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鸿瞥过游龙去，虚恼陈王一事无
“君王不得为天下，半为当时赋洛神。”
唐代李商隐以柔情诗作讲述着曹植的浪漫爱情，而后世熟知甄洛也多半由于曹植的那阕《洛神赋》，然而这段情虽美丽动人，却又虚无缥缈。
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曹植被魏文帝曹丕封为甄城侯，第二年，晋封为甄城王，作《感甄赋》。后来，甄洛之子曹叡即位为魏明帝，将《感甄赋》改名为《洛神赋》。
曹植在《洛神赋序》里写道：“黄初三年，作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
此赋与甄洛未必有什么关联，只不过叔侄两人先后为该赋所起的两个名字，恰好嵌进了甄洛的闺名，于是，那个在洛水之畔赠送枕头给曹植的女子，便由伏羲氏之女宓妃变成了文昭皇后甄洛。
而后，唐代李善在为《昭明文选》作注时又引用了这样一段出处不明的文字，这也成为这段洛水情缘的蓝本：
魏东阿王（曹植），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曹操）回于五官中郎将（曹丕），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曹丕）示植甄后玉缕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甄后）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曹叡）留宴饮。乃以枕赉植。植还，度轩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
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遂用荐枕席。欢情交集，岂常辞能具。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发，羞将此形貌重睹君王尔！言讫，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
其实，若以现实来衡量，甄洛与曹植之间恐怕没有太多的情感交集。另一位晚唐诗人便说出了与李商隐截然相反的话：“惊鸿瞥过游龙去，虚恼陈王一事无。”
甄洛生于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82年），比中平四年（公元187年）出生的曹丕还要大三岁，而曹植则生于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虽说当爱情到来时，年龄不是距离，但十岁之差的姐弟恋，只怕在当时的情况下是绝难发生的，更何况还有叔嫂的伦理围墙。
甄洛风华绝代，先后嫁袁曹两家，其姿容自是绝伦，或许初嫁曹丕时，也曾在年幼的曹植心中留下美丽的影像，也成就了其日后在《洛神赋》中的动人描写。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荣曜秋菊，华茂春松。
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
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
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
秾纤得衷，修短合度。
肩若削成，腰如约素。
延颈秀项，皓质呈露。
芳泽无加，铅华弗御。
云髻峨峨，修眉联娟。
丹唇外朗，皓齿内鲜。
明眸善睐，靥辅承权。
瑰姿艳逸，仪静体闲。
柔情绰态，媚于语言。
奇服旷世，骨像应图。
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
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
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
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
建安九年，曹操攻下邺城时，曹丕十七岁，曹植十二岁，当二十二岁的甄洛盈盈迈入曹家门庭的时候，只怕比这赋中的惊鸿仙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嫁入曹家之前，她的第一段婚姻也可谓是风光显赫。
甄洛，中山无极人，家世显赫，是东汉时二千石显官汉太保甄邯的后人，父亲是上蔡令甄逸。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日，甄洛的母亲张氏生下了第八个孩子，也是家中的幺女。临产时，她梦见一位手执玉如意的仙人，一直立在其身侧。
甄洛睡于襁褓之中时，令家人与侍从感到奇怪的是，总感觉冥冥之中有人手持玉衣盖到甄洛身上。后来，相士刘良来到甄家为甄家的八个孩子看相，当相到甄洛后，刘良断言：“此女之贵，乃不可言。” 不过，不管日后贵在何处，甄洛的父亲都无缘消受了，在甄洛三岁时，甄逸病故。
甄洛从小至大，一直给人以端庄贤淑的印象，因为她一向不喜好戏弄玩耍。
八岁时，家门外走马为戏，老幼竞观，甄家姐妹也都登上阁楼观看，唯独甄洛丝毫不为所动。九岁时，与描摹刺绣的姐妹们不同的是，甄洛时常借兄长们的笔砚来读书写字，对于哥哥们“女博士”的调侃，甄洛有自己的见解：古之圣贤，无有不学习前世成败以为己诫的，不读书，又怎能见成败得失？
