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从书店里买回来一本湖南大学出版社的新书：《智者的声音——在岳麓书院听演讲》。装帧淡雅而爽心的封面上，印着十位海内外著名文史学家、自然科学家、艺术家以及其他学者的照片，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余秋雨先生。
翻过目录和前言，与封面照片的排名相对应，列在第一篇的是余先生的主题演讲《走向21世纪的中国文人》。怀着先睹为快的心情，我立即聚精会神地细读下去，谁知在这篇演讲的开场白中，就读到了一段让我发愣的文字：
今年是1999年，正好800年前，也就是1199年，我们中国可以称得上世界级的哲学大师朱熹先生去世了。不管哪一种理由，在他去世800年之后，我们的后代学人应该到这儿来朝拜他，来纪念他。
余先生在这里两次强调了800年这个数字，一下子引起了听众的注意，抓住了人心。800年，就是整整八个世纪。当年余先生在长沙岳麓书院这个千年学府里设坛演讲的时候，不正处于新世纪的前夜吗？巧合产生了动人的魅力，足见余先生不愧为精于演讲的高手。但是，巧合必须是自然形成的，不能违背历史的真实。人为杜撰出来的“巧合”，一经揭穿，不仅毫无魅力可言，而且还会激起反感，贻笑大方。
宋代大儒朱熹的去世，我清楚地记得是在公元1200年，跟余先生的说法相差一年。我能记住这个年份，并非由于记忆力超人，倒可以说是一种巧合。二十多年前的“文革”后期，社会上正在评法批儒。一天，我偶然翻查“辞海”（当时还只有1965年版的内部试行本），看见“朱熹”条下注着的生卒年份是公元1130——1200年。众所周知，整百的数字是特别好记的。于是朱熹去世的1200年，从此便深印在我的脑海中。按照常理，除了文献阙如无法考定者外，同一个历史人物只能有一个卒年。现在余先生的说法，跟我的记忆出现了矛盾，孰是孰非，就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查核和考证来确定了。
我逐一查检了《辞海》（1999年修订版）、《辞源》（1988年修订版缩印本）、《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中国文学大辞典》和《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等几部权威的大型工具书。它们对于朱熹的生卒年份，都一无例外定为公元1130——1200年，显然证实了我的记忆，否定了余先生的说法。但是严格说来，工具书的权威性再高，它们的释文毕竟是通过对原始文献的分析归纳写出来的，仍然属于第二手资料。用来应付知识不多的中学生，可以；但要以此为根据否定余先生的说法，就显得不够了。所以，我又仔细查阅了清人王懋竑所著的《朱熹年谱》，从中摘录了两条经常为学者征引的可靠资料：
《宋史·朱熹传》：
［宋宁宗庆元］四年（1128），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告老退休）。五年（1129），依所请。明年（1130）卒，年七十一。
按：《宋史》是元朝末年官修的正史。其记事所据资料，一般来自两宋的公私著述。但因修撰成书的年代，上距朱熹去世毕竟已有140多年。故就其可靠程度而言，不如下面一条。
黄榦《朝奉大夫、文华阁待制、赠宝谟阁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
先生姓朱氏，讳熹，字用晦……以建炎四年（1130）九月十五日午时，生南剑尤溪之寓舍……[庆元]四年十二月，以来岁年及七十，申乞致仕。五年（1199），依所请。六年（1200）三月甲子，终于正寝。
按：“行状”是指为死者所撰写的记述其世系、籍贯、生卒年月、谥号及生平行历的文章。黄榦是朱熹生前最信赖的弟子之一，曾经在老师身边侍疾送终，并接受为其“修正遗书”的重托。由他执笔撰写的这篇行状，其中关于朱熹临终前的生活和卒年的记载，应当是最可靠的信史。从行文的语句看，甚至可以说，黄榦所撰的行状，还是《宋史·朱熹传》有关材料的直接来源。
通过以上的引证，我想余先生所谓朱熹死于公元1199年的说法，可以彻底否定了。
不过还有个问题始终让人弄不明白。这个折腾了我老半天的“1199年”说，查遍了所有的人名辞典和有关的学术著作，我还没有发现别人曾经提出过。看来这是余先生为了凑齐800年的整数以吸引听众而杜撰出来的。作为一个学者，这种做法实在不可取。记得余光中先生在《金陵子弟江湖客》中写道：
2000年10月3日，正是重九之前三日，与我存乘机抵南京。过了半个世纪再加一年，我们终于回到了这六朝故都，少年前尘。（《收获》2002年第1期第130页）
这里如果要讨巧的话，余光中先生也可以说“正是重九那天”、“正好过了半个世纪”，读起来不是“更有味道”吗？但他没有那样做。他还是按照实际的时间表，在“重九”后面加上“之前三日”，在“半个世纪”后面写了“再加一年”。因为，历史是不能任意改变的。余秋雨先生在他的报告中完全可以这样说：“今年是1999年，正好800年前还差一年，也就是1200年……朱熹先生去世了。”这既不违反史实，又同样可以出效果，为什么非要去做那种削足适履的蠢事呢？联系他在许多文章中经常不把历史记载的年月当一回事，喜欢一刀切便一刀切，想怎么改便怎么改，就可以知道他离开一个“严肃的学者”有多远了。
余秋雨先生对朱熹卒年的擅改，即便出于一时的误记，其影响也是很不好的。因为我听说，在那次演讲会上，似乎没有一个人针对“1199年”说进行过质疑和辩驳。以至直到今天，这个谬误的观点，还被原封不动地印在新出版的演讲文集《智者的声音》中。作为一个出版工作者和热心的读者，我有责任提醒余先生，赶快想办法改正吧，别再让它以讹传讹、误人子弟了！
