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钱在说话
钱是什么？
在我的印象中，毛泽东回答过这个问题，他操着湖南口音的普通话说，“钱，不就是一些纸吗？”一些回忆录表明，毛泽东的双手不愿意触摸人民币，他对钞票有一种强烈的厌恶。有人对此觉得不可理喻，我却非常理解：当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任何物品时，钱对他还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我们这些凡人谁敢这样说，“钱，不就是一些纸吗？”我们抱怨收入不理想，抱怨工作压力大，抱怨日子不好过，抱怨孩子读不起书，抱怨生病了只能等死，抱怨房价太高，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实，所有这些抱怨都是一回事儿：你的钱太少了。
钱，并不是一些纸，它是活物，是有生命的活物。它先是整天在你耳边嘀咕，“我很重要！我很重要！”当你有一点点钱的时候，它又在你耳边嘀咕，“我太少了！我太少了！”钱是会说话的，它在你的内心控告你，而且控告的声音比良心的控告更加理直气壮。比如说，我们俩手头都有10万块钱，你把这10万存到银行，而我则用这10万来投资。假如我用这10万炒房赚了10万，你的10万就会控告你，“你这个笨蛋！”假如我用这10万炒股赚了10万，你的10万也会控告你，“连傻瓜都在赚钱，你为什么不出手？”请问，这时候你还会因为拥有10万块而沾沾自喜吗？这个10万块不再是你的奴仆，它是你的主人，它对你说三道四颐指气使，你呢，只能对它唯命是从。好了，你终于下决心将存款变成股票，结果股市一泄千里，这时，你的股票该控告你：
“你真是一个十足的笨蛋，为什么不早出手呢？”
英国作家恩莱特有一段文字，描述了钱是如何说话的。“现在金钱说了算。金钱原来也说话，只是它压低了声，有点不自在。它对自己说得多，还留心谁在听着。它谴责精鄙。它小心谨慎，生怕说漏了嘴。如今可不一样。金钱扯着嗓门不停地喊叫。它鄙视伪善。它直来直去，无所顾忌。它向稠人广众宣讲，博得由衷的喝采。它是道德操守的卫士，优雅风度的仲裁。它处处受欢迎，不仅在商店里。”
“钱是什么？”我这么一提，几个做生意的朋友都骂我是疯子。他们中最有钱的一个说：“长两条腿的是正常人，思考人为什么长两条腿的是疯子；活在世上不断赚钱的是正常人，思考人为什么要赚钱的是疯子；知道天上有一个太阳的是正常人，思考太阳为什么在天上的是疯子；知道花钱的是正常人，思考钱是什么的是疯子。”
中国人相对于1980年代价值观上的迷茫，1990年代则是日趋的庸俗和功利，理想从现实中退出、爱情从婚姻中退出、道德从职业中退出。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人是物质与精神的穷光蛋，那么，市场经济时代的中国人虽然摆脱了物质穷光蛋的命运，却仍然是精神上的穷光蛋。一切向前看变成了一切向钱看，阶级斗争的不择手段变成了追逐金钱的不择手段，文革式的打砸抢疯狂变成了致富发财的疯狂。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进入市场，也就是说，按市场经济的标准，不能进入市场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比如良心、正义，比如诗歌、哲学；反之，只要可以买卖的东西都可以进入市场，比如权力、知识，比如姿色、能力。换句话说，用钱来衡量一切不是因为合理，而是因为简单。以钱为尺度，一切的交易都成为可能。
如此说来，一个人的贫穷就是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出售？这样看问题显然违背了生活常识，我们随便就可以举出无数白手起家的案例。话说回来，暴发户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长：胆大。所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些“狼的传人”视诚实为草芥，弃忠厚为弊屐，以监牢为宾馆，只有他们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这些人塞鼓腰包之后，一定会回转身教训我们：谁让你们贪生怕死，活该受穷。当然，还有一种富人是我们只能眼红不能怀疑的，他们出身好，根正苗红，一生下来就有的东西我们奋斗终身也未必能得其万之一二。这是上帝的经纶，不在我的讨论之列。
