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4章

且不管路亚老元帅大人怎么想，李泰一行人在波斯前宰相鲁斯塔姆地带领，飞快地迫近着与泥孰系西突厥势力的距离，期望能够对他们形成麻烦，有效地拖延着他们的形成，更是期望着侯君集部能够顺利地横扫西突厥草原！

波斯前宰相鲁斯塔姆是对付西突厥的老手，他一开始便是在萨珊波斯帝国东部边境发家的，因此，对于西突厥的了解，他比之大唐与波斯国内许许多多将领们都要了解。

派鲁斯塔姆随李泰等人一起出征，这不可谓是一个绝妙的主意！至少，就真实情况而言，李泰等人都是从他身上得益甚多！

尤其是大唐军方将领们，他们一向作战的，那都是正北方向的******，而非是西突厥。换而言之，他们对******了解详细，甚至还亲手灭亡过******，但对于更远，相对大唐威胁性较小的西突厥，他们却知之甚少。

鲁斯塔姆对付西突厥的经验很老道，在这一点上，就比同样处于波斯东部的苏达克总督来的好，后者却是因为行政总督一省首长的，平时掌握的是自己行省领地内的生杀大权，但却不是主要用于防备西突厥进犯的。因此，他虽然也与西突厥打过交道，但却并没有鲁斯塔姆这为在东部边境呆了将近10多年的前宰相来的熟捻，虽然，苏达克呆的年月更久……

一路上，最辛苦的，那可就是李泰了，不仅连续不断地学习关于作战的知识，关于行军夜宿的常识，还要研究对于草原作战最有利的战术等等，也幸好他们此刻正在进行追击泥孰系西突厥势力，而不是被追，否则，按李泰这种大有临时抱佛脚的思维和方式，不出问题才怪了！

同样的，在这之前，唐玄奘与拘摩罗王一起晋见戒日王，玄奘西去印度求学时，在今日印度阿萨姆邦的西部存在着一个名叫迦摩缕波的国家，国王的名字叫拘摩罗，崇尚知识，虚心好学，选贤聘能，招揽才俊，四方博学多识之士受其重用者极多。当他听到玄奘自中国唐朝来印度学习佛法的消息后，便多次发出邀请，希望与这位来自异国的佛教僧侣见面，交个朋友。拘摩罗王崇敬的是有学间的人，对有学问的佛教高僧自然崇尚有加，但对整个佛教就不怎么敬重了。他邀请玄奘，自然也是冲着玄奘本人的名气来的。那时，玄奘正在戒贤论师门下受业，怕误了学业，他几次回绝了拘摩罗王的邀请。后来，戒贤论师对他说：“欲报佛恩，当弘正法。拘摩罗王向来崇尚外道，现在邀请沙门，正是我教的一大善缘。如能使拘摩罗王藉此机会改信佛教，则是佛教发展的大好时机。希望你能发扬舍身求法的精神。不辞辛苦，去与拘摩罗王见上一面，设法感化他。”玄奘推辞不过，只好来到了迦摩缕波国。

玄奘是否感化了拘摩罗王皈依佛教，这是外人不得而知的事了。然而，玄奘与拘摩罗王的见面却引出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当玄奘与拘摩罗王见面时，互道慕名、久仰之类的客气话后，拘摩罗王问玄奘道：“现在印度各国中有很多人吟唱支那国的《秦王破阵乐》，所谓的支那，是不是您的国家呢？”玄奘回答：“不错，你所说的支那就是我的母国。那首《秦王破阵乐》，是歌颂我国皇帝之盛德的。”拘摩罗王说：“想不到你是那个伟大国家的人。我早就听说支那国文明昌盛、繁荣富强，已久有东望之心，只因山川险阻，无法遣使问讯而已。”说毕，叹息不已，又道：“真想遣使给你的国家送些礼品去啊！”玄奘听完，亦是感叹不止！想不到自己母国的名气在远方的异邦早就传扬开来，甚至连母国的乐曲也已在此方流唱，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然而，随后便发生了更令玄奘想不到的事。当他与拘摩罗王相见谈论的时候，印度的另一国王戒日王的邀请信函也随即而至。玄奘便在拘摩罗王的陪同护送下去见戒日王。

