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几乎是在全新的领域。他们并肩站在一条看得见的起跑线上。用武之地武人在，争先之时他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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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历代帝王近畿卫戍的重镇，坐落在燕山东西横断山脉南麓的五云山下，东临怀柔，西连明陵（十三陵），北对万里长城，南近汤山温泉，属昌平县治，距北京城40公里。建造在一座古刹遗址邻近荒坡上的秦城农场，本是国务院机关绿化队所在地，现在，一山两堡，隔溪而断，来自功德林的100多名国民党将军就驻扎在溪流以东的营房里。
率领这支将军队伍的统帅是木匠出身的北京战犯管理处李科长。他在功德林宣布“到秦城去”之前，尽管反复强调“本着劳动与思想改造相结合的方针”、“为了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等等话语，但是在宣布管理处的决定之后，他还是补了一句“希望大家不要背包袱”。
“包袱”——国民党将军们曾经对此二字不解其意。还是在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的时候，有一次在解放军押送一批国民党将军到团部报到之后，政委集合讲话，当面交代说：“诸位放下武器就是朋友，务请安心学习，有何困难，尽可吩咐，一定要放下包袱。”话音刚落，队伍中一位将军举手“报告”，哭丧着脸说：“请贵军体察：我是战场火线上被俘的，除了一件大衣，别无行李，实在没有包袱可放啊！”
“包袱”——国民党将军们至今对此二字不解其意。功德林的胡同虽说全部都是放射形的，但眼光射不出高墙；目下秦城农场的一半已是广袤无垠的天地。当然，既然作为一个关押犯人的所在，规定活动范围是必须的。管理员在荒坡周围每隔30米插一面小红旗，宣布了“不要走出警戒线”的新狱规。不过，小红旗迎风招展不到一周便被插旗者连杆拔去，连站在山顶上的警戒人员亦最终消失在犯人的视野之中。不苟言笑的迂夫子曾扩情手舞足蹈地对人说：“共产党对我们连画地为牢、桐叶为牢也不用了，我们改造得与人民之间只隔着一张纸了。”——一张纸是不能称作包袱的。
国民党将军们分乘3辆大卡车，由功德林来到秦城农场。他们带来了成吨行李，却没有带来一两包袱。长期的理论学习不仅使他们对共产党的任何措施很容易作出最能适应心理的合理解释，而且为了表示理解，他们正在等待一个具有考验意义的时机。至于他们对于劳动本身的理解，恐怕目前还停留在狭隘的心理状态之中。不错，他们已经懂得了稼穑之艰，可是这种情感并没有和生存（生命）发生过直接联系而有别于劳动人民。实际上，功德林的劳动基本上是在以下意义之中得到国民党将军们的承认的：劳动是一种权利的享受、一种信任的表达。譬如说挑水送饭，食堂隔高墙仅有几米的距离，而且那里从来不设警戒；反之，不劳动是一种惩罚的手段、一种危险的信号。譬如说关在单间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仅与高墙外的生活水火不容，亦与高墙内的生活格格不入。然而，生活在召唤，时代在召唤。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此项对他们依然适用，因为在服从的后面已经加上了真理的前提。
这是一支经过整编的军队。国民党将军们在登上大卡车之前接受了一次体格检查，按照身体健康状况，管理处将他们分别组成4个生产小队。以下是分队名单：
第一队：
队长：邱行湘
队员：杨伯涛、刘镇湘、黄淑、徐远举……
第二队：
队长：陈金诚队员：罗历戎、沈醉、周振强、庞镜塘………第三队：
队长：韩队员：宋希濂、陈长捷、陈林达、杨文……第四队：
队长：李益智队员：杜聿明、王耀武、廖耀湘、文强……国民党军队讲究扩编。4支部队方才整编就绪，却由于几个老将军不甘解甲而在五云山下的阵地上最终出现5支兵马。
第五队：
队长：李仙洲队员：范汉杰、曾扩情、王陵基、孙楚……秦城农场以外数十公里的功德林现在被国民党将军们称作“大本营”，留守在这里的是黄维、康泽、杨光钰、汤尧、孔庆桂等诸位将军。他们并非不愿驰骋疆场，只因身体的缘故，他们需要养精蓄锐。
3辆车于公元1958年10月抵达秦城。古刹废墟烈焰熊熊。高墙冰冷，高炉火热。国民党将军们置身于大跃进年代的炽烈的包围之中。他们的脸膛被映红了，他们的胸膛被映红了。更见那满山红叶，朝云暮霭，各路兵马，麇集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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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行湘在秦城农场集体宿舍的第一个晚上辗转反侧，彻夜未眠，情形与他在功德林戊字胡同的第一个夜晚完全相反。
