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源客家人以热情、爽快、好客著称，以会喝酒为荣。水蜜桃与酒娘是桃源的两大特产，在桃源农村，几乎家家种桃、户户酿酒，酿酒的齐全设备和娴熟技巧都是代代相传的，男女老少齐上阵，比北方人包水饺还要深入人心。闻名遐尔的桃源酒娘喝起来醇香顺口，但非常上脑，第一次莅临桃源的领导往往不明就里，三碗五碗就被撂倒了，以至于忘了自己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因此，桃源市的餐饮业欣欣向荣，所谓的美食一条街其实就是酒馆一条街。他们喝酒的规矩纷繁复杂、名目层出不穷，不喝办不成事，不醉不算喝酒。文化馆的张思发甚至在《桃源文史资料》上发表文章说，“在强悍的客家人内心，一定有一块干涸的土地在龟裂，需要用酒来浇灌它。”找到理论根据，机关干部喝起酒来更理直气壮了。
由白达牵线搭桥，哑巴请法院刑事庭的一窝人喝酒，不等白达把话说完，庭长就举起酒杯夺过话头：
“这顿酒算是白喝了，陶传清的案子根本就没有开庭审理，调档复查翻案从何谈起？这件事八竿子打不着法院，知道吗？不是我说你白达，你也算是吃政法这碗饭的，怎么连这点常识都不懂？”
哑巴的原计划是吃完饭每人发一条红狼烟，庭长坚决不伸手，说是“无功不受禄”，庭长不肯接，别人就不敢要了。
既然八竿子打不着法院，那就先打公安局一竿子再说。这还不好办，公安局对白达而言简直是茶楼老板口渴，爱喝哪一壶就喝哪一壶。蒋雄身兼110大队长、城区派出所所长，人称“老虎雄”，一见就令人脊梁骨发凉，又不明白他凶在哪里。跟哑巴握手时，老虎雄其实笑容可掬、彬彬有礼，但哑巴打了个寒战，因为老虎雄的眉宇间有一股阴鸷的杀气，说话时整个前额的头皮都在跳动。
没想到还是白吃了一顿饭，老虎雄带来的那帮人七嘴八舌，说虽然是公安办的案子，但处理陶传清的却是纪检会，解铃还需系铃人。老虎雄一语定调，“找纪检会撤消处分不就万事大吉了？”
散伙之前，他们不论男女一律每人扛走两条烟，老虎雄说，“白达请客，即使扛走的是金条都不构成受贿。”
纪检会就不那么好说话了。首先书记是找不到的，纪检书记由市委一个副书记兼，他还兼政法委书记，市委、纪检会、政法委都设有他的办公室，要找到他，比猎人找到狡猾的狐狸还难。市委找他的时候，他说在纪检会；纪检会找他的时候，他说在政法委；政法委找他的时候，他说在市委。那么他到底在哪里呢？一般来说，他哪里都不在，在水库大坝上钓鱼。
这样，纪检会的日常工作就由一位姓马的副书记把持。马书记虽然是女人，却天生一张男人霸道的脸，不怒自威，透出一股纪律检查工作的严峻。哑巴没有跟这种女党棍打交道的经验，别说提出请她喝酒，就是向她喊冤都三分气短。白达把陶传清的冤案汇报得抑扬顿挫、跌宕起伏，不是白达胆大包天，而是哑巴平时老拿捏他，今天也有被女党棍唬得大气不敢出的时候，想到这一层，白达讲起话来就扬眉吐气了。
马书记端出学习“内部传达”文件才有的架式翻阅《海峡日报》，等白达把话说完，才瞟一眼桌角的那张批复，只一眼，她就得出了结论：
“这是批复件，批复件要翻案，还得由原来的请示单位打报告。就这样吧。”
俩人走出市委大院，站在街心花园坏死的喷水池边，心情比池里的臭水还要糟。这时老板阿强又来电话催着送气，白达说话就急了。
