，哪有好身体？母亲即使在哺乳期，也只有稀饭可吃，还要出力干活，她哪里生得出奶水喂我？
她和父亲刚结婚那一年，还没分家，和爷爷奶奶、几个姑姑合在一起过日子。奶奶每餐煮一大锅稀饭，只见晒干的红薯条，不见米粒，一人才喝半碗，锅就见底了，只好多吃菜，菜又没油水，同样不好吃。母亲生下我后，不想再继续过这种苦日子了，就和爷爷奶奶分开另过。
一家分成两家，什么都得买，锅、碗、筷子、米缸、水缸……也不是一年内置齐，要分几年，每年买一样，没有的时候，就用其他东西将就。譬如，没有专门打水用的水瓢，就用菜碗抵挡。
父亲从学堂回家后，就瞧不上种田这苦活儿，爷爷就送他拜师学建筑，在农村叫泥瓦匠，跟了师傅走村串乡为别人盖房。结婚后，他就单干，往县城跑。生了我后，他似乎当上了师傅，身边有一个徒弟，早出晚归。按当时生产队的规矩，父亲是手工艺者，可以不在队里出劳力干农活，但是每年要给队里缴钱。可是，分口粮时，却按农业劳力来分，我们家只有母亲一个劳力，只分给她一个人的口粮。这等于是她一个人的口粮，要供全家几口人吃。怎么够吃呢？父亲只有想办法从城里买米。这城里粮店不多，买米得凭粮票计划供应，没有粮票，出再多的钱也不卖。当时粮食全在国家手里捏着，私营的粮店一家也没有。父亲在城里给有钱人家盖房，结算工钱时，就少算一部分钱，让人家兑换成粮票。他就用粮票去粮店买米拿回来养家糊口，让我们没有饿肚子。
我印象最深的两件事，都和口粮有关。
一件是，一个冬天，放晴了，队里分口粮，母亲挑了一担箩筐去仓库，却被告知：一只箩筐就够了。后来，她和我抬了一箩筐稻谷回来。打那以后，只要生产队分口粮，她就只能扛只箩筐去，而别人是整担整担地挑回家，她只有羡慕，谁叫别人家下地干活的劳力多呢？
即使每次只分半箩筐谷子，即使每年都只分很少的谷子，父亲仍不愿回家种田，他看准了种田既饱不了肚子，也饿不死人，没有他搞手工业有出息。只要能搞到粮票，就能买到大米，就饿不死一家老小。
另一件是，一天，米缸里空了，父亲还没搞到粮票，自然也就没有大米了。早饭是蒸红薯，吃萝卜菜，没见到一粒米。中饭还是红薯。我们并不知道米缸空了，也不知道母亲心里多么难过。我和弟弟妹妹津津有味地吃着蒸熟的红薯，母亲却躺在床上，不吃，说病了，却见她哭红了眼睛。天完全黑下来时，还不见父亲回来，母亲仍躺在床上，灶膛里冰冷的，没开伙。奶奶知道后，送来一碗米。她家虽然分的谷子多，可下地干活的劳力，个个得吃饱啊，不吃饱，哪有力气干活？
越是吃不饱，就越是要干得苦。越是干得多干得苦，越是缺吃少穿。
家里只有母亲一个壮劳力，靠她一个人挣口粮，得天天出工干活。那时生产队干活，由队长在各家各户门口喊话，大意是今天男劳力犁地，女劳力锄草。第二天，可能换成男的挑秧，妇女的插田。队长喊完话，人就得动起来，要出门，到田间地头统计人数，迟到的要扣分，没去的要挨骂。扣下的分数，到分口粮时，就换算成一粒粒金灿灿的谷子。
母亲不敢迟到，常常和父亲同时起床，父亲去灶间炒碗剩饭，吃了上街打工。他前脚出门，母亲后脚跟着下了地，留下我们弟妹几个继续躲在被窝里。一直睡到母亲收了早工回家，她会咋咋呼呼地喊道：“这几个家伙，还在睡！太阳晒到屁股了！”我们睁开惺松的双眼，看见母亲满头淌着热汗，裤脚卷到膝盖了，脚背上还粘着泥巴，她把我和大妹的衣服扔过来，让我们自己穿，小妹不会穿衣，得由母亲帮忙。然后，她让我烧火煮饭，自己拎了一桶衣服去塘边洗。
后来我和大妹都上小学了，早上就和父母一起起来，父亲仍旧炒剩饭，将头天晚上的剩菜热一下，吃了一大碗，每次见他打嗝，不是吃太饱了，而是一大早吃这么一大碗剩饭，难以下咽。这一大碗剩饭，要管大半天，首先是步行十几里路到县城，接着不停歇地干到十二点，然后才吃中饭。
父亲早上出门时，就把我和大妹捎带着，一前一后地走，他去县城打工挣钱，我们去村小学上学。母亲也随着男女劳力下地干活。早上放学回来，我帮母亲烧火煮饭，大妹扫地，一家人吃了早饭，母亲洗了碗洗了衣服，又下地干活，我们又去上学。
日子就这样继续和重复。没有听见父亲喊苦，也没有听见母亲叫累。每天看着一群孩子在眼前叽叽喳喳，在身边跑来跑去，他们只有欢喜，只有爱怜，没有抱怨。那时的农村，又不止一个人受苦，也不止一个家庭受累，父母认了。他们相信，孩子大了，生活就会好起来。这个朴素的认识，变成信念，支撑着他们，熬着，忍着，盼着，等着。
父母也许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孩子多了，生活只会更艰难。一锅饭，三个人吃，人人可以吃饱；换成六个人吃，每个人只能半饱。那时计划生育抓得很紧，对超生的处罚很凶，强行把育龄妇女拖去上环、结扎，没有谁逃得脱，也没有谁敢反抗。但是，母亲敢！
我的小妹和小弟，都是母亲冒着极大风险生下来的，保下来的。这里头的故事太多了，母亲至今提起来还会哽咽。