当然，很多人的心里不存在任何神圣，更不相信上帝，“什么都不信，我只信钱。”不要说上帝，进入新世纪后，几乎所有的道德评判词语都从中国人的日常用语中消失了，比如崇高、善良、忠诚、纯洁、虚心、朴实、助人为乐、造福人民等等，取而代之的是自私、卑鄙、恶劣、贪污、腐败、堕落、假冒伪劣、罪大恶极等极端性的词语，文化中的道德体系遭到彻底破坏。做一个有良心的、诚实的、敢说真话的人越来越难。责任感、公共承担、社会道义成为痛苦的源头；随心所欲、唯利是图被视为快乐，还被冠以“与时俱进”、“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美名。
十年前，一句电视剧的庸俗台词在民间广为流传：“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万万不能。”这句话是财富的誓言，也是贫穷的咒语。它宣布一个崭新的道德标准：在金钱社会，贫穷就是罪恶。可是，在学生面前我还要为人师表，还要愤怒地声讨金钱的罪恶：
“15至19世纪的西方殖民者为了追求金钱，杀戮非洲、美洲的土著，贩卖奴隶，掠夺金银财宝。”
“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西方资本家，为了榨取高额利润，对内采用血汗工资制，残酷剥削本国工人，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掠夺海外殖民地的资源。”
“中外历史上，现实生活中，都有不少见钱眼开、见利忘义的无耻小人、贫官污吏，他们为了金钱，出卖人格，出卖良心，贪赃枉法，受贿行贿，偷鸡摸狗，谋财害命。”
“旧中国的地方老财、土豪劣绅，为了金钱，鱼肉乡民，造成了多少人间惨剧。”
“有良心的作家都无情地鞭挞为富不仁的有钱人。莎士比亚痛斥威尼斯商人夏洛克是冷酷无情的吸血鬼。莫里哀的喜剧讽刺了嗜钱如命的土老财吝啬鬼阿巴贡。巴尔扎克在小说《高老头》中刻划了只认金钱、不认六亲，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社会。斯蒂芬？金的小说探讨了人类对金钱的贪婪心理。”
最后我总结说，“马克思说得对，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从内心讲，我是热爱金钱的，因为金钱能买到华屋、豪车、锦衣、美食；因为酒壮情色钱壮胆；因为有了金钱就有权力、名誉、地位。然而我又痛恨金钱，因为它永远骑在我头上作威作福。《圣经》教训我，“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钱财。”中国古代的贤哲也劝告我要视金钱为粪土，他们认为为富者不仁，君子不言利。可是，我还是抑制不住对钱的狂热喜爱，想到这里，我的内心就会发出痛苦的呻吟：“主啊，我真是无可救药。”
中国环境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13亿人从未有过的消费狂潮，富足换来的却是将自己封闭在最先进的防盗系统里，但是，即使到处是铁窗铁门，仍旧防不胜防。诚信体系遭遇最严重的危机，食品安全问题使中国人食不甘味。财富的增长与道德的丧失成了正比，原因是贫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鄙视。
如今，想女人没钱只能自摸，老了没钱只能被子女抛弃；没钱就没资格谈人生、不能进高级酒店、吃不上安全的饭菜；市民没钱不能进公园、学生没钱不能穿校服、司机没钱不能过马路、女人没钱不能生孩子、教授没钱不能发论文。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如果我说贫穷是心甘情愿的，一定会在公共汽车上被人扁死；如果我说贫穷是咎由自取的，一定会在教室里被学生的唾液淹死。我可怜的同学们读完堂堂的大学，去公司应聘推销员，拦街卖洗发水，就差持刀抢劫了，一个月拿区区1000块钱。不吃不喝干满一个月才够一杯洋酒，干满一年才够星级酒店一桌的菜金，干满5年才够一只豪华车的轮子，干满10年才够去一趟美国，干满一辈子才够一个官员包养一个情妇。天哪，我再不批判金钱的罪恶，他们不朝我的后背吐痰也会在我的粉笔盒里放蛤蟆。