“这种出土女人也有老公，怪不得世界上只有剩男没有剩女。我靠，绕了一圈还是回到师专。绕回师专有个鸟用，他们一定会提出要公安部门的证据。”
“你不就公安吗？”
“好了，别挖苦我这个站大岗的啦。那帮搞预审的哥儿们不是说了吗，叫我们去找系铃的纪检会。”
“我们是玻璃杯里的苍蝇，有光明没前途。”
“猪脑了不是？火到猪头烂，钱到事情办。还要我教？”
哑巴真有些糊涂了，“那女人满脸的党性原则，不像个要钱的官。”
“谁像要钱的？坐在主席台就像领导，推向被告席就像贪污犯。”白达四处张望，压低声调说，“我打听过了，她自己不收钱，钱要夹在廉价的礼物里交给在她家做保姆的姑姑，保姆也不跟她说。她的理论根据是，自己知道的事情一定会说出去；要保密，除非自己不知道。哪天东窗事发，打死她也招不出自己的受贿事实；保姆也无从招起，因为她谁也不认识。”
见哑巴憨憨的样子，白达显得更专业，“怎么样，独臂乞丐，有一手吧。我问你，她怎么知道该为谁办事呢？告诉你，据说是看姑姑对客人的态度。”
马书记一直住在丈夫祖上遗留下来的旧院，路灯形同虚设，哑巴载怀抱米粉的白达在小巷里弄东弯西拐，几次差点蹭破手皮。马书记家的大厅古朴整洁，天井中种有石榴和兰花，一眼看上去，是文人雅士的幽静居所，打死也跟贪污腐败挂不上钩。马书记身穿碎花布衣，见是他们俩，脸上也有了笑意，削弱了党性原则，添加了女性的妩媚。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女人腰系围裙，抬出新洗的茶具，熟练地烫杯、冲茶叶。马书记接过开水壶说：
“我来吧姑姑，你去洗点水果。”
听马书记叫她姑姑，哑巴立即将白达手上的米粉交给老女人。客厅里的三人专心喝茶并无废话，有什么好说的呢，夹在米粉里的两万块钱够老女人数上一阵子的，答案不出来马书记就没有态度，马书记没有态度一切都无从谈起。
老女人端一盘黄花梨再次出现在客厅的时候，哑巴和白达仿佛是她经年不见的外孙，颤颤巍巍地削好两个梨，硬塞到他们手里，还念念叨叨非得煮夜宵，扬言要把珍藏多时的带芽莲子拿出来。
“姑姑你回房看电视吧，他们才不稀罕你的莲子羹。”马书记心里有底了，说话单刀直入，“小白啊，还有小什么？对，小方。我有个快捷的办法，特事特办嘛。你们想办法找一个站得住脚的证据，证明陶传清没有强奸，我们纪检会就可以重新发文，推翻1983年双开除的批复。”
哑巴傻眼了，这不等于什么都没说吗？深谙官方游戏规则的白达领会了马书记的意思，千恩万谢，拉起哑巴就出来了。摩托车上，白达附在哑巴耳边兴奋地说：
“现在可以绕开单位自己找证据，马书记给了我们天大的面子。”
说到证据，哑巴首先想到方礼金所说的死胎，问题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它还在吗？在哪里？
找！
哑巴闩好门，拉亮所有的灯，从踏凳到神龛、从灶头到衣橱、从废弃的皮鞋到束之高阁的花种袋，总之，容积超过一只老鼠的每个角落都在搜查之列。然而，天亮了、鸟叫了、人累了，所要的东西仍然无影无踪。哑巴黔驴技穷，抱住母亲作嫁妆的皮箱发呆。皮箱是哑巴搜查的重点，一双绣花鞋、一条丝头巾、一个胭脂盒、一把牛角梳，以及父亲的退伍军人证书、初中毕业证书，这些母亲视为至宝的珍藏品，现在一件一件地陈列在油漆斑驳的桌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