母亲生下大妹后，生产队就有人上门，要她结扎，她不肯，理由是如果塆里别的女人扎了，她就扎。就这一句攀比的话，把上门的说客逼走了。过了不久，大队的人马开过来了，口气软了，说，不结扎可以，至少要上环。母亲还是那句话，别人上了，她就上，她不带这个头。几个回合下来，各方人马都知道母亲不好糊弄，事情就搁了下来。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女人都不好糊弄，都与别人攀比。不能责怪那些女人，她们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又苦在田间累在地头，谁不盼个儿子？谁不晓得一个男劳力要抵三个女劳力？
在各路人马松懈时，母亲又怀上了小妹。按她心愿，是想要个儿子。那时没有做胎儿性别鉴定的设备，肚子里怀的是儿还是女，只是凭算命先生把脉胡说，有猜中的，也有蒙错的。母亲也找人算过，找几个算命瞎子算过，有的说是儿，有的说是女。母亲亦喜亦忧，下定了决心，不管是儿还是女，都生下来。多一个人，就多一个世界。有人，就有世界。这是她的话，从那时唠叨到现在，从不改变。
小妹在母腹里发育不良。那时医疗条件差，农村孕妇没有办法去做孕检，加上母亲总是挺着大肚子出工干活，营养根本没有，只是混个肚子饱，胎儿发育不良是意料之中的。小妹生下来后，见过的人都摇头，说没见过这样的婴儿，死不死活不活的。更有一个男人跳出来讲：我把话丢在这里，这个伢儿以后要是活得下来，我这一辈子不从白果树下垸过路。
这句咒语，激怒了母亲，就是为了争口气，也要把小妹养活。这回，她破例做足了月子，宁可少挣点口粮，也要把自己困在家里，想尽办法照顾襁褓中的女婴。
一岁的小妹，仍是病，坐着，头歪向一边。
母亲不灰心，说，过两年就会好。
两岁的小妹，走路还不稳，隔几天病一次，不是打针就是吃药。
母亲仍不灰心，说，只要没死，就一定能活得下来。
小妹到了三岁，变了个样，活蹦乱跳，和正常儿童一样健康。
母亲终于赢了。那个说大话下咒语的人，从此见人矮三分。母亲用了什么奇招？难道是给小妹吃了什么好东西？
在那个仍然缺吃少用的年代，能填饱肚子就不容易，还讲什么营养？母亲同样没太多奶水，只好土法喂养，每天蒸一罐白米饭，放点盐，放点猪油，喂给小妹吃。就是这一罐罐的油盐饭，将小妹从死神怀里夺了回来。
直到今天，我们兄妹四个里，仍数小妹的体质最过硬。要感谢母亲那时替她打下了扎实的底子。也要感谢那个下咒语的人，是他将母亲逼上了绝路，为小妹找到了一条生路。
与其说是一罐罐油盐饭救活了小妹，倒不如说是母亲用爱心拯救了小妹的生命。
小妹让家里多了一份欢乐，又给家里添了一双筷子。五口之家，仍靠母亲挣点口粮养家糊口，靠父亲从县城挣点活钱补贴家用。日子仍苦着，生活一天又一天地重复。在苦水里浸泡着的母亲，心里的愿望更加强烈，那就是--还要生个儿子！
这是小妹出生后三年的事。因为小妹身体太差，挣扎在死亡边缘，所以母亲把全部身心放在救命上，原本再生一个儿子的计划延误了三年。等到小妹健康了，母亲就开始实施这个计划了。
没有不透风的墙。盯着她肚子的眼睛，一双又一双，从生产队到泉塘大队，又到红旗公社，人人都知道白果树下垸那个难对付的女人，又怀上了！
这一回不再是和风细雨做工作，直接变成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公社、大队、小队三级组成了专班，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我们家，把正拎着一桶脏衣准备去池塘的母亲堵住了。为首的男人严厉地下达命令：今天就去引产！
母亲肚子里的生命应该有七八个月了。还有一两个月，就可以生了。母亲求他们放过这一回，保证以后不生了。没有人表态，双方僵持着。还是母亲先软了下来：就是要引产，也要等我男人回来商量一下。
众人觉得有理，撤回去了。
第二天，他们居然没来！母亲绷紧的心并没松驰，思考着如何躲过这一劫。恐怕只有远走高飞，到娘家去！
第三天，母亲还没出门，父亲也没去县城打工，那队人马开过来了，不由分说，连拖带拉，将母亲架着走了，父亲自然跟着。半路上，他们俩才明白，这回是真的，是要到公社卫生院把胎儿打掉。
母亲一路哭着，想着如何逃跑，故意走得很慢，平时个把小时的路程，这回走了快两个小时。她已经下定了决心，誓死也要保住胎儿。
到了卫生院，母亲镇定地说：“把我排到下午做引产，我先到娘家抱两床棉絮晚上盖。”守着她的人同意了，放母亲走了。临走时，还再三叮嘱下午两点钟必须赶到医院。
母亲挺着大肚子，快步如飞，冲出了卫生院，往外婆家里赶。这一路上，她没有哭，只是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无论如何也要保住肚子里的孩子！
七年前，外婆答应了我父亲做女婿，母亲十九岁便嫁到了白果树下垸，生活了几个月后，就后悔了：别家的女儿都往县城附近嫁，图的是能享福，只有她嫁到了大山沟里受苦受累。一晃七年过去了，苦过了，累过了，也习惯了苦累。是因为有一群儿女，带来了欢乐，才让生活不苦。如今肚子里的胎儿，就像地里的芝麻，已成熟了，可以收割了，却要一把烧掉，谁不可惜？这才叫苦，才叫累。是心苦，心累。自己是个女人，硬斗，斗不过，只有躲，只有逃。