当老师的，总是鼓励学生好好读书，知识就是力量嘛。有学生提问：
“老师，读好书就能摆脱贫困吗？”
能吗？我问自己。“不能。”我说，“但是，读书使人明得失、知兴替，只要努力工作，就有成功的一天。”
“老师，努力工作就能致富吗？”
能吗？我问自己。“不能。”我说，“但是，在你获得金钱的过程中，如果感到紧张或屈辱，在获得金钱之后，就不要指望会生活得怡然自得，因为在紧张或屈辱中得到的金钱，用起来会更加不安和心酸。这就是金钱本身所固有的阴谋。”
“老师，你的意思是没钱也能过好日子？”
能吗？我问自己。“不能。”我说，“但是，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面对国家危亡抛家弃舍、浴血奋战是责任；艰难时刻以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默默奋斗是责任；谦和平淡、以正直和善良行走于人生之路，彰显人性的光辉，何尝不也是责任。”
“老师，我们当代青年的责任是发展经济吗？”
“是发展经济。”我说，“但是，发展经济不等于拼命赚钱。金钱向我们提供了生活的新的可能性，同时也限制了我们，使我们不耐烦、不专注、不打算深入地思考问题，把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简单地归结为穷和富。由此，我们会失去对微妙事物的领会，失去对人生的体认，失去对事物丰富性的感受。”
“但是老师，”那个爱提问的学生说，“如果我们没有钱，就会饿死，失去生命就等于失去一切。”
在一片哄堂大笑中，另一个学生说，“老师，你还是教我们怎么赚钱吧。”
“知道怎么赚钱，我还用教书吗？”我说。
富兰克林说，两个口袋空的人腰挺不直。就我而言，经常的情形是，我站在讲台上喝自带的白开水，学生背靠椅子喝进口的饮料；我在炎炎赤日下满头大汗朝教室狂奔，学生开着豪华跑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现在的学生，再也不是一个群体了，他们之间的贫富悬殊折射出家长的贫富悬殊，折射出社会的贫富悬殊。现在的学生，你别指望他来感激老师、报答母校，没有当面羞辱老师的寒酸就算有礼貌的了。没有钱，保持一已的品格操守尚且很难，又何谈做学问这个更需要人格独立、精神独立、思想独立，需要安定气质的事业呢？孔子招收弟子尚且要求干肉一束作为学费，想必是非常明白个中道理的。如今的校园是谁官大谁就有学问，谁有钱谁就有学问。有官当才能搞到课题经费，有钱才能买版面发表论文。此情此景，谁还愿意“寂寞投阁”？谁还愿意“板凳甘坐十年冷”？
我是2005年开始创作《姐妹》的，这一年发生在哈尔滨的“天价医药费”事件给我的强烈震憾就是：中国人已经财迷心窍了。139万元的医药费还不包含病人买药的费用，高达千万的专家会诊费用，让我大开了眼界。在相关的评论中，我特别注意到这样的一句话：职业精神失守比天价医药费更令人担忧。
职业精神的失守首先体现在制度的失范，最为严重的就是官员弥散性腐败和国有资产的流失。商务部的一个调查报告说，中国外逃官员4000人，携带资金500亿美元。本来，政府主要的功能是维护社会公平、创造法治环境，但是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像一家大公司，省委书记是董事长，省长是总经理。在这样的环境中，政府就有本能亲善资本的冲动，造成不公平。在中国，最豪华的建筑是政府办公楼，最奢侈的娱乐场所是官员在消费，最让人向往的职业是公务员，这是铁一样的事实。厦门一个局长的工资（不含灰色收入），相当于10个打工仔的总和。在古代的封建社会，士大夫都是作为道德的示范阶层而存在的，如今，社会的堕落却是从示范阶层开始。事已至此，夫复何言？
2003年，中国爆发了举世震惊的SARS。中华慈善总会收到的捐赠总额是区区770万元，这个数字与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极不相称。那么，中国富人的捐款流向哪里去了呢？理财专家透露，最多的捐款是对佛教寺庙，因为那里可以求财求子求平安。
