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翻开世界史，你会惊讶的发现发现，整整一部世界文明发展史，不过就是文明与文明之间、文明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互动史，哪个文明稍一迟疑，必然落后，甚至灭亡。任何一个民族的兴衰都难逃这一命运。
在世界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三大文明区域和三大游牧区域。三大文明区域是：中东文明、中国文明、欧洲文明，而三大游牧地域是欧洲森林地带的印欧民族、阿拉伯沙漠的闪米特游牧民族、中北亚大草原的突厥蒙古游牧民族以及通古斯渔猎民族。
这六大板块，此消彼长，牵一发而动全身，造就了世界文明的主体格局及发展脉络。直至近代西方文明彻底战胜游牧民族之前，世界五千年文明史其实也可以看做是三大文明区域与三大游牧区域的角逐史。这一历史的时间跨度长达3500年（从公元前18世纪到公元18世纪），此后仅仅是文明之间的较量了。
文明区域创造了丰富的人口、物质资源，这是游牧民族始终缺少并觊觎的。事实上，这也成为他们进犯文明区域最重要的驱动力。
印欧游牧民族和中北亚大草原的游牧渔猎民族，对文明世界冲击主要是对亚洲、和欧洲文明的进犯，最主要的有三次。（闪米特、阿拉伯人对文明世界的进犯，本文暂不涉及。）。
1、第一次：是公元前18世纪印欧人对文明世界的进犯。
2、第二次：是公元4、5世纪匈奴人、印欧人对文明世界的进犯。
3、第三次：是公元13世纪蒙古对世界文明的进犯。
游牧民族需要不断地把畜群从一个牧场赶到另一个牧场，他们从少年时代在周期性的迁徙、放牧活动中，就学会了周密计划、准确实施，并有严格的纪律。游牧生活方式把游牧民训练得能征善掠、组织严密、治理有方，因此他们是天生的战士。而游牧民只要被一个有力的领袖组织起来，那么游牧民团体就是天然的军队。游牧民族的妇女可以象男人一样照料生活的一切，她们可以让男人们腾出手来专事剽掠。
与人们的想象不一样，游牧生活尽管是一种非农业生活方式，但它离不开农业，它存在的前提是在势力所及的范围内必须存在与之保持联系的农业人口和商业点，可以为他们提供所必须的粮食、铁器等用品。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繁华景象对于他们并不陌生，而且随时会激起他们的贪欲。游牧民在能够交换的时候就进行交易，当他们饥寒交迫之时就会劫掠，这与当年希腊商人其实也会随时会成为海盗是一个样道理。事实上，游牧民族始终是文明世界的窥伺者，一旦发现文明世界变得软弱或混乱，他们必然立即进犯。这也是几千年来，游牧民族无休止侵略文明世界的根本原因。而且，游牧骑兵的巨大冲击力在热兵器时代到来之前始终是令农业民族生畏的，这也是他们制胜的主要法宝。
被游牧民族侵犯，是每个文明的宿命，都逃不掉的。这几次侵犯中国都赶上了，跟世界踩着一个节奏。
这三次世界性的游牧民族进犯潮流，中国都赶上了，但影响都不很大。
第一次进犯，即公元前18世纪那次，华夏民族本身还在形成之中，而夏族本身也出自西羌，商族则出自东夷（但周舆博客怀疑商人也来自西方，至少其文明特征很象是西方传来的）。在这次侵犯中，华夏族受到的冲击不大，甚至还从中得到某些好处。因为当时华夏族的文明程度也不高，而此时华夏文明却获得了“一项突发性的创新就是马拉战车的使用。毋庸置疑，这是在公元前18世纪或稍后一些时候由欧亚大平原传入中国商朝的。”（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十三章）。中科院的易华也认为，东西方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早已存在一条“青铜之路”。这条通道不但为东亚引入了游牧文化，而且也为东亚引入羊、黄牛、马和青铜技术。事实上，这条“青铜之路。”就是中国商周时代游牧民族的主要侵犯路线。中国上古时代的许多文明因素很有可能是由西亚输入的。
第二次进犯，西罗马帝国灭亡了，野蛮人建立了新的王国；印度文明遭到匈奴人的严重摧残；中国北方被“五胡”蹂躏；但东罗马帝国和中国南方保住了。中国尽管北方尽落胡尘，但华夏文明的正脉却转移到了南方，而且得到很好保存；中国北方经过三百年的混乱也终于“民族融合”，胡人被汉化，并最终统一了南方。因此没有人不承认继之而来的隋、唐、五代、宋还是华夏文明。
第三次进犯，是蒙古人的进犯，华夏第一次遭遇全境沦陷。但由于蒙古人看不起汉人，很难与汉族“融合”。现在看来，这到是中国文明的一件幸事，因为没有这种“融合”，汉族可以充分保留自己的传统。而且由于蒙古人不愿意“融合”而继续歧视汉人，汉人终于起而反抗，把蒙古人赶了出去！而且蒙古人耽误的时间并不多，明朝很快就追上了世界发展水平，甚至在很多方面还保持领先地位。