逃到外婆家的母亲，正躺在床上睡觉，外面人声喧哗，原来是那些人追着找上门了。母亲赶紧溜下床，爬上梯，几下子就上到阁楼里，躲进一堆干柴里头。她的心砰砰地跳个不停，大汗淋漓，竖着耳朵倾听楼下的对话。
那帮人要外婆把女儿交出来。
外婆说，我女儿根本就没来过，不信，你们搜。
于是，那帮人马分成两拨，一拨向外婆问情况，另一拨在各个房间搜寻，确实没看到人影。他们没上阁楼，猜想母亲可能是回家了，于是，他们奔向向白果树下垸。
从那天开始，母亲就一直躲在外婆家，不敢出门。碰到有陌生人进村，马上就有人报信，母亲就躲起来。她到处躲过，阁楼上，猪圈里，别人屋檐下，晒场的稻草堆旁，村外的棉花地里……
终于熬过了一个多月，离分娩只剩五六天时，母亲连夜摸黑回了白果树下垸，准备生产了。没有不透风的墙，生产队来了人，大队也来了人，一见母亲那么大的肚子，个个摇头。母亲料定他们不敢行蛮，即使他们硬把她往医院手术台上拖，她就打算拼命，死给他们看！母亲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也抱定了必须生下婴儿的雄心。
外公赶来了，带来一篮子鸡蛋、红糖和油面，提前贺喜。母亲和奶奶在房里，外公、父亲在堂屋，我那时也有六七岁了，拉着外公的手玩儿。外面好像下了雨。外公耐心地抽着烟……后来，他终于听到了婴儿的啼哭。
我的弟弟生下来了。母子平安。在此之前，母亲怀着他东躲西藏，提心吊胆，现在总算生下来了，而且还是个儿子！不知道母亲那一瞬间的狂喜，也不知道那几天她的兴奋。我只能推测，当弟弟生下后，她肯定哭了，怀胎十月的苦和累，满肚子的辛酸，都是值得的。
1976年发生在我们家的这件事，当算是桩大喜事。父母亲终于有两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不比别人家孩子少，尤其是两个儿子，以后哥俩做什么事都有个帮手，抬石头做屋，和别人打架，都有帮手了，不怕别人欺负。母亲一下子扬眉吐气，腰板更硬，嗓门更大，笑容更多了。
生活，并没有因为多了一双筷子，就变苦了。相反，父亲干得更有劲了，母亲也整天下地干活，再苦都不觉得苦。再重的担子，她扔到肩膀上，挑起来就走，连那些男人都怕她，两百多斤的担子，挑湿谷子，挑塘泥，挑化肥，包括山上刚砍下来的一担茅柴，哪一担不是两三百斤重？母亲像个男人，更像个大力士，挑了一担，又挑另一担；头天挑了，第二天接着挑。
母亲不是傻瓜，也怕累，晚上回家，掀开衣服，肩膀上青一块红一块，没一块好肉。她只是不叫苦不喊累。为什么拼起了老命？不就是为了多挣点口粮，让四个孩子有个饱饭吃。
慢慢的日子也真的好上了。
父亲隔十几天就往家里拎回一挂猪肉。吃过晚饭，他就拿菜刀切肉，一块又一块地丢进砂罐。我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出神地望着那又白又红的肉块，口水不知流了多少。第二天，砂罐里飘出的肉香，把整个老屋塞得满满的。
弟弟仍然吃不上奶水，因为母亲没有奶，仍然土法喂养，每天在灶膛里蒸上一罐油盐饭，有时用搪瓷缸蒸，有时用饭碗。中午收工回家后，她就一勺一勺地喂给弟弟吃。我和大妹、小妹伸长脖子，直勾勾地盯着母亲手里的搪瓷缸，口水不敢流出来，只能吞进肚里。母亲就分给我们吃一勺，我得到一勺油盐饭后，总要在嘴里反复咀嚼，舍不得立即吞下去。
孩子长大了，不好哄了，都盼吃好点，什么油盐饭，什么猪肉，什么冷馍，什么枣子……都在梦里盼，醒了更盼。
父亲仍然早出晚归，晚上回得比以往更晚，我们总是等他回来吃饭。饭熟了，母亲叫我们到巷子口，往村头的白果树走，有时在水塘边等到他，有时在菜地边听见他熟悉的咳嗽声。
只要父亲出现在月光下，出现在前方，我就第一个冲上前，夺下他肩上的帆布包。大妹、小妹也跟着跑上来，几双手在帆布包里找东西吃。父亲的帆布包，装了各种砌墙的工具，是他干活用的，也必定会在帆布包的一个角落里找到几个冰冷的馍馍，或是一把枣子，或是两根皱巴巴的油条……找到这些宝贝后，我们几个抢的抢，夺的夺，几秒钟就送进肚子里了。
那几年，多么盼望父亲晚上早点回来，多么喜欢他的帆布包，多么热切地期望从帆布包里搜出几样宝贝。就因为父亲每天必去县城，每天必给我们带几样吃的东西，才让我们几个孩子比同龄孩子更荣耀，身后总跟着几个小馋猫，渴望得到一只枣子或一小片馍馍。
盼着走亲戚，也盼着有人上我们家走亲戚。走亲戚，是与好饭好菜连在一起的。
记忆中第一次独自走亲戚，大约是八岁那年。山那头有个亲戚嫁女儿，我们家得派人去喝喜酒。父亲不愿耽搁功夫去喝喜酒，弟妹年幼，只有派我去了。
母亲特别看重我的第一次走亲戚，从一户有钱的邻居借来他儿子的新裤子，让我穿上，再三叮嘱我不要摔破了，不要把油汤溅上去了。穿着这条又贵又新的裤子，我心情格外高兴，随爷爷走了，翻了几道山梁，走了七八里山路，到了亲戚家，坐到了酒席上。鞭炮炸响时，我心里痒痒的。
大约从两岁时开始，我就喜欢玩鞭炮，没钱买，就专捡别人家办喜事放鞭炮时去抢，鞭炮被炸得粉身碎骨，我就冲进去，抓起地上火光四射的鞭炮就跑，鞭炮还在我手里炸响，我在前头跑，主人在后头猛追。没路可逃了，我顺手把鞭炮扔进沟里，炸了，响声停了，主人骂了几声返回了。我见他走远，跳进沟里，把湿鞭炮拣起来，晒干，又可以燃放了。