一家媒体这样描述记者在拉斯维加斯的所见所闻：“到了新年，一大队包机就把中国大陆的赌徒们从亚洲运到拉斯维加斯。这时你会觉得中国大陆人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一家餐馆的经理说，2万美元一顿的年饭，在这里司空见惯。2000多美元一磅的鲍鱼，1000多美元一磅的燕窝源源不断地从海外进口。再豪华的宾馆饭店，也得围着中国大陆人转。”
遗憾的是，这些出手大方的中国人并没有给国际社会一个“高贵”的印象，他们给外国人带去的最大的感受是花钱大手大脚、乱扔垃圾、公众场合大声喧哗等不良习惯。有些国家特意在餐厅划出了一块“中国人区域”、在公共场合用中文写“请把垃圾扔到垃圾桶里”、“中国人请便后冲洗”。
当然，春节到拉斯维加斯消费的不是我们这样的中国人，而是中国的达官贵人。不过，一个国家“先富起来的人”在干些什么，反映出这个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念。看看人家比尔？盖茨、巴菲特在干什么，再看看那些在拉斯维加斯“行则前呼后拥，出则车水马龙，动辄挥霍公款”的高官，你就可以知道中国的精神面貌。
把这样的官员放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评判，那就绝不是简单的个人道德或修养的问题。一个金钱至上的国家，一个弱者哀告无门的国家，一个强者为所欲为的国家，一个假冒伪劣产品充斥的国家，一个官员以一掷千金为荣的国家会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是不可思议的。假如由这样的国家来领导世界，那又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世界？
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中提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国家。否则，即使经济已经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换句话说，用钱是买不来现代人格的。
在《姐妹》刚刚完稿的时候，又发生了山西洪洞黑砖窑这样令人发指的恶性事件。道德底线的频频突破表明，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机会主义价值观，无疑使公民的道德底线失去了最后的防守能力。在整顿官煤的过程中，一个当煤老板的亲戚告诉我，现在被作为官煤整治对象的官员入股，却有着一段令人感叹的历史：在1990年代，许多煤矿难以为续，正是政府倡议入股，当时的官员在煤矿入股还要受到表扬。房地产何偿不是这样，2003年出台的18号文在把房地产业作为“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拉动投资增长，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的同时，却在如何做到让平民百姓买得起房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装聋作哑。正是这个18号文刺激了房价，根据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蓝皮书》报告，1998年至2003年全国商品住房每平方米的价格只增加了343元。而到了全面实施“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18号文的第一年——2004年，每平方米的房价就比上年暴涨了352元。
社会上普遍盛行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正是从政府开始的，基本特征就是不择手段。在他们的价值观中，只有一个原则是神圣不可动摇的，那就是经济增长。为了经济增长，即使破坏了原则和程序也在所不惜。
卡莱尔在《当代评论》中，假借“猪的哲学”对功利主义进行了斥责：“猪以一种不太讲究的方式提出如下主张：1、根据合情合理的推测，宇宙只能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猪食槽，里面有猪食、泔水以及各种各样各不相同杂七杂八的东西，而对大多数猪来说，不可得到的东西的量要大得多。2、得不到猪泔水是道德的恶，而得到猪泔水就是道德的善。”
