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江南小镇》的第二章中写道：
我们的船在一个不小的私家码头停下了，这个码头属于一所挺有名的宅第，现在叫做“沈厅”，原是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万山（三）的居所。
余先生这段记实性的描写，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600多年前的江南首富沈万三，就住在这座位于周庄富安桥畔、南市街口的沈厅里。
接下来，余先生又写道：
进入沈厅大门。一层层走去，600多年前居家礼仪如在目前。这儿是门厅，这儿是宾客随从人员伫留地，这儿是会客厅，这儿是内宅，这儿是私家膳室……可以想见，当年沈宅门前大小船只的往来是极其频繁的，各种信息、报告、决断、指令、契约、银票都从这里大进大出，但往来人丁大多神色隐秘、缄口不言、行色匆匆。
凡是对于沈厅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读了余先生这些浮想联翩、娓娓动听的话语，恐怕都会产生一种滑稽之感。要知道，在沈万三的生前，人们今天看到的沈厅还根本没有建造起来，你叫他怎么住进去？这不是信口开河的无稽之谈吗！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沈厅是什么时候建造的。根据近人陈益先生的考证，它原名敬业堂，由沈万三的后裔沈本仁建成于清乾隆七年（1742）。（见《中国第一水乡周庄》）这种观点，已为国内权威的古建筑专家所鉴定，并且得到了研究周庄历史的学者们的一致认同。在清人陶煦所著的《重辑光绪周庄镇志》中，也有比较具体的记载：
沈本仁，早岁喜狭邪游，所交者皆匪类。及父（周庄镇社仓长沈文渊）殁，人有言“不出三年必倾家”者。本仁闻之，仍置酒，召诸匪类饮，各赠以钱而告之曰：“吾今当为支持门户计，不能与诸君游也。”由是闭门谢客，经营农业，于所居大业堂拓创敬业堂宅，广厦百余椽，良田千亩，遂成一镇巨室。
这座典雅古朴的敬业堂，到清末被改为松茂堂，现代又定名为沈厅。陈兆弘先生在《寻找沈万三》一文中说：始建于清乾隆七年的沈厅，上距沈万三生活的明初已有300多年，“很难说和他有什么渊源。到这里来寻找真实的沈万三，显然也无补于事”。
以上所引的历史文献和当代学者的论证，都足以说明：在沈万三生前，不可能存在沈厅这座建筑。他本人跟300多年后子孙所建的沈厅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沈万三的故居究竟在周庄的什么地方呢？让我再根据清代历史文献提供的资料作一点简要的考证。
在今天沈厅第六进的楼里，挂着一副对联：
甲万户起南浔迁周庄江南聚宝
称三秀居东垞客金陵浜东藏银
这副对联向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沈万三的故居是在一处名叫“东垞”的地方。
东垞，旧时又名东蔡，位于周庄银子浜以东，目前正在开发的南湖旅游度假区内。在清代方志中，涉及沈万三故居的资料，主要有以下几条：
清章腾龙《贞丰拟乘》：“至沈万三父沈祐从南浔（在今浙江湖州市东北）徙于东垞，[周庄]始辟为镇。”“东庄地乃万三东仓废基，是其积粟处。东通住宅，西接银子浜，园亭、仓库互为联络。”
清陶煦《周庄镇志》卷二“第宅”：“周庄以村落而辟为镇，实沈万三父子之功。当时镇西半皆墓地，人烟所萃惟严字一圩。其东南隅曰东垞，万三住宅在焉；西北半里许即东庄地及银子浜，仓库、园亭及住宅互相联络，其巨富气象犹可想见。”“东垞在镇之东偏，过一水即青浦县，距镇西之属吴江者尚三里许。”“东庄地在桃花庵外，本名东仓，相传为沈万三积粟处。”又卷一“胜迹”：“银子浜为沈万三园居，湖石尚存。”
根据上引的资料，我们已可大体上得出当年沈万三故居所在的位置了。（参看“周庄镇沈厅及东垞沈万三故居示意图”）
相传在银子浜尽头的水下有一个古墓，其中埋葬着沈万三的灵柩。而在杏村附近也有一处墓地，墓主是沈万三的孙子沈庄。清人陈松瀛曾经到那里游览，写过一首《杏村吊沈仲荣（即沈万三）墓》的七言律诗，开头两句说：“豪富曾同石季伦，村居东蔡溷齐民。”把沈万三比作西晋的巨富石崇（字季伦），并且说他家住东蔡（东垞）的民宅之中。这也可以作为沈万三故居所在的一个旁证吧！