这次走亲戚，鞭炮把我的心炸动了。我悄悄离开酒桌，来到门口，伺机去抢夺正在炸得旋转的鞭炮，没想到一只小鞭炮弹到我裤子上，留下了一个创伤，我用力去擦，擦不掉，硫磺和火药已将裤子熏出了一个小伤疤，又黄又白，难看，又难闻。
想起母亲的叮嘱，我无心吃菜了，想象着回去如何交差。本来是想趁着走亲戚的机会，美美地吃上一顿，没想到被这颗小鞭炮搅得食欲全无。回家后，母亲仔细地检查裤子，发现了那个伤疤，一闻，是硫磺味，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她没有打我，只骂了几句，拿了裤子去塘边洗净。裤子晒干后，那个伤疤仍很醒目，只是白斑没有原来大，但一落眼仍能看清。幸好没破，没洞穿成窟窿，否则，就成了破裤子。
母亲把裤子叠好，带上攒了许久、自家人舍不得吃、原本打算用来换油盐的几十只鸡蛋，一起送到那个邻居家。她不停地赔不是，说好话，大声地责怪我。邻居立即就原谅了她，也原谅了我，裤子收下了，鸡蛋不肯要。母亲说，就算是裤子没弄坏，也要酬谢。人家只好收下了。
打那以后，我仍然偶尔被母亲安排出去喝喜酒，只是不敢再找别人借衣服穿了，就穿自己的衣服。我牢记教训，只要鞭炮炸响，就离得远远的，更不用说去抢了。对鞭炮的厌恶，也就由此而生，发展到后来看见别人放鞭炮，听到鞭炮声，就立马想起小时的这桩事，对鞭炮的憎恨越来越深。一颗小小的鞭炮，不光在那条新裤子上留下了伤疤，而且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永恒的伤疤。
那些年，最盼母亲带我们去外婆家做客，最盼奶奶带我去姑姑家住几天。
母亲平时很忙，外婆家去得少，但只要外婆家发生了比较重要的事，譬如有人生病，外公去世，舅舅结婚，她是非去不可的，而且一住就是十几天，把事情忙完才回家。我如果正巧赶上放寒假或暑假，就可以随她去，否则，就只有窝在家里。
最难忘的是每年正月初十左右，母亲总会带我们去外婆家“出方”。过年前，母亲不能去外婆家，得留在自己家置办年货；过年那几天，也就是正月初一至初八，四面八方的客人来拜年，母亲得留在家里烧茶弄饭，只有等拜年客全部来过了，又全部走光了，她才抽得出时间，加上农活又不忙，可以回娘家住上十天半月的。这就叫“出方”。
我在两岁以前，是被母亲用箩筐挑到外婆家“出方”的。一担箩筐，下层堆放的是年粑、腊内、腊鱼、豆腐、豆角、千张、苕粉、酥糖、金豆，每样一点，一年到头，就拎这些东西去孝敬娘家人。这些东西码在箩筐底层，平平的，稳稳的，在箩筐的上层放了一个小板凳。我坐上去，母亲嘱咐我双手抓住箩沿，或者捏紧绳索。冬天风大，有时还有太阳，她怕我被风吹日晒，又用一件小披风裹住我，只让我露出嘴和脸。
上路了，母亲用扁担挑起两只箩筐，走大路，抄小路，上山路，下平路，每走一程，就换只肩膀挑；每走一程，就放下箩筐，看看我醒了还是睡了，要不要屙尿，要不要吃点东西。歇间的时候，她就减衣服，揩汗，脸涨得通红，大颗大颗的汗珠不断线地往下淌，她的身上，棉袄脱下了，红毛衣也脱下了，只穿了件秋衫，秋衫也湿漉漉的。这一担箩筐，少说也有一百五十斤重。
当有了大妹后，箩筐更重了。腊肉、腊鱼那几样东西，不能少，我坐一只箩筐，大妹坐一另只箩筐，母亲仍然挑起来就走。只是路上停歇的次数更多了，主要是看我们，怕我们冻着了，怕我们身上冷。冷吗？当然冷。我们坐在箩筐里，尽管有小披风裹着，仍然很冷，因为是置身于野地里，坐着不动，就显得更冷。母亲根本不冷，棉袄和毛衣脱掉了，仍旧只穿秋衫，秋衫湿透了，可以拧出水。母亲肩挑重担，出力流汗，当然不冷，像在过夏天。我虽然小，却也懂点事，叹息母亲辛苦，知道母亲对我们好。所以，是冷在身上，暖在心里。
当有了小妹后，母亲犯难了。箩筐只有两个，孩子却有三个，都想坐，都不愿意走路。母亲仍然让我坐一只箩筐，让两个妹妹共坐另一只。她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挑起来更费力了，花在路上的时间更长了。母亲并不因为孩子多了，担子更重了，而减轻腊肉腊鱼的分量，该拿多少，还是多少，不比上一年少，只会更多，这是一个女儿对爹娘的孝心。孩子三个，一个不能少，都必须带到娘家去，外公外婆更看重的是几个小外甥，而不是腊肉腊鱼。
当有了小弟后，孩子变成了四个。两只箩筐怎么坐也分配不匀。母亲快刀斩乱麻，作出决定，老大老二走路，小妹小弟坐箩筐。她肩上的担子仍没减轻。上路后，她会发动我和大妹比赛：前面那只大水牛看见了吧？看哪一个先跑到它身边……我和大妹奔跑起来，大妹当然不是我对手，掉在我后面，哭起来。母亲就鼓励她跑快点，又提醒我慢点，等等她。一路上跑跑停停，停停跑跑，路程就过了一大半。后来，我实在跑不动了，没力气了，也想坐箩筐。母亲就想出个好办法，挑着担子一路小跑，把我和大妹扔在后边。她在前头停下来后，放下担子，把箩筐中的小弟小妹安排好，又转身迎向我们，背上驮着大妹，手里牵着我，边走边说:“快点走！要不然，你弟弟妹妹被别人抱走了!”