卡莱尔在写给穆勒的一封信中说，“不是在诗歌中，而只能是在预言中，在像古代希伯莱人式的严厉警告中，一个人才能指出当前社会中那些该被诅咒的现实。它现在，而且多少代人以来，一直沉重地压在我们头上。”
眼下，国民的道德处境就像一根大热天的冰棍，不被吃掉也要化掉。这个“大热天”就是无处不在的金钱至上的大环境。大量事例表明，无论是从政府行为的环节上，还是在民间信用的环节上，无不与这个因素密切相关。问题是，居然没有人愿意改变现状。贫困阶层穷得都到菜市场捡菜帮子吃了；富人们却害怕进一步的改革会侵犯他们的既得利益。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改变现状，普通老百姓没有勇气舍身求法，这样，真正的穷人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钱是什么？”德国哲学家齐美尔是一个对金钱有着清醒认识的人，他说，“金钱是一种介质、一座桥梁，而人不能栖居在桥上。”
后记（2）
钱有什么用？
这是一个伪问题，像“人为什么要吃饭”一样可笑。关于这个问题，法国剧作家马塞尔？帕尼奥尔在《托巴兹》中这么回答：
“金钱是万能的，有了它什么都可以做，有了它就有了一切。我如果想要一栋现代化的住宅，装一颗看不出的假牙，想在忌斋日吃肉，在报刊上受到赞美，或者想在自己的床上有个女人，我凭祈祷、忠诚或美德能够得到吗？我只要把这只银箱打开一点，问一声‘要多少？’就什么都有了。”
何止是帕尼奥尔，有无数的作家、艺术家对金钱作出个人论述，比如：
马克？吐温说过，“金钱是那种只要你不死，你就得去挣的东西。”
毕加索表达了他对财富的矛盾态度，“我很愿意像一个有许多钱的穷人那样生活。”
伏尔泰声称，“描写金钱要比获得金钱更容易，而那些获得金钱的人对那些只知道如何描写金钱的人开了个大玩笑。”伏尔泰还说，“当涉及金钱的问题时，每个人都信奉相同的宗教。”
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有这么一句话，“在这些因富而骄的时代，恶行的美德本身必须祈求宽恕。”
本杰明？富兰克林说得更有趣，“我有三位忠实的朋友：老妻、老狗和现金。”
有一位犹太艺术家是这么说的，我一时忘了他是谁，他说，“口袋里有钱的时候，你是明智的，你是慷慨的，你也会唱得好听。”
只是在我的阅读经验中，实在找不出比马塞尔？帕尼奥尔这段台词对金钱更生动的描述了。像我一样，每个作家都可以说出一堆金钱不过如此的大道理，事实上我们都非常渴慕钱，因为没有权势和地位，假如再没有经济能力的话，你就很难存活。一个小学教师告诉我，“我是公开鼓励学生读书赚钱的，因为在中国，做穷人就是生不如死。”我老家的中学更是打出新校训：“家乡没出路，读书当干部”。居住在城市中心的穷人必需搬迁，因为那里要盖富人才买得起的豪宅；农民的果树要砍光，因为富人要在这里打高尔夫球；农村的耕地要出让，因为富人要投资设厂。有的大城市的公安局甚至贴出公告，建议市民拒绝向乞丐施舍。他们的理论很简单，乞丐一无所获，不就离开这里了吗？印度的穷人可以在市政府的走廊过夜，而中国的穷人连在广场溜达的资格都没有。
2006年，中国和印度的媒体不约而同地进行一次调查问卷。中国一家网站的问题是，“假如有来生，你愿意做个中国人吗？”10234名参与者中，64%的选票表示“不愿意”。对于“不愿意”的原因，认为自己“缺乏尊严感”的占了38%；认为“幸福离我很遥远”的占17%。《印度时报》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假如有来生，你愿意做个印度人吗？”在新德里、孟买、加尔各答等五大城市所做的调查中，将近90%的受访者坚持“假如有来生，还做印度人”。原因包括，“丰富的精神遗产令人骄傲”、“快速的经济增长令人期待”等等。
这是一个让我费解的问题，我们是文明古国，是最有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是联合国常务理事国；我们有几万亿美元之巨的外汇储备，有平均10%的经济增长率，有回归的香港澳门；我们还有可期待的2008年奥运会，还有加入WTO的丰功伟绩，还有遨游太空的神舟飞船，我就纳闷了，怎么会有38%的人“缺乏尊严感”？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感到不幸福？
