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与广西西南边境相接，国民政府以前在龙州设有广西全边督办处，来维持边境治安，办理双方边民过境以及种种交涉事件。法国亦派领事驻在龙州。广西与越南的交流，自1931年以后尤其亲密，只在日军占越时间中断。当时，越南各革命党派，为逃避日军打击迫害，相继入桂。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请示国民政府，于1944年春指导他们在柳州联合组成越南革命同盟会，并为他们训练干部数百人遣返越南从事革命活动。但因阮海臣等越南国民党腐化失去民心，所以当时越南革命领导权最终落在越南独立同盟的胡志明手中。1947年冬，中共与越共联合，由越南边境攻打镇边和靖西，对国民党南北夹击。法国领事白荣发专程到桂林向国民党建议双方会剿，广州行辕宋子文主任核实后，表示赞同。1948年一月驻越法军遂派员到广州与宋子文订约会剿事宜，准备实施。七月越盟主席胡志明派阮德瑞到南京通好求助，外交部拒绝与胡志明交往。阮德瑞仅见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吴铁城派徐殷、唐丙峯随阮德瑞前往越南调查真相；并告知阮德瑞：“越盟如果能够除去中共，不侵扰我方边境，我们也希望彼此交好。”遭到胡志明的拒绝。到1949年三月越南国民党武鸿卿等来桂求助，国民政府便开始与武鸿卿合作了。这是国民党华中部队入越前桂越关系的情形。
广州被解放军攻占后，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于1949年10月26日在桂林决定以后的战略为：确保云南、桂西南、粤南和海南岛，并控制越北。
1949年12月上旬，白崇禧集团被歼，华中战区部队纷纷溃败。国民党残部决定“假道入越，转运回台”。当时国民党败残军是分两路先后入越的：一路是黄杰率领其第一兵团于12月13日经思乐县的爱店先入；另一路是武鸿卿统率由各部败散官兵临时仓猝编成一师一旅的越南建国军，于12月21日经龙州的水口关后入。
武鸿卿为越南国民党领袖，当时流寓广西，被白崇禧收纳、援助。白崇禧决定将残余部队组织越南志愿军，以武鸿卿为总司令，徐启明副之，政治上拥护保大，军事上与法军合作，共同对付胡志明领导的越共。只是黄杰所部被解放军追迫甚急，未接到改编命令，已入越先向法军缴械。徐启明在上思战中被冲散，未能到龙州就职。武鸿卿将约一万五千败残官兵编为一个师和一个警卫旅，称越南建国军，十九日晨，离开龙州向越南开进。
法越当局及保大政府十二月初曾发表声明拒绝任何军队入境。起初，国民党残军军官曾联名电白崇禧，向其建议：“可准备集结冲入越边，再行上船前往海南。”白崇禧回电，决定将残余部队组织越南志愿军，由武鸿卿率领入越再转台，如果共军尾随攻进越南，就变成国际复杂问题，美国将不能坐视不管，对国军有利。当时，国民党残部已不能上船转入海南，只能入越转台了。
12月9日卢汉将军在昆明宣布起义，扣留了第六编练司令兼第八军军长李弥、余程万等国军将领。12月1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为在云南最后完成“关门打狗”的作战部署，致电卢汉，要求他“配合我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反动军队”。