应该说，中国虽然遭遇了三次进犯，但都挺过去了，而且继续与世界保持同步发展。但就在这时，中国却遭遇了第四次进犯：即公元17世纪满人对中国的进犯。
这次进犯来得奇怪，也很糟糕。因为那时西方文明已经崛起，他们已经彻底终结了游牧民族入侵文明世界的历史，并把历史的主动权拿到了自己手中，开始书写西方文明进攻游牧民族以及所有落后文明的新篇章了。葡萄牙和西班牙把大半个美洲变成自己的殖民地；荷兰作为“海上马车夫。”横绝四海以至于到了中国；英国和法国人移居北美，英国开始把软弱的印度文明变成英国王冠上的明珠；欧洲文明中最落后野蛮的一支——俄罗斯，也乘着中北亚游牧民族势微之际，全力向东开进，把过去中北亚游牧民族故壤几乎全部鲸吞。
而中国，在这个时刻还没有遭遇西方人的严重挑战，却遭受了一次落后民族的侵犯，这一次侵犯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
很少人知道并相信，在明朝中后期，中国其实就已经开始了近代化！满人入主中原打断了这一历史进程，耽误中国整整300年。
一般人都想象不到，明朝非常先进与开放，在许多方面不仅不落后于西方，而且还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明代的中国，在伏尔泰眼中是西方学习的榜样。那时的皇帝似乎不很勤政，但良好的体制和各级官僚很好地维持着帝国的运转。那时的知识分子也不再仅仅是皇权的依附物，而把书院作为抗争的阵地，并敢于在朝堂上与皇帝据理力争，而且象王夫之、唐甑这样的学者则开始关注人权等问题。中国全境亡于蒙古的痛苦经历和关外落后民族的不断侵扰，也使得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投向“民族国家。”的构建问题。书院的广泛分布、生活的富足、教育的普及，使得各种学术活动遍地开花，也使得更多的中国人有条件与同期脱离了宗教束缚的西方人一样思考着人性问题。那时，以中原华夏贵胄自居的明代知识分子，是自信的，也是开放的，从皇帝到各级官僚，再到一般知识分子，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引进抱着热忱的欢迎态度。以往被看得很低的“奇淫技巧”，在明代也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自由和创造力都极其惊人。
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100年间，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高峰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同时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与西方相比毫不逊色。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李约瑟也认为，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在明代，中国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中国的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在明朝，各种技术和原始机器的发明和创新尝试在各个领域不断涌现。在北京保卫战中，明朝军队竟然出动了中国人制造的“喷火坦克”，足见当时中国社会之开放自由、创造力之勃发。
1634年，即明朝灭亡前十年，在徐光启的主持下《崇祯历书》修编完成。而一年前的1633年在西方，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晚年极其悲惨。而徐光启当时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得到崇祯皇帝的宠信。这是西方和中国明朝在天文学上的对比，可以说，中国明朝崇祯皇帝对天文学的支持远超过欧洲。这部集欧洲天文学所有经典为大成的《崇祯历书》不仅代表“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着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而更为可贵的是这在欧洲还尚且不能。
相比起明朝，唐朝是幸运的！
因为，唐朝是灭于潘镇割据，灭于牛党李争（高门大阀与寒门士族之间的矛盾），灭于内乱，灭于自己人内斗！
穿越到唐朝，李泰有太多的理由促使他去为了华夏民族的将来而奋斗！
太多的理由促使着李泰要对世界文明发展史插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