2007年刚刚开始，两则关于城市奇观的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全球十大活力城市”之一的南昌，在拥有比“伦敦眼”还高的世界第一摩天轮“南昌之星”之后，一月底，又拥有了一颗“国内首创”的“世界球”。“世界球”位于改造后的南昌火车站广场，南来北往的人出了站，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光耀夺目的庞然大物。同样在一月底，改造工程进入尾声的成都天府广场上出现了人造的“云海”奇观，这是广场的水景和造雾系统正在进行调试。届时，天府广场上不仅会出现根据九寨沟和黄龙景区的瀑布景观设计的云形水瀑，而且数千个造雾喷头在几分钟内就可以营造出云山雾海的效果。近年来，北方一直闹水荒的城市洛阳、太原也热衷于“圈水造景”，“引水造湖”。
如果绘制一张新时期以来中国人生活变化的曲线图，你会发现所有的曲线都呈现出向上的走势。收入水平、人均寿命、住房面积、小轿车的人均拥有量、拨打电话的人均次数、旅行的人均次数、受教育的平均程度等等，每一项体现社会福利的客观指数无一例外都在提高。惟有幸福指数20多年来呈现负增长，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口比例一直在下降。可以说，中国人拥有的一切都在增加，幸福除外。与当代中国人拥有的力量相比，《封神榜》中的诸神只不过是漫画中的卡通人物。然而我们可以很容易就得出结论，在如何获得幸福以及如何提高生活质量方面，中国人所取得的进展微乎其微。
如果有钱就有幸福，我们已经是一个有钱的国家了，应该有幸福感有对呀？可见，金钱与幸福感仅仅略微相关——所有研究幸福指数的专家都支持这一基本结论。现在拥有一座别墅的幸福感远不如当年拥有一个热水壶的那种初恋般的陶醉；我们可以用壁挂式的宽屏彩电天天看影碟，但是当年看露天电影那种节日式的狂欢到哪里去寻找呢？经济的繁荣可以促使越来越多的人独自工作、独自生活和独自娱乐。然而生命却好比一粒木炭，只有堆在一起才能熊熊燃烧，单个的挟出来，就会息灭。
有一次聚会，一位年轻的企业家告诉我，当他发现自己的财富超过一个亿的时候，心里感到茫然，而不是幸福。古希腊神话中，酒神狄奥尼西奥斯答应了迈达斯国王的一个请求，授予他在尘世间最想得到的一种本领：把他碰到的任何东西变成金子。迈达斯欣喜若狂地叫道：“我现在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我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当国王伸手拥抱他深爱的女儿时，她立即变成了金子。迈达斯国王才意识到潜在的悲剧，这是他从前未曾考虑到的。
没有人能够确切地说出中国有多少富人、他们拥有多少财富，我们只有从他们的炫耀性消费来窥探富裕的程度。在北京的环城路上，穿梭着劳斯莱斯、奔驰、宝马、宾利；在上海，最豪华的别墅售价1亿2千万元；在广州，最丰盛的宴席要吃够120多道菜，连续4天进行品偿；在山西，一位煤老板买奔驰时将两名车模买了；在福建，一位老板从监狱中被保释后，一口气买了20辆皇冠，送给对他有恩的人。
在美国，有健康问题的是穷人，因为他们以廉价的垃圾食物为生，摄入过多的热量和糖分，从而引发心脏病、高血压和糖尿病。而富人有钱购买健康食品，能够到健身房锻炼，所以有健康的体魄。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最健康的人往往是贫穷的人，因为他们天天从事体力劳动，饮食以大米、蔬菜和一些鱼、肉为主，昂贵的垃圾食品他们是可望不可及的。一个记者在采访一个百岁老人，当记者问他长寿的原因时，他的回答只有两个字，“贫穷。”当记者问他长寿的秘诀时，他的回答也只有两个字，“饥饿。”
中国红十字会最近的一个调查显示，75%的北京市民受健康问题困扰，在上海和广州，这个数字均为73%。调查发现，健康状况最糟糕的人群是中、高级管理层及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达到72岁，是因为贫困人口的平均寿命较高，受教育人群的平均寿命仅为58岁，中关村38万IT人士的平均寿命只有区区53岁，比十年前又缩短了5岁，原因是缺乏锻炼和压力过大。《圣经》上说，“就算你赚得了全世界，赔了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呢？”
