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6月至8月,中央召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会议重点是批判修正新税制工作中的问题。新税制出台是比较草率了些,为了赶在1953年元旦前公布,没有来得及征求地方财政、税务部门的意见,也没有同地方党政领导打招呼,甚至到新税制公布,都没有向主席汇报,听取指导,所以才使毛泽东“看报始知”,并很生气地批评了薄一波和财政部副部长戎子和。高岗抓住这个机会,借题发挥,制造紧张空气,把矛头指向了刘少奇和周恩来。他硬说财政工作中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财政部是独立王国“有财无政”,财政部长薄一波是“财霸”,断章取义地引用刘少奇曾经讲过的一些话,进行攻击和煽动,指桑骂槐,影射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和周恩来。
在会外,高岗更是活跃异常,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指名道姓攻击刘少奇、周恩来。他把刘少奇1945年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1947年同安子文等人的讲话,1951年对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组织提高一步》的批语,都抄成档案,作为炮弹,攻击刘少奇犯有对资产阶级、富农投降的原则性错误。他制造谣言,说中央有宗派,诬蔑刘少奇有“圈圈”,周恩来有“摊摊”。并把薄一波、安子文划入刘少奇的所谓“圈圈”内。
周恩来的确宽宏大量。他并不理会高岗散布的种种流言,在会议内外继续做他认为必须做的工作。
晚上11点,他将在北京的刘海粟约到中南海,谈起美术界的团结问题。当时社会上有些传闻,说刘海粟与徐悲鸿如何如何“水火不容”。周恩来规劝刘海粟不要听信那些不负责任的传言:“刘老,你和悲鸿都是从反封建斗争中过来的,为美术事业冒过风险,过去也有较深的友谊。”
“是啊,”刘海粟饮着茶,仰脸回想着,“他怎么现在脾气变得这样大……”
周恩来隔着茶几,坐在另一边,诚恳地说:“悲鸿近年来患病,住院很久,感情容易冲动,你要谅解他。”
刘海粟是个开通的人,一经点拨,他十分动情:“总理,你放心,悲鸿的性格与性情,我是了解的。今后,只要我们彼此多体谅,谣传就会不攻自破。”
周恩来很高兴:“你们两位团结一致,我们美术教育工作就好办多了,人才也会不断培养出来。”
凌晨1点多,周恩来送走了刘海粟,回屋后又接着批阅文件。
他多么希望高岗与他,也能像刘、徐一样化解“误会”呵。
他依然诚心诚意,尊敬地对待高岗。6月23日,他看到高岗《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的修改稿,马上给毛泽东写信,并转高岗。他在信中既肯定了报告稿的长处,又诚恳地指出不足,特别是对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的阐述,周恩来认为,孤立地提“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如原稿中“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党的基本任务就是:稳步地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有步骤地促进农业的集体化,使我们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同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实现我国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提法更完整准确。他在信中写道:“我这样的看法和改法,不知是否妥当,请主席和高岗同志予以酌定。如果可用的话,报告稿十八页末段第一句也须修改,并且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从革命胜利后开始的,不是今年开始的。还有,第八页第一行,在‘水力电站和造船工业等建设’句,应改为‘水力资源、电气化和造船工业等建设’,以免误会为‘水力电站’。”
然而,高、饶并不领情,高无“高风”,饶不“饶人”,继续在阴谋的斜坡上滑行。
本来主持财经会议的是周恩来,让高岗和饶漱石在下面一搅和,气氛变得不正常起来。当他讲话时,下面有人不是交头接耳,就是发出哄声。到会议总结的那天,周恩来拿着讲稿,刚要走上台发言,从坐席里就发出乱七八糟的声音。他开始没有理会,径直往台上走,起哄的声音反而大了起来。周恩来说:“你们这样,我没有办法做结论。”
“没有办法做就不要勉强嘛。”高岗不软不硬,“财政经济都搞成这个样子,难道还总结经验不成?”
并不怎么好笑的话,被捧场的饶漱石和另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挑得乱笑一阵。
应该说到场的大部分干部都是忠于党的事业的,只是他们不知道幕后的一切。他们有的睁大眼睛仔细捕捉每一句话;有的在全神贯注地记笔记。讲到最后,周恩来脸色严肃,取下眼镜,放慢音调,一字一顿地说:“有些发言不尽妥当。”高岗没有抬脸,用红蓝铅笔在本子上使劲敲着,又用力将本子合上,发出些许不和谐音。
在此期间,正遇上朝鲜战争停战谈判。虽然周恩来将军事工作交给了彭德怀,但是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事,还得他出马。当时坐在谈判桌前的是南日和柴成文,幕后是李克农和乔冠华。在什么问题上据理力争,在什么问题上可以妥协让步,都是按周恩来的指示进行的。他仍时常与第一线通电话,了解最新情况,做出最新决策。那时的线路不好,又没增音设备,听起来比蚊子声还小。周恩来扯破嗓子喊,每次打完电话都累得一身汗。正是三伏天,服务员在门外听到没有总理的声音了,急忙进来送茶水,递条热毛巾。周恩来擦把脸就觉得舒服许多。财经会议的事还在他脑子里转。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刚翻译出来,他让手头无事的秘书和他一起学,并给自己封了一个“官”就是西花厅的学习小组长。当时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没翻译出来,他得知其中有章节专门论及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问题,嘱咐齐燕铭尽快组织人翻译出来,他要和办公室的人一道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