是日，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罗奇建议，海南行政长官兼海南警备司令陈济棠、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海南特区行政公署副长官（原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兵败降职））余汉谋、海南岛防卫总司令（原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上将副长官黄旭初等共电蒋介石：昆明放弃后，李弥的第八军和余程万的二十六军在滇省已无作用，应一并入越。蒋总裁不愿舍弃云南，没有采纳，任命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纠集第八军、第二十六军组成第八兵团，向昆明反扑。结果全军覆没，李弥逃往台湾，沦为光杆儿司令，李国辉率残部逃入缅甸。
12月12日，第一兵团司令官黄杰派参谋长何竹本少将与法国凉山边防军参谋长康士登上校在峙马屯签订《假道协定》，于13日开始进入越南。16日，黄旭初写信给外交部司长袁子健，说：“第一兵团与法越当局商妥入越事，此间未得确报，但愿其实现；武鸿卿决率志愿军入越。”19日晨，武鸿卿率越南建国军离开龙州向越南开进。在中越边界水口关，武鸿卿派代表到东溪和法军接洽，请其同意入越，并接济粮食弹药，承诺愿助法方攻击越共。交涉非常顺利，法方对所提各项一概应允。24日武部到达那岑，法军由谅山开来百辆大卡车，迎接武部赴谅山，却未按约发给粮食。当地华侨传说蒙阳方面的黄杰军队已被法军解除武装，武鸿卿怀疑虑法军企图在谅山将其胁迫缴械，于是决定改变行军计划，命令部队不去谅山而往陆南，以免陷入法军的圈套。
26日晨，武部转向陆南。法军发觉武部自由行动后，立即派出飞机跟踪侦察，投弹轰炸。但武部仍旧冒险前行，沿途屡次和越共、法军遭遇，一致决定对越共则还击，对法军则忍耐避战。
28日，在香港，国民党政府驻河内总领事、外交部司长袁子健与法国驻华大使馆代办罗嘉凯，商谈关于越南建国军入越事宜。下面是一段袁子健司长的谈话记录原文。
袁子健司长：今日愿以私人资格与足下一谈关于武鸿卿率领越南建国军入越事，此事想足下必已详知一切，今愿与足下交换意见。
罗嘉凯代办：予知悉此事，极希望与足下详谈。
袁：武君所率之建国军，对外系越南军队，与中国全然无关。但予愿与足下开诚相谈，实则其骨干为国军之优良部队，富有作战能力、良好纪律。该项部队入越之作用，一方面虽为中国保存一部重要反攻力量，一方面实含有更重大之意义，即在与法方协力防阻共产势力向越南以及东南亚一带之蔓延。故此举实为整个民主阵线之利益，中法利害相同，想法方必能明了此一重要意义。
罗：巴黎及西贡方面明了此点。
袁：中国与法国目前同站在东南亚防共之第一线，任务重大，其他国家恐尚不明了其重要性。
罗：美国实明了此点，英国则比美国更为明白。予近接西贡来电嘱探查白长官态度及愿望，幸值足下来港，请惠予见告。贵方如有任何意见，亦可乘机转达。
袁：予最近曾见白长官，今可综合白长官之意见奉告如次：“一、白长官愿武军之建国军能与法方及保大充分合作，此层已于武君致保大电内说明。二、尽量避免足以增加法方困难之行动。三、愿给法方助力，清剿越共匪部。四、我方对越，绝无政治或其他企图。五、希望法方明了中法合作之重要，予该项部队以充分友谊协助。”忆予在数月前即与足下谈及促成武君与法方及保大合作之必要，嗣复商谈会剿问题，所惜法政府未能及早决定，否则越共问题或已得部分解决。
罗：承告各点，殊感！法政府彼时不免多所顾虑，但武鸿卿今已进入越南，当有助于改变政府之观望态度。
袁：予意最好越南政府能正式接受武鸿卿之合作，以增强保大之政治地位。若法政府尚不拟即作明显决定，亦应予以协助。
罗：然。
袁：据目前观察，中共并无追踪该项部队入越企图。
罗：法方看法相同，中共似不致有贸然入越企图。