戒日王问：“你从哪个国度前来，来印度的目的是什么？”

玄奘回答：“我从大唐来，来印度求学佛法。”

戒日王问：“大唐在什么地方？距离此地有多远？”

玄奘回答：“大唐在此东北，有数万里之遥，就是印度所说的摩诃支那国。”

戒日王说：“你说摩诃支那我就知道了。听说摩诃支那国有一位秦王，少年时便已聪明万分，长大了更是神武异常。听说他胸怀大志，谋略过人，终于平定宇内，统一全土，结束了以前的丧乱局面。人们为了歌颂他，都唱《秦王破阵乐》。这是真的吗？这首乐曲，在我们印度也很流行呢！”

两位国王问的竟是同一个问题，这真是令奘想不到的事。他于感慨之余，对戒日王做了详细的解释，解释了秦王的业绩，也解释了《秦王破阵乐》这首乐曲，致使戒日王对我国大唐亦起了崇敬之心。

秦王便是我国的唐太宗李世民。公元六一八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李世民的功勋业绩大家早已熟悉，不必赘述。

《破阵乐》则是他所创的一种舞曲，后改名《七德舞》。舞步摹拟战阵动作，以歌颂唐太宗的武功。他登基为帝后，又令音乐天才吕才进一步协调音律，令李百药、虞世南、褚亮、魏征等人填歌词，令一百二十人身披银饰为铠甲，持戟演出，凡三变，每变四阵，交错曲伸，首尾相接，以象战阵之形。舞曲激扬慷慨，音律铿锵，以寓勇士扬威战场，奋力搏杀之意。此曲不仅演奏于宫中，在唐代民间亦十分流行。按上面故事所说，此曲于印度当时亦有流传，诸国之人多有吟唱者。玄奘去印度时，其时间不过才是十几年之后，而印度便「闻之已久」了，足见当时中印之间文化交往的频繁与迅速。

唐贞观二二年（公元648年），唐太宗派王玄策出使印度，拘摩罗王派人向他献上了各种奇珍异宝及地图，总算略表了对中华文明的仰慕之情。

当然，此时的“支那。”一词，并非是贬义的！日本辞书《广辞苑》解，“支那”，“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源于‘秦。’的转讹），初出现于印度佛典”。

确实，佛源自西来，是从印度传播至中国的，而“支那。”一词，也是来源于印度佛典！

在日本，“从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年）中期以后曾使用过。”到19世纪中期之前，日本人用“支那。”指称中国与“唐国”、“清国。”等无意义上的差别，没有特别的政治含意。

日本社会开始用“支那。”蔑称中国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失败，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近代中国的耻辱推向极点。长久以来一直把中国尊为“上国。”的日本人先是震惊，继而因胜利而陶醉，上街游行，狂呼“日本胜利！‘支那。’败北！”从此，“支那。”一词在日本开始带上了战胜者对于失败者的轻蔑的情感和心理，“支那。”逐渐由中性词演变为贬义词。

1930年，当时的中华民国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并由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决议说，“中国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鉴于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日本政府致中国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故敦促外交部须从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National Repubic of 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

从1930年底起，日本政府的公文都改“支那共和国。”为“中华民国”，但社会上一般书面语和口语，仍把中国蔑称为“支那”，侵华日军被称为“支那派遣军”，中国人被叫成“支那人”。直到二战结束后，中国以战胜国身份派代表团到东京，1946年6月，以“命令。”的方式通知日本的外务省，从此以后不许再用“支那。”这个名称。同年6月6日，日本外务次官向各报社、出版社，日本文部次官7月3日向各大专院校校长，先后发出避免使用“支那。”名称的正式文件，文件写道：“查支那之称呼素为中华民国所极度厌恶者。鉴于战后该国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用该词，故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

日本还有人以孙中山过去曾用过“支那。”称呼为自己辩解。孙中山在1899年、1903年等少数场合的确使用过“支那”一词，原因之一是当时正处于“支那。”向贬义词演变的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