中间也有几年母亲让父亲参加，他挑担子，箩筐里坐着弟弟妹妹，母亲牵着我和大妹。父母亲一路上换动挑担子，轻松多了，个把多小时就到了外婆家。这一路虽然轻松，时间也短，却没有那么多乐趣，没有赛跑的乐趣，没有你追我赶的乐趣。
再到后来，我们兄妹四个都长大了，走路也较快，不好意思坐箩筐了，也是看母亲挑担子太累，不想折磨她了。母亲却不依，喜欢挑着孩子去娘家，就只好让小弟坐到箩筐里。四个孩子，小弟是坐箩筐次数最多的，他后来长大了，也是四个孩子里对母亲最孝敬的。
每年到外婆家“出方”，吃喝不愁，全是好饭好菜。记得外婆每年都要养两只小白兔，平时长肉，过年了就杀了吃。她一般等我们几个孩子到齐后，陪小白兔玩几天，多看几眼，最后才把它们杀了，炖一碗，炒一碗。兔肉吃完了，又接着吃腊肉腊鱼，自家的吃完了，又把母亲带来的腊肉腊鱼也都吃掉。如果这时母亲提出回家，外婆就会同意。因为腊肉腊鱼所剩无几，我们几个孩子也该开学了。分手时，母亲噙着泪水，外婆也泪流满面，几个孩子也会跟着哭起来。回去的箩筐绝对不是空的，外婆会回送很多好吃的东西，同样有她家的腊肉腊鱼，甚至还有一块兔肉，原来她藏了一块，让我们带着回家吃。
我们上初中、高中后，外婆家照去，母亲每年也去“出方”，箩筐也照挑，只是箩筐里不再有孩子了，装的全是腊肉腊鱼之类好吃的东西。几个孩子，也不走路了，骑自行车，大的骑，小的坐。到了后来，母亲也不挑箩筐了，学会了骑自行车，那些腊肉腊鱼不用箩筐挑了，改为装进蛇皮袋里，挂在自行车后座上。
打那以后，到外婆家“出方”的路程更轻松了，时间更短了，但乐趣一点儿都没有了。
多么怀念那晃悠悠的箩筐！
多么怀念母亲穿着秋衫、满头淌汗的身影！
多么怀念外婆烧的兔肉！
奶奶喜欢带我到姑姑家作客，尤其是大姑、二姑家，也有很多乐趣。因为有一群年龄相仿的表哥、表弟，一起上山摘野果，下塘里打水仗，爬树掏鸟窝。
大姑和二姑嫁在了同一个村子，又是同一个垸，甚至还是邻居，到她们家，等于是走了两个亲戚。她们那个小垸，靠山近水，山不高，爬上去，不必喘气。水很多，有塘，有小河，还有大湖，尤其是那块湖泊，似乎看不到尽头，名叫武山湖。
两个表哥在水边长大，除了会水，还练就了钓鱼、摸鱼的好手艺。可以说，他们家不愁没鱼吃，鱼也不算稀罕物，吃鱼就跟吃白菜一样平常。奶奶到了这两个女儿家，通常要住上五六天，想走，衣服都收拾好了，快要出门了，又被二女儿劝住，说，您那五六天是在大姐家住的，我家还没住过一天，也要到我家住五六天再走。奶奶就被留下了，我又得以过上五六天逍遥日子，整天和那两个像鱼一样灵活的表哥泡在水里，不是打水仗，就是摸鱼。
奶奶只要身边没有了我，就神色慌张地去水边找，不是在塘边，就是在河边，找到我后，追着，赶着，非要我上岸。我玩得正起劲，哪里肯。她就沿着水岸追赶，呼喊，快要哭出来了。水里泡着三个孩子，一个是她孙子，两个是她外孙，她最心疼的是孙子。因为孙子只有一个，看着长大的，水性也不好。见我不上岸，她就吓唬我：“你就在水里玩，莫起来，也莫回去，我现在就回家，把你一个人放在这里住……”我赶紧抽身上岸。离开奶奶，我一个人可不愿意住在大姑、二姑家。
那时的武山湖，像块硕大的蓝宝石。湖水清澈纯净，我从不怕呛水，因为水很干净，即使呛了几口水，就当是喝了井水。大湖里划水可欢了，湖面那么宽阔，只恨自己力气太小，游不远，更不用说游到湖那头。湖面风浪大，起风时，水也变凉了，天变阴了，水天一色，像是扯起了一块幕布，要把我罩住。我害怕了，赶紧上岸，而两个表哥不怕，玩起了泅水比赛。
在大姑、二姑家住得久了，鱼虾也吃得腻了。湖区的人，虽不是渔民，不靠打鱼为生，却不缺鱼虾吃。连我这个做客的小孩，都厌烦鱼虾了。大姑、二姑就将鱼虾切开，掏去内脏，晒干了，等奶奶要回家了，给装上一袋干鱼。
到外婆家做客，得赶上过年后、开学前的那段好时光；到大姑、二姑家做客，得看奶奶愿不愿意去。好在后来三姑也出嫁了，又多了一门亲戚。
三姑出嫁后第三天“回门”，小住了一两天，又得返回婆家，把我带上了。其实，她这次“回门”，是专门针对我的，要带侄儿去她新家住几天，体验生活，见证婆家生活好不好，房子宽不宽，回来后好传话给我爷爷奶奶，让他们放心，不必操心三姑在那边吃苦受累。
记得那是个冬天，三姑回家后，奶奶和我母亲说好，让我跟三姑走。三姑嫁的那个村，名叫新农村，离县城只有两里地，应该算是街脚下了。大姑、二姑都是嫁到了山沟沟里，离县城十几里，自然算是穷乡僻壤了。
那时不懂什么叫新农村，也比较不出城郊村和山村的差别，但只要往屋前一站，饭桌上一坐，自然心底有数了。我被三姑带到了她的新家，也是一座老屋，似乎比我家老屋还要破旧。她的新房居然不在前房，而是在后房，这在白果树下垸是绝对没有的事。因为前房光线充足，走进屋门就是，显得位置重要。后房光线不好，通风也差，一般是老人住，或者堆放杂物。
三姑的洞房怎么会在后房呢？
原来，他们家的前房住了老人，似乎住了几十年，习惯了。大约也有老人提出搬到后房去，把前房腾出来作新房，三姑爷没同意，也不会和三姑商量。他是孝子，就自作主张，定好了洞房。我不知道三姑对这件事持什么态度，也没听她就新房有过什么议论。
那夜，吃了好饭好菜后，玩了一会儿，该睡了。我睡哪儿呢？竟然是睡在三姑的新床上。我和三姑睡一头，三姑爷睡另一头。我走了十几里路才到他们家的，自然很累很乏，倒头就睡着了。半夜被吵醒了，原来是三姑和三姑爷吵嘴，三姑大约是吵不过他，哭了，泪水把枕头湿了一大片。