袁：鉴于武君率领入越部队为数已众，白长官方面觉有派遣高级人员前往主持调度之必要。此项人员或用真名，或用化名以避人注意。但即使用化名，亦必将赴越要员之真实姓名通知足下。
罗：请转陈白长官，如需派员赴越时，为迅速简便起见，即可由长官方面通知海口法国领事转告，予得领事来电后，即当为之办理。
袁：为谢足下卓识高见，对于中法合作，匡助良多，感佩同深！
罗：顷承足下开诫交换宝贵意见，深以为快！希望能常取得联络。
（纪录完）
按对于建国军入越事，法代办在整个谈话中未见表露法方不满或疑忌恐惧等反响，故可见此事不独法代办同情，即巴黎、西贡方面似亦加默许，我方似宜善为运用，以保持法方之友好态度，再徐图巩固武君及吾部队之地位。
——子健谨志——
然而，多情善变的法国人并未如约，50年1月1日，武鸿卿部遭遇法军最大规模的进攻。法军以九架飞机轮流轰炸近一整天，并投烧夷弹烧山，连珠炮不断射击，武部始终不予还击。专员伍宗骏被法军用机关枪击毙。警卫旅旅长黄循富躲入一小沟中幸免于难。
2日拂晓，武部进入东摩马路左边的森林中休息，在此遭遇数百越共。越共请求武部共打法军，答应可供应一切补给。武部佯表同意，趁机将其一网打尽。三日后武部向陆南前进。
1月5日遭遇法军大部队截住去路。法军提出，残军如能依照国际公法放下武器，将绝对保证将其送回台湾，彼此互订合约，可请越皇保大担保。武鸿卿征求各部队高级军官意见后，表示同意。于是双方共同商订约章十条，各执一纸，并请法方派机共同飞往河内请求保大担保。6日，武部按约实行，除长官每人保留一支手枪外，其余所有武器悉数交给法方。全体官兵则徒步到兴安乘船，被法方安置在来姆法郎和蒙阳。几位高级将领由法军招待明日乘飞机飞抵河内，措办越皇保大担保事宜。
12月30日白崇禧由海南飞往台湾，向蒋介石建议把入越部队编组为东南亚国际志愿军，希望利用美国军饷和枪械、中国兵员协力反共。1月5日晚间，白崇禧从台北给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黄旭初通电话，催其赴越。黄旭初说，暂且等待法方对袁子健司长日前向法代办建议的答复如何再定。6日国民政府来电指示：“赴越任务及办理要旨：一、武鸿卿率领陆续回越之建国军共五万人，均属优良部队，冀劝告保大把握时机协助武氏，借以对付越共，巩固越南政府地位。二、向法方说明，武氏既愿与法方合作，最好加以接受，至少亦宜以友军相待，若徒猜忌怀疑，于越局无补。希本此意见相机婉达法方。三、外交部袁司长与法使馆方面非正式洽谈结果，影响良好。希随时打消法越疑忌心理，达到共同防共目的，中法越均蒙其利。”
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上自蒋总裁、白长官，下至武鸿卿，玩的都是单相思，把一张热脸贴在了别人的冷屁股上。武鸿卿部几位高级将领七日飞抵河内后，驱车经过保大皇宫门前，仅是稍停片刻，却被送入监狱中。经过十天的讯问，才于16日放出，由河内送到宫门交给黄杰管理。武鸿卿所部残军被送往蒙阳、来姆法郎两处集中营软禁。
黄旭初嘱嘱咐秘书长时时向罗嘉凯代办探问武鸿卿残部消息，未有所得，直至1月中旬将尽，才知晓残军在越解除武装后的生活状况。
当时无论台湾或香港，对国民党残军入越时和入越后的情形都不明了。司令官黄杰说是1950年春初才得派员回台报告，但未言明月日。同年6月19日，向来追随武鸿卿、黄南雄（同为越南国民党领袖）的邓紫峰由越到港，传来一些非常简略的消息：“一、武鸿卿颇不满白长官不早采纳其建议，待败至龙州后始将部队编归其指挥，已来不及展布安排。当时黄杰所部因未接到改编命令，径向法军缴械。其他各部，又因白长官命令靠近桂边，不肯深入，结果同归失败。二、黄南雄曾向保大建议：将曾改编为越南建国军的广西部队现在集中营者放出编为越军。保大已采纳，但被法人反对。三、法人在广西省府和绥署均有间谍，凡武鸿卿、黄南雄与广西当局会议内容皆为所悉，了解广西军队为对胡志明而不反法，故其后入集中营官兵尚不致受法人过分虐待。但法人挑拨士兵仇恨官长，免其团结。四、台湾不承认越南，保大恨之。”