古代地名的今注今译，是一门比较专深的学问。刚刚涉足历史研究的学者和创作历史小说的作家，经常会遇到这类令人头痛的问题。如果缺乏必要的知识，或者心里没有把握也不去认真查一下专门的工具书，那么，错误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读了《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两书以后，我发现余秋雨先生在这方面的差错似乎不多。究其原因，大约有以下两个：
其一，他在文章中提到的地名，大多是亲身游历过的，而且每到一地，热情的主人也会向他提供必要的资料，所以一般不会出错。
例如你们问我：清朝流放犯人的宁古塔在哪里？我可能一时答不上来，因为我没有去过宁古塔，还得查一下《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但这难不倒余秋雨先生。他在《山居笔记·流放者的土地》一文中就潇洒地写道：
……我正站在从牡丹江到镜泊湖去的半道上，脚下是黑龙江省宁安县，清代被称之为“宁古塔”的所在。
你看，宁古塔都踩在他的脚底下了，就是现在黑龙江省的宁安市，他哪里还会说错呢？至于那些享誉海内外的名胜古迹，什么庐山、九华山啊，太湖、洞庭湖啊，敦煌莫高窟、长沙岳麓书院啊，古今的称呼全都一样，就更不会出错了。
其二，对于那些故址或名称已几经变迁，不知道今天属于哪省哪县的古地名，干脆不作今注今译，只按古书上的写法一抄了事。俗话说：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我一个字都不动，看你怎么抓辫子！所以余先生“在这方面的差错似乎不多”，原因也许就在这里。
但是，“差错不多”不等于没有差错。我从余先生的书里还是发现了几处。有时他通过查检工具书，知道了某个古地名就是今天的某省某市或某县，就顺手用现代汉语把它们翻译了出来。其用意绝对是好的：想使文章更加通俗，想让读者获得一点古今地名的知识。然而，他大概不了解学术界的通例，一般的做法是在古地名后面用括号加注今地名，如：
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
白帝城（1989年版《辞海》注：“在今四川奉节东白帝山上。”1999年版《辞海》注：“在今重庆奉节东白帝山上。”）
这里需要指出，给上面第2例的“白帝城”加注，还应当懂得一点历史沿革的知识。由于1997年3月14日八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撤销原来属于四川省的重庆市，设立重庆直辖市。原来四川省的奉节县，也划归重庆直辖市管辖。因此，《辞海》的1989年版和1999年版关于“白帝城”的今地名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注法。从重庆直辖市设置之日起，如果再把“奉节”说成四川省的一个县，那就是错误的了。这些知识，我想作为“文化史学家”的余先生是应该学习和弄懂的。
余先生的主要问题在于：他老是不按规则或通例办事，喜欢“自出机杼”，把古今地名杂糅在一起，翻译得不伦不类，不合章法。下面我就举集中出现在《山居笔记·遥远的绝响》一文中的三个例子来说一说。
“山东的东平”。
余先生写道：
有一次他（阮籍）漫不经心地对司马昭说：“我曾经到山东的东平游玩过，很喜欢那儿的风土人情。”司马昭一听，就让他到东平去做官了。（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267页）
这段话的原文出在《晋书·阮籍传》中：
籍尝从容言于帝（司马昭，死后追尊庙号为文帝）曰：“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
《晋书·阮籍传》只说了“东平”二字，没有说“山东的东平”。因为三国魏时的“东平”称“东平国”。“国”和“郡”当时是同等级别的行政区，隶属于州。“郡”的行政长官称“守”，“国”的行政长官称“相”。这些名称都是从汉代沿袭下来的。“东平国”的治所设在寿张县。寿张县今已撤销，旧址在今山东省阳谷县寿张镇。在阮籍生活的年代，根本没有今天的山东省，他在跟司马昭对话时，怎么会说“山东的东平”呢？余先生这种古今杂糅的翻译法，真让人感到有点滑稽。
“河南焦作的山阳”。
余先生又写道：
嵇康是个身体力行的实践者，长期隐居在河南焦作的山阳，后来到了洛阳城外，竟然开了个铁匠铺，每天在大树下打铁。（同上，第273页）
这里的“山阳”是三国魏的一个县名，位于今河南焦作市东南。余先生其实可以用括注的办法写成“山阳（在今河南省焦作市东南）”，读者一看就懂了。但他偏偏不守章法，硬要说成“河南焦作的山阳”。焦作在解放以前本是修武县的一个小镇，因为煤矿业的发展而兴起，到1956年才以矿区设市。嵇康那个时代怎么会有“焦作”呢？而且山阳属于河内郡，也跟当时的“河南”无干。这种错误，同上一个例子一样，都是余先生缺乏历史地理常识的反映。
“洛水之西”和“华阳”。
余先生还写道：
他（嵇康）又想起，早年曾在洛水之西游学，有一天夜宿华阳，独个儿在住所弹琴。（同上，第280页）
这里的错误，比上两例要严重。我在《此曲何止一脉传，嵇康死后未绝响》一文中已经指出，余先生这段文字的蓝本是《晋书·嵇康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