第二天，照样是好饭好菜招待我。后来我长大了，想起这事，也就明白了，这些饭菜，不是专门为我买的，是在迎娶三姑前就采买好了，办了好多桌酒席后，没用完，正好我来了，就派上了用场。但是回家后，奶奶问我情况，我说菜好着呢，餐餐有鱼有肉。母亲问我，我还夸张地说，三姑家里有间小房，堆放了好多鱼肉、豆腐，十几天都吃不完……
再看我带回来的礼物，有肉，有豆腐，也有酥糖、云片糕等点心，也足以证明三姑爷家的生活不差。我又被问到三姑爷勤快不，他上头的两个老人凶不凶，我按看到的情况说：三姑爷挑水，他母亲洗碗弄饭，忙完了就往我手里塞点心递花生。
于是，一家老小都放心了，都庆幸三姑嫁了一个生活蛮好的人家。在那个年代，年轻男女的婚姻，完全靠媒婆介绍。收了聘礼的媒婆，自然是把男方夸到天上，好像女方只要犹豫，这人间就会有成群结队的女子往天上跑，去找那个男方。而女方的父母一般也不去男方家里实地考察，完全听信媒婆鼓吹。就像三姑，仅在结婚前被三姑爷请过去吃了一顿年夜饭，算是过了门，认了亲，拜了未来的公婆。她还不敢作主，婚姻这事儿，得由爷爷敲定，奶奶也只是旁敲侧击。爷爷一锤定音，婚姻就成了，迎娶只是时间迟早而已。
后来，我长大了，也经常去三姑家，每去一次，就发现她又老了一圈。我劝她不要太拼命，农活少干一点也穷不到哪里，她叹气说：“他们家一点家底都没有！住的是破房，眼见别人家都盖新屋，能不想吗？”我明白她的苦衷。公公婆婆留下的这间破房，深藏于垸中间，我虽然去过一回，却根本记不住，第二回去，还得问路。记得奶奶后来每次去三姑家做客，都要问路，明明从三姑家门口走过去了，愣是想不起来。大约是因为那一大排、那一大堆全是又破又旧的烂房子，长得挺像，谁谁都分辨不出。
三姑开始发奋图强，目标是在路边盖新房。为此，她种棉花，种大棚蔬菜，准备了十年左右，手头上有了几个钱，才敢动手。我父亲那时已是建筑业的大师傅了，带了一帮子徒弟，忙活了几十天，把三姑的楼房盖好了，三层半啊！
三姑也终于住上了新楼房。作为代价，她付出的是半头白发，被风吹日晒而惨不忍睹的脸庞，以及佝偻的身材。三姑是我五个姑姑里最漂亮的一个，个子高，身材修长，可是，长年的劳作，长年的苦日子，把她变成了一个提前衰老的农妇。
和我们家一样，她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也跟着过足了苦日子。在那个年代，农村该有多少苦孩子呢？有多少人在过苦日子呢？
后来，四姑出嫁了；再后来，五姑也出嫁了。我也长大了，读初中读高中了，而那个“回门”的风俗也从未改变，只是随四姑、五姑回她们新家“访贫问苦”的任务，自然不再是我，换成了我弟弟。
在那些年，我最高兴的，是某天放学回家，发现老屋里来了客人，或是舅舅，或是出嫁了的姑姑，或是父亲的姑姑，我叫姑奶。只要来了客人，全家就像过年过节一样高兴。日子虽然过得苦，但是就怕没亲戚来上门。亲戚不来走动，穷日子更没指望了。
来了亲戚，几家轮流拉过来吃饭。我母亲特别好客，尤其是招待那几位姑奶。姑奶是爷爷的妹妹或姐姐，回娘家了，吃派饭，在大爹家吃一餐，又在六爹家吃一顿；接下来，该到侄儿家吃了，大爹有三个儿子，都是姑奶的侄儿，这家一顿那家一顿，也得几天。
终于轮到我们家了。记得母亲搞了“一桌两制”，煮的白米饭，炒的几样农村当令蔬菜，这是我们自家人吃的。姑奶吃什么呢？摆在她面前的是一碗鸡蛋面条，面条堆得很高，高出了碗口，像小山丘；面条下条埋着两只荷包蛋，这才是真家伙。
姑奶不愧见多识广，用筷子直接把鸡蛋拎出来，往我碗里放。母亲赶紧制止，和姑奶较上了劲儿，这只荷包蛋，变成了排球，一会儿掉在我碗里，一会儿又砸进姑奶碗里，好好的一只蛋，被折磨得体无完肤。到底是母亲力气大，重新将荷包蛋物归原主，她原地不动地站着，要亲眼看到姑奶吃光了蛋才肯离开。姑奶说，你去添饭来吃，我保证不扯了……母亲信了她，前脚一走，姑奶后脚就把破碎的荷包蛋扔进我碗里，并迅速用筷子将它戳碎，叫我赶快吃了，让母亲无法物归原主了。
母亲不停地唠叨，姑奶不停地解释，我望着碗里破烂不堪的荷包蛋，脸上红着，心里欢喜着，手里的筷子还不敢碰它，偷偷地拨着饭粒。母亲不发话，我是不敢吃蛋的。大妹更可怜，她碗里只有饭和菜，荷包蛋连她碗沿都没碰过一下。她乞求的眼神投向我，投向我碗里。这个眼神又被姑奶捕捉到了。姑奶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另一只荷包蛋夹给了大妹。
母亲不依不饶，冲上前一顿数落，不准我们碰鸡蛋。她不由分说夺过姑奶的碗和筷子，又将两只荷包蛋活生生地夹到姑奶的碗里。姑奶也火了，索性站起来：“我吃饱了，不吃了！”母亲不相信，把她按在小椅子上坐下，姑奶说，要我吃，我就只吃面，吃饭也行，鸡蛋我是坚决不吃！母亲见她发火了，也只有随了她。这样，两只鸡蛋，一只给了我，一只归大妹。
姑奶可真是关心下一代的模范。我们总是盼着她能再来，只要她来，我们就可以吃上鸡蛋了。后来，她也来过，只是不敢在我们家吃饭了。她怕母亲，说母亲太“蛮”了。母亲不是蛮，是太盛情了，对别人真心，对自己的孩子刻薄。
两只鸡蛋在农村不算什么，谁家不养鸡？谁家一年不收几百千把个鸡蛋？我们家也养了鸡，鸡蛋都卖了，换了钱，然后又换成了砖、黄砂和石灰，盖房子少不得它们。
当然，我们也有吃鸡蛋的时候。端午节，每人至少三只。平时，谁生病了，理所当然地可以吃鸡蛋。除此外，鸡蛋就拿去卖钱。母亲不是狠心，她认为孩子把正餐的饭吃饱了，就不影响长个子，身体也垮不了。她也是这么长大的，小时候也很少吃鸡蛋，身体不比哪个差。