【法国利益】
入越的国民党残军，对法国政府来说，实在是一块烫手的山芋：肉质松软，美味诱人；但又像泥巴一样粘人，把人烫伤。综合各方面利益关系，法方犹豫不决，在美国、中共、台湾之间，像一个内敛而又疯狂的少妇一样，半推半就，实持观望态度。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冷战时代开始。在两极对峙中，法国归入西方阵营；同时越盟的革命活动日益炽烈，法军在越北的战事一再失利。此时，美国与法国就留越国军的去留问题曾几度交换意见。美方建议武装一部分国民党军人，直接投入越北战事，打击共产主义势力，亦想以此举牵制中共兵力。但法国顾忌由此会引发日益强大的中共军队介入越法战争，予以拒绝。总之，美法双方都将这批国民党兵员视为某种可资运用的活棋，在静观情势中犹豫不决。法国不能强制国民党军遣返大陆，也不想送去台湾，塔西尼就将他们当成人质，左右逢源，既向新中国示好，又可在中共和国民党中谋取好处，在国际社会谋取外交利益。所以，入越的国民党残军最后沦为被人利用、鱼肉的屈辱的命运。
1951年5月，法方为减轻负担，准许集中营中的文职人员及已达退休年龄的军职人员自由离开，广西全边对汎督办姚槐（曾率保安团在九特一带边境游击，到1950年5月，孤军援绝，无法支持，乃入越投法集中营，被送到金兰湾，其部队1952年3月转运富国岛）为文职人员，于6月17日离营由西贡到香港。姚槐告诉黄旭初，他临行前数日，法军总司令塔西尼留其在越统率残军与法合作，他表示原则上同意，但须等到香港后请得上级同意才能决定。黄旭初对姚槐道：“利用越边为反共军事基地，是我们梦寐不忘的，但须明了法人的动机再说订约之事。”姚槐在香港等候一个多月，西贡却没有任何无消息来，到九月初才得到消息称西贡即将有人来香港。8月8日西贡船到，来的是法方政治局顾问JOSA。JOSA说因姚槐来港，残军与法方合作事遂被搁置，今天专来探问华方是何心意。姚槐说已得上级同意，可以前往。9日，黄旭初和姚槐到船上会见JOSA。黄旭初说：“我在1932年曾访问越南，第二年，李宗仁将军也应法越当局邀请往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桂越邦交始终是亲睦的。我们是桂人，而又长久服务于桂，所以对反共活动，特别想向桂区致力。但活动必须有基地，而越南与桂接壤，是最适宜的。所以听了法方希望与姚同志合作的消息，深感快慰！我可在此表明，倘若将来合作能成为事实，希望法方了解几点：一、我方对越，绝无任何企图；二、我们的反共复国活动，必须与法方配合而不妨及法方。三、我们此种活动，完全出于自己的意志，并不接收任何方面的命令。”JOSA说：“合作已无问题，只是法军统帅塔西尼将军现在已离开越南，必须等他回来才能决定具体办法。”JOSA对黄旭初所说的第三点声明最感满意，原来法国人最不喜欢入越残军暗中接受台湾的命令或美国的支持，对越事只愿完全由法人自己自由支配。
塔西尼访问美国，后来又返回巴黎医病，姚槐在香港空候，结果消息杳然。1952年1月中旬，黄旭初在东京接到姚槐的信函：“去秋与法军所拟利用在越集中营员兵反共之举，为黄杰司令官争着要办，现暂停止。”1952年春塔西尼在巴黎病逝，残军返台问题浮出水面，法方与留越残军合作一事最终胎死腹中，成为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