钱起没有写过咏庐山诗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庐山》一文中写道：
唐代钱起咏庐山诗云：“只疑云雾窟，犹有六朝僧。”但如今云雾飘散开去，露出来的却是一个个中外“大官人”、“大商贾”的面影。
余先生这里所说的“钱起咏庐山诗”见于《钱考功集》（钱起曾官考功郎中，故称），诗为五言绝句，全文如下：
咫尺愁风雨，匡庐不可登。
只疑香雾窟，犹有六朝僧。
此诗原为《江行无题一百首》中的一首。过去，整个组诗被作为一个整体，分别收录在《全唐诗》卷二三九“钱起”和卷七一二“钱珝”（钱起曾孙）的名下。长期以来，一般人都搞不清究竟谁是真正的作者。大约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学者胡震亨开始对此进行认真的考辨。进入现代以来，又有岑仲勉、郭绍虞、傅璇琮、吴企明诸先生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此事应当说已有定论。下面，我主要依据傅璇琮先生《唐代诗人丛考》及其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两书中的研究成果，作一概括的介绍，以纠正余先生因袭旧说的谬误。
据元辛文房《唐才子传》说：钱起于天宝十载（751，一说天宝九载，750）进士及第，释褐授秘书省校书郎。尝因采箭竹，奉使入蜀。后官至尚书省郎中。他一直定居长安，没有离京外任地方官的经历，自然也未曾沿长江东下去游历过庐山。
傅璇琮先生在《唐代诗人丛考·钱起考》第六节中指出：
《钱考功集》卷九尚有整整一卷的《江行无题一百首》，这一百首的五言绝句，前人曾指出也为钱起后人钱珝所作（见《全唐诗》卷七一二引《唐音统签》），但是仍有些研究者把它们作为钱起的作品……
从《江行无题》诗的本身来看，这一组诗是写作者因贬谪，由中朝官而为地方郡守，如说：“自念平生意，曾期一郡守（金按：‘守’应作‘符’）。可知因谪宦，斑鬓入江湖。”“憔悴异灵均，非谗作逐臣。如逢渔父问，未是独醒人。”但考查钱起一生的事迹，却从未受到过贬谪，更没有做过地方长官。
傅先生接着又据新、旧《唐书》有关传记，论证钱起曾孙钱珝因受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牵连，被贬为抚州（今江西临川）司马的经历。然后说：
《新唐书·艺文志》丁部集录别集类著录“钱珝《舟中录》二十卷”。今其书已佚，但其《江行无题一百首》却传存下来。从诗中所描写的路线与时节来看，完全与钱珝被贬的事迹及《舟中录序》所说的吻合，如：
今日秋风至，萧疏过沔南。
叶舟维夏口。
晚泊武昌岸。
咫尺愁风雨，匡庐不可登。
浔阳江畔菊，应似古来秋。
湖口分江水，东流独有情。
叙述长江的水程，只到九江为止，这与钱珝为抚州司马的路线正合。因此，完全可以断定这《江行无题一百首》乃是钱珝所作，而不是钱起所作。
傅先生长期研究唐代文学，是一位博览专精、功力深厚的学者。以上这些考证，论据确凿，逻辑严密，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后来他又在《唐才子传校笺·钱珝》中援引胡震亨《唐音癸签》、《唐音统签》两书的观点和材料，作了进一步的论定。读者自可参阅，这里不再赘述。
现在回到余先生的文章上来。为什么人家傅先生在1980年就已出版的学术专著，余先生直到1990年代创作《文化苦旅·庐山》一文时，还不去找来读一读？平时不烧香，待等遇见问题时，又怎么能知道到哪里去抱佛脚呢？把“钱珝”误成“钱起”，虽然是因袭旧说造成的，但以讹传讹，严格说起来，传写者还是难辞其咎的。至少说明你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信息不灵，重视不够。作为一位“文化史学家”，我想余先生应该懂得这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