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小说，的确写得情真意切，凄婉动人。不知道明朝擅长写传奇小说的高手冯梦龙和凌蒙初怎么会没有抢先下手，抓住这个绝妙的题材。从余先生文章中谈到的什么“偶遇一位穷书生，便慷慨解囊，赠银百两，助其上京”，什么“情人未归，书生已去”；还有什么“死神在她19岁时来访”等叙述来看，尽管他把故事的出处以及贾姨娘、阮郁、鲍仁等名字抹得干干净净，但读过《西湖佳话》的人，还是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直接关系。其实，余先生完全可以挑明，自己谈的就是《西湖佳话》中的文学形象苏小小，何必遮遮盖盖，硬要把她跟历史上的苏小小搅和在一起呢？我的意见也就在这一点上。
这种真假杂糅的做法，叫做不伦不类，不成章法。至少你得把立论的依据交待清楚，别这样让人蒙在鼓里。记得林语堂先生写《苏东坡传》时，事先就认真做了辨伪的工作。民间早已广泛流传着苏小妹洞房之夜三难新郎秦观的故事。这是写小说的绝妙材料。但苏东坡只有一个姐姐，从来没有什么妹妹。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是在二十九岁已经娶妻之后才初次遇见苏东坡的，如果东坡真有妹妹，此时还怎么可能去嫁给秦观呢？所以林先生指出这些材料属于无稽之谈后，在传记里就再也不提起了。余先生一向喜欢林语堂先生，说他的《苏东坡传》自己“前后读过多少遍都记不清了”。那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林先生认真辨别史料真伪、不肯以假乱真的治学作风和态度呢？
谈完了本题的内容以后，我还感到意犹未尽，想接下来就余先生对小说中的妓女形象苏小小大唱赞歌的问题，作一点理性的分析和批评。
妓女，是中国封建社会以来一直存在的社会问题（就古罗马来说，好像奴隶社会就已出现了妓女）。千百年来，反映妓女艳情生活或悲惨命运的文学作品屡见不鲜。在古代妓女中，有卖艺不卖身的，也有以操皮肉生涯作为终身职业的；有醉生梦死，自甘堕落，最后本人成为老鸨的，也有被迫沦落风尘，苦苦地与命运抗争，终于获得新生的。在描写妓女生活的文学作品中，有自然主义的展示、宣露或以潇洒、动情的笔调加以赞赏、颂扬的，也有怀着悲悯、愤慨的心情对这种黑暗、腐朽的社会现象，进行深刻批判和有力鞭挞的。同样一种题材，既可以写成有助于认识社会、启迪后人的警世之作，也可以写成宣扬丑恶、腐蚀人心的有害读物。关键就取决于作家和学者站在什么立场、抱着什么态度去描写和反映。
鲁迅先生也写过妓女。他在《野草·颓败线的颤动》一文中，就以解剖刀一样锋利的笔触，刻划了一位贫困无助的母亲，为了养育一群嗷嗷待哺的儿女，被迫沦落为娼妓，长期挣扎于痛苦、屈辱的深渊，直到风烛残年，还要在已经长大的儿女们鄙视的目光和恶毒的诅咒声中，悲惨地走向人生的尽头。记得当年这篇一千多字的短文，在我年轻的心中所引起的震撼，是极其强烈的。至今四十多年过去了，仍然难以忘怀。
当然，文学的表现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反映妓女生活的作品，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写法。特别在古代，妓女几乎是达官贵人们宴游生活中常见的点缀品。唐朝诗人杜甫也写过《陪诸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这样的诗篇。不少具有浪漫气质的文人年轻时都有自己的风流韵事，时过境迁之后，回首当年，缅怀前朝，对于苏小小这样的绝代名妓，大多会产生美好和温馨的联想。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现代的一些学者和作家，游览到杭州西泠桥畔，看了苏小小墓等历史遗迹，兴之所至，写文章谈点掌故，发点议论，作为饭余酒后的谈资，本来不足为奇。谈得好的，还可使人增长一点历史知识，受到有益的启示。但千万不能忘乎所以，把个人心中某些特殊的情趣和癖好，当作对历史反思的成果，拿出来灌输给读者。这样做，显然是不妥当的。
余先生在《西湖梦》中写苏小小的那段言论，看得出是受了曹聚仁先生《万里行纪》的启发。曹先生在该书第四章《湖上·苏小小坟》中写道：
苏小小死时，只有十九岁。她冒了风寒，生了重病，医生说她凶多吉少，她的贾姨娘替她十分着急，她却以为做了几年“佳人”，富贵繁华无不尽享，风流滋味，无不遍尝。这样早死，留给人间一个好的印象，倒是天心所在，乐于成全的。她就一直成为古今诗人仰慕的对象。
很明显，曹先生立论的依据，就是《西湖佳话·西泠韵迹》中那个故事。但他并没有任意发挥。他在概括地介绍了原书的几句内容以后，只得出了一句话的结论：“她（苏小小）就一直成为古今诗人仰慕的对象。”我认为，曹先生的这个结论，平允得体，符合历史事实，是能够让人接受的。这里没有随意的拔高，没有无聊的吹嘘，更没有用一系列的“美”字来为她大唱赞歌。
可是到了余先生笔下，事情就起了质的变化。他几乎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热情，搜尽了所有美好的字眼，用一连串精心结撰、逐层递进的句式，为我们打造出了一位光彩夺目的“美的天使”。这种毫无节制的颂扬，苏小小地下有知，恐怕也会感到承受不起。“情人（阮郁）未归，书生（鲍仁）已去”，这种情感上的失落，使她更加任性放纵。她“罗绮遍身，满头珠翠，脍厌不甘，蚕嫌不暖，无人道其犯分而不相宜”；“自十五而至二十，这四五年，楚馆秦楼之福，俱已享尽；四方之文人墨士与夫仕宦名流，无不遍交”；“缠头（接客所得的赏银）浸润，也成了一个家业”。（见《西湖佳话·西泠韵迹》）。过着这种养尊处优、得天独厚的极乐生涯的苏小小，即使夜阑人静、孤灯独坐之时，心头偶尔也会泛起一丝怅惘和辛酸，但这能够称之为“从对情的执著大踏步地迈向对美的执著”吗？所谓“要把自己的美色呈之街市”，说白了不就是打扮得漂漂亮亮，招摇过市，引诱嫖客上门的同义语吗？如果这样的行为也值得如此美化，那城市的大街小巷必将为妓女所充斥。
所谓“蔑视着精丽的高墙”，苏小小真的会这样吗？我们不妨设想，如果阮郁和鲍仁中的任何一位，能在她生病以前衣锦荣归，把她接到“精丽的高墙”中去喜结良缘，只怕她高兴都来不及，哪里还会投去蔑视的眼光呢？因为从小说的具体描写来看，她没有这种思想基础。至于说她“不守贞节只守美”，那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了。作为一个不断接客的妓女，还有什么守不守贞节可言呢？说她“守美”的根据，是“让一个男性的世界围着她无常的喜怒而旋转”。这同样显得荒唐可笑。“无常的喜怒”，分明是情感失落以后一种变恋心理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