20年前，中国还是一个自行车王国的时候，我记得自行车道和机动车道一样宽敞。那时候，大多数欧洲国家就开始鼓励国民使用自行车，自行车不仅成本低廉、出行便利，更重要的是环保，还能锻炼身体。可如今，中国的马路大多拆除了非机动车道，并且被私家车挤得水泄不通。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白领们，怎么愿意让人看到自己骑自行车呢？在他们眼中，不光要有车，最好还能有专用的司机才会有面子。有一个全国知名的教授甚至说，“挤公共汽车还有什么人格？”他们就是这样，用最时尚的语言来包装比农民还要落后的思想。一些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肤浅到一种程度：以为在星级宾馆吃龙虾大宴、开豪华车去高尔夫球场挥杆就是幸福。
当今中国的趋势已经与发达国家的潮流背道而驰，那么，是今天的中国更现代化呢还是20年前的中国更现代化？
金钱，从它的最初在中国出现直到当前的时刻，很少受到如此狂热的追逐。实际上，我们所做的事情很少不是为了钱而做的。不要说有人为获得金钱而说谎、而残杀、而欺骗、而投机，我们知识分子所刻骨铭心的文凭、职称、职务，甚至出国访问、出版专著、申请专利，条条道路通罗马，哪一件事的中心不是指向一个钱字？对中国人来说，对金钱的关注远远比金钱本身的涵义要复杂和微妙得多。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贫穷一直伴随着我，如影随形。小时候，没有饭吃，只能吃地瓜丝和蕉芋渣，我们不觉得苦，因为有未来。从部队回乡，揣着400块退伍金在家务农，我不觉得累，因为心中有梦想。刚来厦门的那年，我们夫妻买不起窗帘，用胶水往玻璃上贴塑料纸；捡一块胶合板钉在木箱上当饭桌，趴在上面吃三块钱的快餐；每天往返两个小时去厦门大学，目的是借用同学家的电脑写《雕版》；从五楼冲到街头回传呼，因为买不起电话；拉一根铁丝晾衣服、横下皮箱写字，诸如此类也不觉得生活有多艰难，因为我们生命中有盼望。我不愿意诉苦，不等于没有吃苦。细细数算，每一次的哀愁，都不是因为贫穷，而是难处难以逾越；每一次的绝望，都不是因为潦倒，而是呼告没有回应；每一次的悲伤，都不是因为困顿，而是结局出人意料。总之，每一个痛苦都是一次心灵的真实体验，都与钱无关。
可是，短短的十几年，贫富距离迅速拉大了，原先聚在一起喝酒猜拳的同学，如今因为财富的悬殊形同陌路。富的可以花几十万到北欧过圣诞节，穷的连吃饭的碗都残缺不全。
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族谱、祠堂、宗族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不见了。打开电视，从中央台到地方频道无一例外都在天天讲吃喝玩乐，汽车、房子、旅游、娱乐，男人壮阳、女人化妆，占领至高点的媒体却没有更高的看见，又不让甘居平常的人们有别的追求。到这个时候，穷人缺少的不仅仅是金钱，同时还要忍受生理和心理上的煎熬。今天，心理上的交往剥夺已经成为犯罪的主要动机，穷人或者是因为社会的原因，没有机会赚钱；或者是自己的原因，没有一技之长去获取财富。对于他们来说，成为富人的正常途径被彻底阻塞之后，对金钱的渴望只能将他们逼上邪路。
贾平凹在回答《南方周末》记者提问时说，“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我们原有的文化传统、民俗风情发生了改变，古老的纯朴的情感正在离我们远去，人性变得异化、复杂、扭曲，在善良的另外一边，人的丑恶慢慢露出来，欲望成为我们行进的动力，我为这一切而感到深深的痛苦。”
从每天早上闹钟响起的这一刻开始，我们就受到消费主义和金钱至上的步步紧逼，直到深夜入睡的这一刻为止。套用海子的一句诗歌叫做，“铁打的人也在忍受生活，铁打的房子也在风雨飘摇。”谁有钱，谁就有选择；谁没有钱，他不仅会处于难以生存的境地，而且他将注定是一个下等人。在中国，金钱远远不止是人生的记录得分。