我会游泳后，就开始在水里打主意，捞鱼或捡死鱼，运气还真不赖。光死鱼就捡到了两回。一回是早上去上学，在塘边走，我习惯性地往塘里搜寻，猛然发现水面上漂浮着一个小白点，定睛一看，是条鱼。我来不及脱衣服，只扔下书包，生怕别人和我抢鱼，就扑进水里，一口气游到鱼跟前。天哪！它还在微微地摆动身体，不是死鱼，是条快死的活鱼。我伸出双手，死死地捉住它，它无力地挣扎了几下，敌不过我的千钧之力，便不再动弹。我迅速上岸，书包也不要了，抱着鱼往家里猛跑，碰到人就得意地扬着鱼，说，捡的，没死。母亲见了鱼，就明白我为什么像落汤鸡了。这条比筷子还长的鲢鱼，成了一家人的美味，吃了两顿，可鲜了。
第二回捡鱼，也是在水塘里。好像是刚发过山洪，洪水直灌水塘，在入口处形成了很大的漩涡，大人们总告诫说，漩涡很危险，小孩一掉进去就出不来了，直接沉到水底淹死。放学的路上，我被这个漩涡吸引了，心里怕得要命，自然不敢惹它。可是，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令人心动的地方。漩涡外围，居然漂浮着一条死鱼，肚皮朝天，显然死了好久。为什么那些人路过都没发现呢？为什么我一走到漩涡边就发现了死鱼呢？
没想那么多，我仍然连人带衣跳进水里，准确地说，是跳进漩涡里。也许是我入水的冲击力太大，竟然阻挡了漩涡对我的进攻，脱离了它的灭顶之祸，也就是冲出了它的包围圈，成功地靠近了死鱼，一只手轻轻一托，鱼儿便到手了。一闻，还没臭，心里狂喜，晚上又有美味了。回到家，母亲不在，奶奶见我拎回一条大鲢鱼，夸我有用，就用菜篮装了，挂在墙上，我怕猫儿把鱼儿叨走了，央求她挂高点，她索性搬了把梯子，把菜篮挂在燕窝下。燕子不吃鱼，安全了。
捡死鱼全凭运气，不是每天放学、上学的路上都有好运。我上了五年学，每天从水塘边来往六次，一个学期也有一两百次了，也才摊上两条鱼。这是守株待兔的笨办法，要想搞到更多的鱼，只有主动出击。办法是摸鱼或赶鱼，虽然主动积极，但效果并不好。
摸鱼，是在水里打水仗时，几个伙伴围成圈，在浅水区小心探行，手脚并用，经常把小鲫鱼踩在脚下，或者不经意间，一只手抓住了鱼尾巴，一高兴，又叫它挣脱了。在水里，鱼比人灵活，即使用脚踩住了，趁你换手去抓它时，它可以乘虚而逃。即使鱼被手捏住了，由于鱼身滑溜，或用力过猛，最终扑空了。
赶鱼，就是几个伙伴选一条沟渠，用泥坝将它拦腰截断，再将围堰里的水抽干，可不是用抽水机，而是用脸盆去盛，一盆又一盆，轮番泼水。水快要见底时，有鱼没鱼，是鱼是虾，就一目了然。如果选了条无鱼的沟渠，就白费了功夫，只当打了水仗。太深的沟渠，水多，玩不动；太浅的沟渠，水少，往往也无鱼，等到水干泥现，发现只有一只烂蛤蟆恭候着。顶多会有几只小虾，长着大胡须，一抓，把手刺破，鲜血直流。
赶鱼，也不是次次空手而归。我就成功过一次，好像是读小学四年级，暑假里邀上一个伙伴，扛了脸盆，打着赤脚，走进了田野。随便选了一条沟渠，跳下去试探水深，才到肚皮，可以干！迅速就地取材，筑好了两道泥坝，构筑了一个围堰，接下来该舀水了。两个人接了上衣，打着赤膊，背对背，用脸盆往外舀水。水干了，鱼跳虾爬，真不少，全部一网打尽，兴冲冲地班师回朝。
母亲见了我，吓坏了，因为我的脸上、身上全是红通通的，在烈日下暴晒了一上午，我成了变色龙。傍晚，厨房里飘起鱼香了，我的身上开始掉皮了，轻轻一捻，那死皮子就一大块卷起来，肉更疼，碰不得。过了两三天，没事了，又蠢蠢欲动，母亲说什么也不放我走了。她怕我中暑。我试图用双手为全家奉献鱼宴的美好愿望，只好嘎然而止。仅此一次，也足以铭记终生了。
白果树下垸有个叫水舟爹的孤老，无老伴无子女，不种田不种菜，他眼睛瞎了一只，走路迭迭撞撞，住的是一间破屋。他有门做香麯的绝技，哪家做粑做馍，都得买他做的香麯来发面。他每天走村串乡，兜售香麯，换钱度日。他是“五保户”，生产队每年给他一点稻米，邻居给他一点菜，他一日三餐应该是垸里最差的。
放暑假的一天，我和伙伴们捉迷藏，奔跑中闻到肉香，而且是海带炖猪肉的香味。对这种香味，我太熟悉了，因为家里只要炖肉，就首选海带；又太陌生了，因为有很久没吃了。于是，我们放弃玩耍，循着香味搜寻，到了水舟爹屋门口，他灶堂里一只砂罐里热火朝天，白白的猪肉和冒着气泡的汤水上下翻滚，我的口水立即流了下来。还没等我开口，另一个伙伴抢着问：“水舟爹，肉好不好吃？”
水舟爹虽然膝下无子孙，但一向怜爱孩子。他从桌上摸起一双筷子，准备让我们开荤。他眼睛不好使，筷子却准确无误地插进砂罐里，在惊涛骇浪中试探着夹起一块肉。罐里水汽太浓，他的手背上****了。也许是这块肉炖的时间过长，瘦肉缩水成了一小块，肥肉变成了汤汁，水舟爹夹了几下，捞起来的都是海带。他不灰心，继续夹，眼睛几乎贴着罐口，他的脸上全被水汽覆盖了。谢天谢地，他总算捞起了一块肉皮，几双小手同时伸过去，抢夺之中，肉皮落地。一个小家伙双膝跪地，口手并用，连肉皮带灰尘吞进嘴里了，烫得搂着肚皮打转儿。他这一连串的动作太迅捷了，我都没回过神来，可以想象他家没吃肉的时间应该更长了。
水舟爹极有耐心，又夹起了一块肥肉皮。他打算让每个孩子都尝一块，说，不要抢，人人都有。于是，我们不再争抢了，只是把小手掌伸到罐边排队。那滚烫的肉落到小手掌上，马上就有“哎哟”声响起，接着冲着肉呵气，想吹冷，又按捺不住，一口吞了，嚼了几下，咽下去了。待想起回味时，嘴里却没了肉香，心窝上却烫得厉害。