他在离开功德林时，虽然也扭过头去深情地瞥了八角楼一眼，但是总觉得在走廊上丢掉了什么东西——按照邱行湘的心理习惯，他把一切应该得到而结果没有得到的东西统统归咎于遗失——这种东西是在五云山下他才找到的。一个很能说明问题实质的现象是：陈长捷带来了《资本论》，廖耀湘带来了《哥达纲领批判》，杜建时带来了《政治经济学》……而邱行湘只带来两袖清风。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在功德林众多的国民党将军将马列经典视为思想武器的情况下，他的第二生命却反常地与武器失去关联。就在他离开功德林的前一天，他依旧对共产党的理论著作不感兴趣，在形势的压迫之中，他虽然连续3日手不离卷，读的却是丁玲女士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然而这并不影响他的立场——大凡提到共产党领袖的名字，他总是充满极大的敬意，使用美好的语言，而且在管理处举行的观感座谈分组会上作了长达两小时的发言以后，他暗自决定采取进一步的立场；有所影响的是他的学习组长的地位和巩固地位所必需的威信，得到它们曾经是这样的不容易！
这正是邱行湘在功德林丢掉的东西，尽管他为了保存它而作出了重大的努力。两小时的发言中，在谈到战争与人民的关系时他举出一个最机智的例子：日本投降后，《和平日报》登有指摘共军为何赖在苏南不走的文章，可是他在苏南溧阳老家的五弟写信告诉他，日本投降不到一月，苏南的共产党军队即着手复员，撤往苏北。苏南老百姓依依不舍，沿江送行。当共产党士兵唱着“倘和我们过不去，不要伤害老百姓”的歌子，要求国民党军队刀下留情时，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眼望江水，哭声恸天！发言人邱行湘此间也掉下泪水，他把他讲述的场面称为国共两军一次规模远远超过淮海战役的作战。邱行湘讲得痛苦，廖耀湘听得难受。他对邱行湘的发言的评价是：缺乏理论的高度，因而缺乏认识的深度。
泪水不能帮助邱行湘战胜不幸，汗水却能浇灌他枯萎的人生。从学习组长到生产队长——从掌管地位尤高者的言谈到支配体格最壮者的举止，邱行湘在他的汗水里看到一条属于他的阳关道。这条道路同样是放射形的，可是它不同于功德林的戊字胡同。走廊尽管本身就是一条跑道，可是那里只有心照不宣的比赛；秦城农场的荒坡并无灰撒的白线，可是这里已经开始了明火执仗的竞争。
战场摆在秦城至小汤山15华里蜿蜒起伏的公路上。按照预定的远景规划，这里将出现槐杨相间的防风林带。植树之前先挖坑，树坑的规格像板上钉钉一样固定：坑沿直径60厘米，坑底直径60厘米，坑深60厘米。挖坑之前定指标，数字的规定却像绳子系在弹簧上一样可松可紧：每人每天挖6个左右。
参战的是4个队的近100名将军，抗衡的则分别是两个队的近50名将领。
就体格而言，第一队与第二队势均力敌，第三队与第四队旗鼓相当，而前两个队与后两个队则实力悬殊。虽然如此，初春的冻土、路边的砂石对每一把十字镐的威胁都是一样的，如果说一边是“是否完成”的争夺，那么另一边就是“超额多少”的搏斗。我们现在把镜头摇向一个短兵相接的高地吧：邱行湘快如流星，周振强疾如闪电，杨伯涛挥汗如雨，罗历戎大汗淋漓。此四人分别以每小时挖完8个树坑的最高速度，共创每天48个树坑的最高纪录（按照管理处规定，每天作业6个小时）。不仅他们的攻坚久久相持，而整个一、二两队在“鱼鳞坑战役”（由于树坑栉次鳞比，他们以鱼鳞坑称之）中最终打成平局——这仅仅是第一个回合的结果。
战场又摆在秦城农场境内一个叫磨盘山的土堡，这里是蕴藏汉白玉的地方。为了在白色的石头上面长出红色的苹果，汽车载着工具沿盘山公路直抵乱石丛中。国民党将军们守候在公路两旁，未待汽车停稳，便蜂拥而上，肆意争抢。战场的气氛已经达到硝烟弥漫的地步——一镐下去，火星闪烁，青烟缭绕。而正是这个时候，周振强、罗历戎代表第二队向代表第一队的邱行湘、杨伯涛递交了写在红纸上的挑战书。
杨伯涛挥汗如雨，心急如焚：他很会使锄头，就像当年当放牛娃那样，可是他不会挖石头，因为他的老家湖南芷江从来石少土多；江苏溧阳也是土多石少，何况邱行湘不像杨伯涛那样儿时就会使锄头，可是他居然在“苹果坑战役”中快如流星、出奇制胜。
情况很像洛阳战役末期的景象，邱行湘的本领全在临危不惧之中。当年解放军战士突入东门，占领瓮城，核心阵地里的邱行湘却等来了打出第二个四平街的战机；此间国民党将军云集南山，进展缓慢，荒坡乱石前的邱行湘却盼来了打出第二条生命的时机。硬仗、恶战，不仅符合他的个性和心境，更能符合他的萦怀良久的意念。他没有像当年那样命令“升旗”，他自己要变作一面旗帜升在理想的上空。于是他开始咬牙切齿，进而眼泛绿光，最终完成他在人们头脑里固有的形象——那是以后的一个晚上，国民党将军们在秦城农场看电影《甲午风云》，当银幕上出现日军吉野舰舰长（演员为方化）凶相毕露的镜头时，文强指着银幕忙问：“这人像谁，这人像谁？”众人皆曰：“邱行湘，邱行湘！”
人生有限，进取无量。在苹果坑的规格依然是钉子钉在木板上：坑沿直径1米5，坑底直径1米5，坑深1米5，数字的规定却没有任何绳子系在弹簧上的情况下，在众多的国民党将军一天挖不上一个树坑的情况下，邱行湘以一天4个的战绩刷新了周振强、罗历戎、王泽一天3个的纪录，从而在一、二两队长达7天的竞赛中，第一队以271对264险胜——这仅仅是第二个回合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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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将军们人生决战的第二个回合中，他们经历的生活几乎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尽管贴在秦城农场宿舍墙壁上的作息时间表与功德林生活的规律一样：上午学习，下午劳动（突击性劳动例外），但是这段时间的学习已经起了内容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