“圣雄”甘地说过，“大自然可以满足全人类的需要，却满足不了一个人的贪婪。”确实，一个人拥有的金钱并不在他的口袋里，而是在他的脑袋里。如果你没有钱，你的脑袋里只有一个问题，“怎么赚钱？”如果你有钱，你脑袋里的问题就会随着金钱的增加而增加。从前有一个地主，眼见穷光蛋邻居天天拉二胡唱京戏很是不爽，便问管家，“这个穷鬼如此快乐，你有什么办法让他忧愁吗？”管家说，“有，给他10两银子。”这天夜里，管家将10两银子丢在穷人门口，果然，他的二胡再也响不起来了。拥有10两银子的穷人就不再是穷人，也不再是个快乐的人，因为有许多问题困扰着他：如何才能守住发横财的秘密？是先买田呢还是先建房子？黄脸婆一身泥尘，也该有一个美丽的小妾了。
金钱的重要价值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金钱被过度看高的世界。其实，拼命追求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只会对我们真正追求的目标带来干扰，令我们分心。金钱并没有使富人的生活更丰富，他们也许拥有私人游泳池，游泳的却是保安；他们肯定拥有别墅，独守空房的往往是保姆，因为富人最容易陷入的生活悖论就是，“为了挣钱我才这么劳累。”
托尔斯泰有一篇小说叫《一个人一生需要多少土地》，说的是这么一个故事，在俄罗斯的外省有一个贪婪的地主，他用一生的时间来掠夺土地。等他死的时候，他侵占的土地已经需要骑上马来丈量了。他要死了，佃农们在原野上已经为他挖好了墓穴。“让我最后一眼看看自己的安息之处吧！”这位骄傲的地主说。于是，佃农们将他抬到了墓穴边。面对墓穴，地主在一瞬间突然明白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人的一生，其实只需要从头到脚六英尺长的土地。客家话说得好，“家有万石粮，一日只吃三餐；家有千间房，一夜只睡三尺。”
钱钟书认为，发现了快乐由精神来决定，人类文化又进一步。发现这个道理，和发现是非善恶取决于公理而不取决于暴力，一样重要。公理发现以后，从此世界上没有可被武力完全屈服的人。发现了精神是一切快乐的根据，从此痛苦失掉它们的可怕，肉体减少了专制。精神的炼金术能使肉体痛苦变成快乐的资料。于是，烧了房子，有庆贺的人；一箪食，一瓢饮，有不改其乐的人；千灾百毒，有谈笑自若的人。所以我们前面说，人生虽不快乐，而仍能乐观。
正如《诗篇》所说，“悲痛可能会持续一整夜，但是快乐会随着黎明而到来。”
《马太福音》揭示出快乐的本质，耶稣基督在教训我们说，“虚心的人有快乐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快乐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快乐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快乐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快乐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快乐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快乐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快乐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上帝确实是公平的。同一个幸福的感受，富人就需要比穷人付出更多的金钱才能获得；上帝让你富有，但不会让你比别人更幸福。上帝让财富递增的人幸福感递减；上帝让财富递减的人感受递增。上帝让只享受而不劳动的人口味发腻，这样，山珍海味就变得与粗茶淡饭无异；上帝让劳动而缺乏享受的人饥饿，这样，吃粗茶淡饭也如同人参燕窝。上帝让贫穷而必须劳作的人获得健康，让整天锦衣玉食的人因营养堆积而肥胖。上帝让追求财富者感觉命短，让贫困潦倒者感觉寿长。
不劳与胃口不可兼得，享受与健康不可兼得，福与富不可兼得。这难道不是上帝的绝对公平吗？
基督包罗万有而穿透万世，上帝的公平无所不在。报上说，深圳的房价在今年上半年暴涨了50%，除了“疯狂”，媒体已经找不到更准确的形容词。在我看来，上帝还是公平的：买房者的恐惧是背上了巨额债务；买不起房者的恐惧是居无定所。问题是，是谁剥夺了我们诗意的安居，将我们推向恐惧的深渊呢？
本来，人应该是金钱的主人，是什么将我们逼成金钱的奴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