吃了肉，仿佛立马长了精神，伙伴们一哄而散，继续追赶打闹。天快断黑时，又有人说去水舟爹家，一干人马浩浩荡荡杀将过去，将他的旧木门挤得吱哑响。“水舟爹，还有肉没？他没吃……他也没吃……”“他没来……刚才吃肉，他没来……”你一言，我一语，把水舟爹吵昏了。
他仗着砂罐里还有货，谅我们这帮小子也吃不光，就大方地操起筷子，插进罐里。这时的砂罐，没有了波浪，只有热气，炉子的火早已熄灭了。捞出来的肉，只有热水，不很烫了，正好下肚。一双双小手叠罗汉式地码在水舟爹眼前，没了水汽的干扰，他捞肉的难度大大减小，速度大大提快，一块，又一块……我们每个人又分别吃了一块，谁都不想走，小手继续伸着，准备第二轮。
可是，罐里已没有真家伙了，水舟爹捞了几次，都是海带，不禁骂起来：“一斤肉，怎么都炖化了？”他只顾捞肉，却没统计块数，他捞了多少块肉，我们吃了多少块，他心里没本帐。这一罐肉，准确说，这一斤肉，全被我们吃了，剩下的全是海带，外加肉汤。
吃块海带算了！水舟爹叹口气，好像是求我们放过他。于是，我们又分得了几块海带。这一轮下来，他罐里的水位明显下降，容量明显减少，原先是满满一罐，现在变成了小半罐。
多少年来，仍然钟爱海带炖猪肉。只要吃起来，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水舟爹和他那罐肉汤，那时的汤真好喝，肉真好吃，就算是肥肉和肉皮，也比现在的瘦肉、排骨好吃百倍。
我上初中后，也是一个暑假，回家后第一天，得知水舟爹死了。尸体是在小水塘的灌木丛下找到的，这个地方，他每晚都来，摸黑洗澡，脱光了，洗完后，穿衣服。即使天黑，但凡看见一个白条条的影子，但凡听见水响和咳嗽声，大家都知道，水舟爹出来洗澡了。可那晚，他洗澡时掉进水里，再也没起来。谁也不知道他掉水里了，谁也不知道他没回屋。第二天，天亮了，早起的女人提了衣服去塘边洗，才发现水里浮着赤条条的水舟爹。
生产队出钱置办他的后事。左邻右舍出人出力，为他买寿衣寿鞋。按照风俗习惯，尸体得停放屋里三天才能下葬。即使当时是高温酷暑，也得照此执行。停尸第二天，肿胀的尸体开始腐烂，臭味飘荡，半个垸子都被臭味浸泡着。队长洒了两瓶花露水，不管用，尸臭味和香水味糅合起来的味道，更复杂，更难闻。队长忍受着这怪味，在水舟爹的床头、衣柜里搜寻值钱的东西，居然找出了八十多元钱。这是他卖掉多少只香麯，才攒下的啊！这笔钱正好拿去买肉买菜，办两桌酒席，款待出力安葬他的轿夫。
我在水舟爹屋里看热闹时，被队长相中，派我和另一个邻居老哥上街买花圈，买菜。这是我第一次买花圈。回家的路上，我骑着自行车，右手扶车龙头，左手捉住花圈的竹棍，让它斜靠在我左肩上。这架势，真叫招摇过市，威风凛凛。所有行人、车辆老远就给让路，我如入无人之境，花圈上的白花、招魂幡随风舞动，飒飒作响，像极了水舟爹平时唱“山伯歌”的呜咽声。
第三天，是水舟爹入土的日子。
一口刚被刷上墨汁的棺材，停在祠堂门口的两条长凳上。墨汁浓淡不匀，颜色深的深浅的浅，已没有办法计较了。石灰粉洒进棺底，功效是保证不腐。可是，众人分明看见，抬出来的水舟爹四肢肥大，全身臃肿，像个巨人。至于怪臭味，经过三天三夜的熏陶，全垸男女老少已经习惯了。见到这怪模怪样的尸体，一些女人争相吐痰，不是鄙薄水舟爹，而是尸体引起恶心。尸体入棺后，棺材板被打进几口大铁钉，我们再也看不见水舟爹了。
送葬的队伍很单薄，除了抬棺材的“八仙”（抬棺材又叫八仙抬轿，由八个男人抬起來，象征先人早登极乐归为神仙，那时候的殡葬方法一般都要把棺材抬到山里去土葬），外加两个扛花圈的，一个撒纸钱的和队长。我仍被选中，扛了一只花圈，心情沉重，却又好奇。水舟爹不是我亲人，他死了，我难过，但哭不出来。想起他那罐肉汤，想起他喂我们猪肉的那一幕，我就很感激，这回为他扛花圈送终，正好回报了他，就当我是他孙子吧。
垸后面的大青山上，又多了具新坟。黄土堆，白花圈，在山头上显得格外耀眼；远望很滑稽，像是大山打了只补丁，又像头上长了个烂疮。鞭炮在空旷的山谷里炸响，却没有一丁点儿喜气，我的心似乎被炸烂了。
下山后，祠堂里摆起了两桌酒席，我因为扛了花圈，出了力流了汗，自然是受邀之人。众人一边大碗喝酒吃肉，一边议论水舟爹居然藏了八十多块钱。我吃了不少酒席，发现哪一桌都没有今天的肉菜多，端上来一碗辣椒炒肉，一扫光；又端上来一大碗红烧肉，香味浓郁，我的肚子随着肉香起伏着，咕碌碌地叫唤。我夹起一块，咀嚼着，心里却想起那罐肉汤，脑海里浮现水舟爹肿胀的尸体，鼻子底下立即被尸臭味和香水味缭绕着……我吃不下去了。
此肉香，已非彼肉香了。
多少年后，每当我吃着海带和猪肉，喝着肉汤，却怎么也找不到九岁那年的猪肉香了。水舟爹总共不过给我吃了三块肉皮、几块海带，为何唇齿留香到如今？是那时特别饥渴？是和小伙伴争抢而引发的焦急的心情？还是那破旧的砂罐和柴火炉子？抑或是与我非亲非故却宽厚仁爱的水舟爹？
苦日子就像白果树上结的果子，有的瘪，有的实；又像山上的茅柴，砍了又长，春风吹又生；还像白果树下垸的两口水塘，水换了一茬又一茬。苦日子也像水舟爹，终于有一天死了，好日子就生出来了。
在苦日子里泡大的苦孩子，不知道什么叫苦，也不怕苦。人生原来就是苦乐交织，苦多乐少，苦多甜少。如果没有了苦，全是甜与乐，估计白果树不会结果了，山上也不长茅柴了，水塘里会一直干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