十岁时，恰逢官府暴敛，灾连不断，民不聊生，百姓皆变卖金银珠玉以求果腹。那时甄家巨富，家人顺势收买珠宝财物，甄洛虽年幼却颇有见地：乱世之中，匹夫无罪，怀璧惹罪，此时聚财，容易引来乱兵盗匪的垂涎，如今左右邻里皆饥乏，不如以谷粮赈济亲族邻里，广施恩惠。
也正是甄洛之语转变了家人聚财的想法，转而赈灾，既传下了美名，又避免了祸端。
当甄洛的富贵预言与贤德之名广为传开之际，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绍为次子袁熙求取甄洛为妻。袁家是四世三公的高门望族，而那时的袁绍也正处于意气风发的鼎盛时期，对于这位风华绝代又富贵难言的儿媳，袁绍十分满意，那场豪华奢侈的婚礼仿佛一支笔，挥洒着袁绍纵横天下的野心，勾勒着甄洛贵不可言的未来。
十七为君妇，芳华妙龄的甄洛内心只求良人，不求富贵，只愿与夫君平安一生，却不想幸福来得异常短暂。
奔兔之祸，邺城破
甄洛的第一段婚姻说不上是幸福或是不幸，因为自嫁入袁家起，她与丈夫便聚少离多，似乎还没有来得及投入情感，这缘分便戛然而止。
袁熙是袁绍的次子，排位不上不下，粗通文武，才干中庸。不过，让甄洛觉得安心的是，袁熙性情平和，面对长兄袁谭与幼弟袁尚的争权夺势，他始终挂念这手足之情，持中立，不参与。只不过，许多事不是躲避便能解决的，家事、战事，事到临头，便只有身不由己。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就在袁绍为儿子袁熙与甄洛办完婚事之后，他与身在徐州的刘备南北呼应，决定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决个高下。
然而，官渡一战，相持长达一年之久，原本有些无力支撑的曹操出奇制胜前往乌巢火烧了袁绍粮草，以两万兵力击溃了袁绍的十万大军，这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也就此成为三国青史上的永恒印记，记录了袁绍的屈辱与曹操的得意。
当袁绍的雄心壮志被官渡之败重挫，纵然他依旧保有冀州之地，其内心却变得怯懦不已，因为心高气傲的人最经受不住的便是挫败感。待到建安六年，黄河渡口的仓亭一败，数十万袁兵惜败曹手，袁绍终于一气而病，一病不起。
官渡一役，袁绍的功败垂成与其优柔寡断的性格弱点有必然的联系，这种狐疑犹豫不仅体现在战场上，更早早埋祸于家事中。因为袁绍虽然兵多将广、人才众多，但是其部属们却在袁家复杂的家事斗争中无所适从。
自甄洛嫁进袁家之后，便目睹了这纷繁错杂的家庭关系。
袁绍的夫人刘氏是继室，长子袁谭和甄洛的丈夫袁熙都是元配夫人所生，续弦刘氏则是三子袁尚的生母。儿子是自己的好，继室夫人的私心，让她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为儿子谋求最大的权益。
袁绍鼎盛之时占据了冀、青、幽、并四州，有兵数十万，但他却在立嗣问题上酿下了祸端，在刘夫人的怂恿下，他外放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次子袁熙为幽州刺史，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独留幼子袁尚在身边。他口头上说此举是为了考验诸子侄的才能，其实是为了小儿子而远放嫡子。
对此，其谋臣沮授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权位之争，如同一只兔子奔至街口，许多人都会上前追逐，如果一人捕获了，那么其他人纵然心有贪念也会悉数而止。如今袁绍的做法，则恰恰是将兔子扔到儿子们面前，这争相竞逐的背后只怕便是分崩离析了。
的确，袁绍的扔兔举动，让冀、青、幽、并四州的部将们人心思变。对于一个庞大的组织，从外面杀，一时是杀不死的，但当内部开始紊乱时，灾祸便无可避免了。
建安七年（公元202年）五月，袁绍病逝，临终遗命立袁尚为嗣子，然而当长子袁谭回冀州奔丧时，父亲的丧礼也成为了兄弟反目的开端。一个是自拥重兵的长子嫡兄，自称车骑将军；一个是尊父遗命的继室幼子，同样领大将军职。当兄弟内讧，闹得不可开交之际，乘机北上的曹操则坐山观虎，收渔翁之利，将袁绍辛苦打下的领地收归囊中。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春，曹操乘袁尚出兵攻打袁谭之际，由洹水直捣邺城，曹军猛烈攻城两月之久，最终曹操横下心来，决漳河之水灌城，洪水席卷，兵败城破，至此，袁氏数代创下的基业悉数摧毁，这四世三公的名门望族也终告没落。
常说红颜是祸水，此话在袁家倒是名副其实，因为袁绍的混乱家事便源于刘夫人的阵阵枕风，而这位刘夫人也便是日后一手促成甄洛与曹丕姻缘的始作俑者。在她的心里，与其说甄洛是儿媳，不如说她是自己保命的工具。
只可惜，袁家诸子没能像母亲一样幸运偷生，长子袁谭死于战乱，甄洛的丈夫袁熙则与弟弟袁尚一同逃亡辽西乌桓公孙康处。富有野心的小儿子凭一己之勇妄图夺取公孙康部众，不料被其识破。就在甄洛改嫁于曹丕的三年之后，她的前夫袁熙死于公孙康之手，其头颅被献于曹操请功。
奔兔祸，邺城破。五年夫妻，聚少离多，在以后的岁月中，甄洛偶尔会想起那个平凡的男子，纵然他不像曹丕一般出色，但也曾给自己短暂的温暖。
当战争将一切打乱，便只能，死生由命，富贵在天。
人生若只如初见
袁熙外放幽州刺史时，甄洛留在了邺城，为的是侍奉婆婆刘夫人，而邺城告破之际，也正是刘夫人将儿媳推到另一个男人身边。
十七岁的曹丕，风度翩翩，正值英雄少年，在婆母刘夫人的命令之下，慌乱无措的甄洛缓缓仰面，尘垢难掩国色天姿，泣泪如同梨花带雨。看着目不转睛的曹丕，刘夫人一切了然。
“你不必为性命担忧了。”待曹丕离去，刘夫人如释重负地对甄洛说。
女人的容貌是最好的挡箭牌，所幸，当初将甄洛留在了身边。难得以残花之身仍能得少年将军青睐，刘夫人以婆母身份果断地替甄洛做了决定。
